1845年，法国当局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向马克思下达了驱逐令，马克思迁往布鲁塞尔。在那里，马克思完成了包含着新的世界观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阐释学说中的革命实践理论。之后马克思再度与恩格斯合作，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打下了唯物史观的坚实基础。他们还成功地改造了“正义者同盟”，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起草同盟纲领，发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共产党宣言》。
1848年3月，德国革命爆发。马克思返回科伦，创办了《新莱茵报》，总结1848年的欧洲革命。期间写下《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这两篇论文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用成熟的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事件的典范之作。
马克思不久移居伦敦并在伦敦定居。在此期间，他开始了《资本论》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的写作。《资本论》通过历史和逻辑高度统一的严密的科学论证，从理论方面揭露出资产阶级的本性。同时，他还积极参与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为适应国际工人运动新高涨的形势，1864年他领导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71年发表《法兰西内战》，1875年发表《哥达纲领批判》，并总结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进一步完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马克思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它们分别源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英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但这样的概括只是为了使学说变得更容易理解，其不足之处在于：不利于对马克思学说获得系统、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容易忽视各个部分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导致对学说的曲解和简单化。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思想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是无法彼此分开的，马克思的大部分重要著作也都没法做出明确的简单的学科、领域的划分。马克思毕竟不是书斋式学者，而是理论的践行者，是将理论与实践、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集于一身的思想家。从其理论、学说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从共产主义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从贯穿学说始终的实践观点——解释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把学说、理想同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分析、同现实的社会运动、同自身的革命性实践相结合这一方面看，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简言之，马克思是一个立足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远大的现实主义者。
马克思的理论历程是从黑格尔开始的。他曾一度迷恋黑格尔哲学，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深为丰富而广博的黑格尔哲学中对自然、社会及人类思维发展的辩证研究所折服。马克思曾打算写完《资本论》，再写一本关于辩证法的专著，用更为简要的方式把黑格尔庞大玄奥的辩证法体系的精髓阐述出来。但出于其他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完成。对于黑格尔，马克思有继承，也有超越，尤其是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方法论进行了批判。费尔巴哈的学说给马克思带来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同他本人关注现实、参与现实斗争、无情地批判现存一切的科学态度密切相关。将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他学说中独特的哲学思想。这一理论改造，不仅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科学论证共产主义学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他那独特的解释历史、分析现实并预测社会未来发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走向了成熟。
马克思明确宣称自己的哲学不是为哲学而哲学，其宗旨是服务于社会改造。马克思同意黑格尔对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意义的评价，这一革命是一次推翻封建专制和等级特权，使公民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地位的市民社会革命。但黑格尔又认为，这一市民社会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解放是人类解放的最终标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点和完成。马克思反驳了他的这一观点，论述道：法国大革命虽然实现了政治解放，但它极不彻底，它的意义在于为更深刻的彻底的人类解放开辟了道路，而作为市民社会基础的私有制，必然导致社会各阶级事实上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它是一种新形式的剥削和奴役制度。要实现真正的彻底的人类解放，就必须用社会革命取代政治革命，用社会解放取代政治解放，走向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从其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同以往的共产主义学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它既不指望开明的资产者的恩赐，也不寄望少数富于同情心的空想家的实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源自现实、改造现实的一种运动。这个运动根源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其推动力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和斗争；随着大工业发展而日益壮大觉醒的无产阶级则是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在这场运动中，无产阶级的使命是解放全人类，以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经典论述，简述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和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基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这时，社会革命的时机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人类历史的进步、社会形态的更替就是这样发生的。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封建制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制社会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
