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最真挚的感情是忠贞不二，最公正的裁决是没有例外。每个人的言谈话语不尽相同，但归结于哭笑来看，其声调全天下不会有什么两样的。贵贱贤愚各有不同，但用人的生死来比较，全天下却没有什么区别。天下的道理也就是如此而已。贤明的君主在上，条条正路畅通，人人则都能畅所欲言。而君主不能从这个人的言论中有所得，也会在那个人的言论中有所获。也许起初会觉得人们的议论杂乱不值得听取，然而众人议论利害往往是详尽的，评判是非往往是鲜明的，作为君主只要能做到审慎地择取就成了，无需忧虑什么人们的议论不一致。世人谈论朝政大都说："谋划的人过多，就无法有统一的意见以供采用。"议论多了，只能败事。朝廷上大家都各执一词，只能搞乱人们的思想。议论多了，只能使人不知所以，不"明这一点的人而有所惑有所败，不在于别人议论的多少，而在于自己采纳意见时不够审慎。假若尧、舜、禹、汤、文、武等君主在上面掌权，也一定会在各种不同的言论中，去发现不同凡响的见解。议论愈多，道理就会愈明，见解也就会愈深刻。又怎么会至于议论多就会使人迷惑、进而由迷惑导致失败呢？听说宋仁宗当朝时，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相继辅佐朝政。每当朝廷有大事时，都会议论纷纷，许多天议而难决。司马光与范纯仁称得上是最要好的，然而他们共同权衡某一事时，也要争论数十次而不厌。那些所谓多日议而不决又不感到厌烦的当政者，当时又何曾忧虑到议论多就会惑人败事呢？用最诚挚的态度，来对待不同的议论，议论者就会知无不言，而听者也不会感到厌烦。即使自己早已胸有成竹，也应当让欲言者把话说完。
我既取必于人而人不能取必于我圣人之于天下，惟其我既取必于人，而人不能取必于我。夫是以天下惟圣人之为听。何者？我取必于人，则权在我；人取必于我，则权在人。人不敢为而奔走天下者，权也。以奔走天下之具，而委之于人，则欲富者富，欲贵者贵，如执券取偿，其势不得不应。其势既应之，则在我之富贵有限，而彼之欲无穷。置而不问，则怫然有所不平于其心。夫圣人者不牵于天下之私情，而务合于天下之公议。必其有可以得富贵之理，然后遗之以富贵之资。故得之则释然有以自慰，而不得者亦慊然有以自愧。
[译文]君主对于整个天下，只能由我从别人那里任意获取，而别人不能从我这里随便得到。这样，整个天下的人才能都听从君王的旨意。为什么呢？我可以任意从别人那里有所获取，权力就等于掌握在我的手里；若别人能从我这里可以随便有所得到，权力就等于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人们之所以不敢妄为并能为国家奔忙，在于被权力所制约。如果把这种权力交付给别人，想发财的就发财，想当官的就当官，如同手持债券索回债务一样，那么君主就不得不去应付这种局面。君主既然应付这种局面，就得有所兑现，可是他手中的财富和官职有限，而人们的欲望却无有穷尽的。如果君主置之不问，人们的心里就会忿忿不平。君主是不应为天下之私情所左右的，而他要从事的一定要合乎天下的公理。不论是谁，他只有具备了获取财富和官位的情理，君主才能赋予他财富和官位。这样，得到财富和官位的人，才会心地坦然，并有所自慰；而没有得到财富和官位的人也心服无怨，并有所愧疚。优容奖借以作天下忠直之气昔梅福言于成帝日："自阳朔以来，天下以言为讳，群臣皆承顺上旨，莫有执正。取民所上书，陛下之所善，试下之廷尉，廷尉必日："非所宜言，大不敬。""至于犯颜而谏，苦口而诤岂人臣之所乐哉？非其所乐而奋然为之，是必有夫不顾私者而夺之也。而人主于此，顾方痛抑而深沮，怒之未足，而继之以斥，斥之未足而继之以诛。士亦何望而不为谄谀佞媚以自取疏外也哉？且汉高帝之创业，光武之中兴，当时言听计从无以龃龉，宜不复有阿容而不尽己意者。然诏群臣择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卢绾，皆言太尉长安侯卢绾功多可立；光武大会群下，问谁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阴兴可。附会投合，卒无一人异辞。彼二君好贤乐谏，如此之切而当，时犹有承意顺志逢迎阿附之风，况夫斥之诛之而使之不敢言耶？人主正当鉴自古人臣希合之弊，而为优容奖借，以作天下忠直之气。就使其言时有不中于理，犹当和颜开纳以屈于天下之公论。人心之所同是者，恶可以却而不听也哉！
[译文]过去梅福对汉成帝说："自阳朔年间以来，天下人都不敢向皇上直言，群臣都顺从皇上的旨意，没有谁能主持公道。取来百姓上给朝廷的申诉书，陛下感觉有道理的，再试探着把它转到廷尉这一级官吏手中，廷尉一定会说："这不是百姓所应该说的，是对皇上的冒犯。"至于冒犯君主而直言劝谏，苦口争辩，这难道是人臣所愿意做的吗？不愿意做而奋然去做，这必然是不顾私利的据理力争。而君主对待这种人，常常是无法接受而极力压抑。发怒感到不够劲，就予以排斥；排斥还觉得不够劲，就诛杀之。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也还期望着什么而不向君主献媚取宠去自取被君主疏远的呢？汉高祖之创业，光武帝之中兴，当时他们对左右大臣言听计从，从无抵触，也没有以阿谀求容身而不能充分表达自己意见者。然而当汉高祖下诏令群臣选举有功劳者作燕王时，群臣知道汉高祖想让卢绾作燕王便都说太尉长安侯卢绾功多可立为燕王；光武帝大会群臣，问谁可以辅佐太子时，群臣迎合光武帝的心意，都说太子的舅舅阴兴可为。群臣都附会投合，最终无一个人持不同意见。那二位君主好贤并乐意接受劝谏，是那么真切而实在，可还时常出现承意顺志、逢迎阿附之风气，何况那些对直言者加以排斥和杀戮而使臣下不敢言的君主执政之时呢？君主正应该警惕自古以来臣下迎合君王之弊端，以宽容的态度和采取奖励的措施振作天下的忠直之风气。即使有的言论不符合情理，也当和颜悦色地去听取，以及时了解天下公论。所有人都认同的东西，怎么可以弃之不听呢？
于名有所不敢诱于势有所不敢违人主之有为于天下者，不可诱于古人之美名而忘今日之大势也。夫诱于古人之美名而忘今日之大势，则其施措置必有龃龉而不顺其所为者矣。太宗欲袭封刺史，亦庶几于三代之所为，然而功臣不乐。名则美矣，而势有所不顺也。后周以来，至于南北之际，而不免于乱亡。房瑭效车战于陈涛之役，而卒以取败。名亦美矣，而势有所不顺也。势之所在，在古之礼乐不用于后世，商周之质文不袭于虞夏。其初非圣人制之耶？而后之圣人革之，不以为嫌。夫亦顺其势而已矣。周公之井田历三代而后备，至良法也，而齐侯变之为内政。内政之兵，非不强也，而太宗乃近取周隋之制，葺而为府兵。太宗亦岂不能复古哉？自桓公不能从井田之制，太宗不能从内政之法，夫亦顺其势而已矣。不顺其势而徒诱于其美名，是犹以乡饮酒之礼而理乱秦之市干戚之舞而解平城之围，不可得也。故夫人主之为治，于名有所不敢诱，于势有所不敢违。
[译文]君主要想在治理天下中有所作为，不可被古人的美名所诱惑，而忘了当今之大势。君主被古人的美名所诱惑而忘了当今大势，那他所做的必定有悖于形势有悖于他的事业。唐太宗想让刺史世代相袭，这与夏商周的做法近似，然而功臣不满意。因为那名义上虽好听，却不顺乎当时的形势。以致后周以来，以至南北朝期间，一直都未能避免战乱。房瑭效仿古代的车战，在陈涛却以失败告终。因为名义上虽好听，却不顺乎当时的形势。受大势的影响，古代的礼乐不适用于后世，商周时朴实的风气并不是从虞夏沿袭而来的。最初的礼乐难道不是圣人制出的吗？而后代的圣人变革它，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这也是在顺应形势。周公推行的井田制是经历了三代才完善的，应当说是很好的举措，而齐桓公却把它变之为内政。内政之军队，不是不强大，而唐太宗却采用了近代周隋两代的制度，将它完善为府兵制。唐太宗难道不能复古吗？从齐桓公不去沿袭井田制，到唐太宗不去沿袭内政法，也是顺应形势而已。不顺应形势，而为什么美名所诱惑，就如同以古代的乡间饮酒之礼来治理战乱中的秦国都市，用古代的干戚之舞来解汉高祖的平城之围，是不可能如愿的。因此君主要想实现天下大治，不必去追求前人的什么名声，不要违背天下发展的大势。小惠未遍民弗从
鲁侯弗于衣食而必以分人。曹刿日："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以为惠而不知为政。夫衣食之利私也，而鲁侯子产割以与之岂不为美哉？而曹刿孟子不之信，何也？其大者不立，则小者不足以动人也。[译文]鲁侯从不独自享用衣食，而总是把衣食拿来分给众人。曹刿对此评价说："这种小惠不可能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因而天下的百姓是不会因您这么做了而顺从您。"子产用他所乘的车子帮助别人于溱洧之地。孟子认为这是一种只知施小恩小惠而不懂得以处理政务为首要的做法。衣食之利是个人享有的，而鲁侯子产却能割舍给别人，难道不是一种美德吗？但曹刿、孟子并不以为然，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大的方面没有立起来，在小的方面做得再好也不足以让人感动。一言足以于感动人心而固结之意之所不期而分之所不及者，为能动人。