马克思用更大的精力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运动。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就是一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过程的巨著。这部二百余万言的著作通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等方面的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实际上也是在阐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条件、进程和必然结果，即资本主义为何必然灭亡、如何走向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然性。
《资本论》中除了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也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因而也被人们称作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
正如前面所说，马克思不只是思想家、理论家，更是一个实践家、革命家。他与工人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同恩格斯一道通过大量的工作，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把学说同“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联系起来，将理论锻造成无产阶级革命武器。他曾相继主编过《莱茵报》、《德法年鉴》、《新莱茵报》，并给许多进步报刊撰写文章，运用自己的理论学说抨击旧世界，指明历史发展方向，扩大自己的学说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工人和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理论历程是始终与他的实际活动相伴随的。
马克思本来可以走他父亲为他选择的道路。如果那样，他就可以至少为家人提供一个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就不至于使他的一对爱子、一个爱女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先后夭折，更不至于常常忍饥挨饿、四处流浪、没有祖国，遭到半数以上的欧洲国家的驱逐……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动摇马克思在中学时代立下的，为人类的幸福甘愿承受个人困苦的宏愿。1880年夏末秋初，美国新闻工作者约·斯温顿同马克思在海滨漫步时曾问他：“人生的最高法则是什么？”马克思沉吟良久，回答道：“斗争！”“斗争！”这也是马克思对自己战斗一生的精当概括。在他辞世的最后几年里，他深陷于疾病的折磨中，他一生的爱妻燕妮和长女都先后去世，在精神和情感上给他带来了难以抚平的打击。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他的伦敦寓所中与世长辞，人们把他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去世后，马克思的学说在全世界继续传播，被资产阶级统治者称为共产主义的“幽灵”的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工人、大众所了解和熟知，并为二十世纪众多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思想的源头，为革命积累着巨大的政治能量。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本人，则作为一名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献出了毕生精力的思想家、革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在人类历史上就恰似一颗璀璨的明珠，照耀着人类，指引着人类走向自由与解放的新时代。
约瑟夫·普利策——新闻传播界的传奇报人
约瑟夫·普利策是世界公认的报业巨子，是美国历史上光彩夺目的新闻界人物之一。
初到美国时，普利策一文不名，但凭着不懈的努力，陆续购买了《西方邮报》、《圣路易斯快邮报》和《纽约世界报》，并对报纸进行了改革，使它们成为当时美国著名的大报。在他的新闻生涯中，他为使新闻成为社会公认的一门学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一生标志着美国新闻学的创立和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他曾捐赠200万美元创办世界第一所新闻学院——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普利策逝世后，后人根据其遗嘱创立美国新闻界最负盛名的普利策奖。
约瑟夫·普利策1847年4月10日出生于匈牙利的马科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个粮食富商，德国籍的母亲则是笃信罗马天主教的教徒。老普利策在布达佩斯退休。约瑟夫在该地私立学校和私人教师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后，母亲再嫁，他和继父布劳相处不好，他因此在家里吃了不少苦头，一心想要外出独立。普利策17岁时便离开了布达佩斯。
普利策是偷渡到美国的。上岸后，他花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抵达纽约。经过一番周折，他成了林肯骑兵队里的一名战士。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纽约城里挤满了找不到工作的退伍军人，年仅18岁的约瑟夫·普利策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会讲匈牙利语、德语和法语，但英语不怎么好，这成了他在纽约找工作的一大障碍。无事可干的普利策时常在纽约街头流浪，望着熙熙攘攘的派克大街，想着自己的出路。
最后，他决定到德国人聚集的城市圣路易斯去，在那里兴许能找到份工作。
在这种希望的驱动之下，普利策穿越美国1/3的国土，来到了圣路易斯城。此时他已身无分文。圣路易斯也并非如他想象中的那样好，他还是经常失业。他先后当过船台的看守、舱面水手、饭店侍者等，经常干不了多久就被解雇，只好另找工作。
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普利策也没忘记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文，博览群书。他一头扎进圣路易斯的商业图书馆，学习英语和法律。
事业的最大转机发生在图书馆的棋艺室里。在观看两位常客弈棋时，他对一步棋的精辟论断使弈棋者震惊。弈棋者便和他聊了起来。凑巧的是，这两位弈者都是德语大报《西方邮报》的编辑，他们从普利策的讲述中了解到他的情况，很快就给他推荐了一份工作。
4年之后，1872年，年轻的普利策已被誉为一个不知疲倦、有前途的记者，当报社濒临倒闭时他又得到报社的控股权。25岁时，他成为一个出版商，此后做出了一系列精明的商务决策，使他在1878年时成为《圣路易斯邮报》的老板，以一个前途辉煌的人物出现在新闻界。同年，他和一位名叫凯特·戴维斯的华盛顿社会名流女士在新教圣公会教堂结了婚。
曾经是圣路易斯贫民区大街上的流浪汉，并被奚落为“犹太小子乔依”的匈牙利移民小伙子，现在彻底脱胎换骨了！普利策加入了美国籍，成了美国公民。作为一个演说家、作家和编辑，普利策衣着考究，留着红褐色的胡子，带着夹鼻眼镜，很快融入圣路易斯的上流社会，享受着华丽聚会上翩翩舞姿和园林中骑马的乐趣。这种生活方式在他执掌《圣路易斯邮报》后便中止了。詹姆斯·怀曼·巴雷特，《纽约世界报》的最后一任城市版编辑在他撰写的传记《约瑟夫·普利策和他的世界》一书中，简要描述了普利策在执掌《邮报》时的情景：“从清晨伏案直到午夜甚至更晚，对报社的一切均事必躬亲”。为了能让公众接受他的报纸，普利策大肆刊发调查性文章和社论，攻击政府腐败行为、富人偷税漏税和赌博成风。这种平民主义的诉求颇为奏效，发行量急遽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