彼其军旅之贱，而得拊劳之勤，固已不啻纯绵之温。而奔走之卒，领吾君悯默之意，亦已逾于五祷之赐。人主之于天下，又焉用汲汲于财，而后可以用为哉？艰难多事之时，一言足以感动人心而固结之。况天下无事之际，苟能爱养存恤抚之以德辅之以仁，则天下之所以感吾君者宜如何也？故其国非山河之固而不可破，非甲兵之守而不可攻，则人心之固结而已。
[译文]昔日楚王攻打萧国，军人多因少衣而受冻。楚王巡视三军时，抚摸将士的衣着而勉励他们，三军将士一时如身加棉衣而感动。唐德宗在奉天时，派人刺探敌军的军情，所派之人因天寒，请赐衣服，但德宗一时找不到衣服给他，只是向他表示了关怀，还是把他派了出去。这位士兵如期完成了任务。这二位君主处在艰难之中，用人不能给予实惠，而仅仅用空话让人感到愉悦；人们尽管得不到实惠，而愉悦于空话。这是什么原因呢？人的心态大多是，从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人那里得到百金的恩惠，并不觉得多么重；而王公大人对下面的人说一句话，下面的人都会因为意外而引以为荣。人们始料未及和他们的地位本不会得到的得到了，最能让人激动。那些军队里的一般士兵，能得到君主的慰问，那自然不亚于棉衣给他们带来的温暖；而那奔走的士兵领悟到的君主的爱惜之情超出了五套衣裤的意义。
君主对于天下的臣民，何须用有限的财物去施恩于他们，然后才再去用他们为自己效力呢？君主处于艰难多事的时候，一句话就足以感动人心，从而把人们牢固地团结在自己周围，更何况在天下太平之际？君主如果能做到对臣民经常关怀，用德去抚慰他们，以仁去帮助他们，那么天下人感激君主的行动，会是怎样的啊！其国并不是因为山河险固而不可破，也不是因为军队的严守而不可攻，是因为其人心一致坚不可摧。物之以顺至者必当以逆观物之以顺至者必当以逆观。天下之祸不生于逆而生于顺。剑盾戈乾未必能败敌，而金缯玉帛每足以灭人之国；霜雪霾雾未必能生疾，而声色游畋每足以殒人之躯。久矣，夫顺之生祸也。物方顺吾意；而吾又以顺观之，则见其甘而不见其毒，见其吉而不见其凶。溺心纵欲，盖有陷于死亡而不悟者。人之有为于天下，盖不可以不如此。
[译文]事物顺利而至的，一定要注意观察它的反面。天下之祸，不是产生于于人不利的时刻，而是产生于顺乎人意的时刻。剑、盾、戈、戟等兵器未必能打败敌人，而金、缯、玉、帛等物品却往往足以毁灭一个国家；霜、雪、风、雾的气候未必能使人生病，而声、色、游、猎却往往足以损毁掉人的身体。时间久了，顺心的事往往产生祸患。事物顺乎我的心意发展，我又从合乎自己意愿的角度去观察它，那就很容易只看到它好的一面，而看不到它有害的一面；只看到它有利的一面，而看不到它危险的一面。沉溺于纵欲，常有到死都不醒悟的。人若想在天下有所作为，不能不对此有所认识。利不十者不易业功不百者不变常利不十者不易业，功不百者不变常。贤君之治天下，而或至于易业变常者，亦权其利害之轻重而已。是故缇萦纳身以赎父罪，文帝为之变治。王缙削爵以请兄，肃宗为之推恩。夫汉唐之主，岂欲挠不刊之典而悦女子辅臣之意哉？盖子弟之愿获伸，则孝弟之风浸广，忠顺之俗始成。挠不刊之典，而可以成忠顺之俗，广孝弟之风，其利害孰轻而孰重耶？
[译文]利润不达到十倍，不要改变所经营的项目；功效达不到百倍，不要变更正在执行的法规。贤明的君主治理天下，有时即便改弦易张也是权衡了利害之轻重之后才行动。缇萦以卖身为奴来赎父罪，汉文帝为此改变了有关规定；王缙请求削爵来减轻对兄长王维的处罚，唐肃宗为了王缙降恩于王维。汉、唐这两位君主，难道更动法典只是想取悦一位女子和宰相吗？恐怕是因为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孝悌之风就会形成，忠顺之风就能形成。更动了不容更动的法典，却可以成就忠顺之风，推广孝悌之风，其利害那个轻那个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