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梅
（纪实文学）
一
梅国桢医生真是生不逢时，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将他的一切宏伟设想踏得粉碎。
这时的他，刚跨而立之年，有一个温馨的家——漂亮的美国妻子、两个中西合璧的爱子，更有一个让他决心为之奋斗一辈子的肺科事业。
前程，想来该是多么美好！
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回国的梅博士，接受石美玉院长的聘请，来到上海伯特利医院。他踌躇满志，一心想开个肺科病房，从事他的肺科专业。他觉得，国内患肺结核的人比较多，自己是一名肺科医生，姨母应该首先建个肺科病房，收治肺病患者，也使自己的技术得到发挥。
但既是姨母、更是院长的石美玉与他意见不合，觉得梅医生的考虑不现实。想让他按她的安排干上几年后，接她这个院长的班。
石将梅视如己出，梅从小当姨母为第二个母亲，两人间却为这闹翻了。他负气从上海伯特利医院出走，应布朗院长的聘请，带着妻子史维美和两个儿子，来到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
他的梦想在弋矶山医院就要实现了。肺科病房有20张床位，这让他很满意。新上任的主任开始筹划肺科的未来发展。受过美国护理专业教育的史维美则在院长的安排下，任秘书兼英文打字员。
但三个月后爆发的七·七事变使他的这个梦想从此成了一生也未能圆的梦。
紧接着，日军占领了六朝古都，开始了长达40多天血洗南京城的大屠杀。南京城内外尸横遍野，流血漂橹！莽莽原野，到处有埋不尽的焦骸腐尸；滚滚长江，天天漂浮着哭鬼冤魂的尸骸。
屠城的血雨腥风，眨眼弥漫到距南京仅百十公里的芜湖城乡。惊恐万状的百姓们拖儿带女、肩挑手提、局蹐步行、成批向内地撤逃。病伤者激增，又有间日疟爆发，患者不断被送到弋矶山医院来。在路上日晒夜宿、未及治疗、毙命道旁的则无法计数。
弋矶山医院——这座缘山势而建、临长江风光的美国教会医院，远可眺百舸争流，近可听涛声拍岸，整座楼群为猩红的墙体、配以洁白的抗战前夜的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1888年由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迄今已有120多年历史。1942年4月-1945年11月被日军占领，改名为“陆军医院”。
医院楼前左一为梅国桢医生，右一为史唯美，两个小男孩是他们的儿子。
窗帘，在一江碧水、一片蓝天的交相辉映下，耸立于长江岸边，显得分外圣洁。但此时，战火狼烟完全遮蔽了这片风景秀美的圣洁之地。
宽敞明亮的大病房里，左右两排约20张病床已经住满了伤、病员，来院治疗间日疟的患者非常多，几十天里，收住的恶性疟疾达到297例，死亡率很高。肺病咯血的人也多了起来。因救治的需要，肺科从20张病床急剧扩充到80张床，占内科病床总数的一大半，但床位仍不够用。
战争爆发后，一切秩序都被打乱了，病房没有了内外科之分，医生们因战时的需要，什么病都看，什么手术都做。梅医生虽然在霍普金斯医院产科、外科实习了两年，毕竟是一名肺科医生，但战乱时期，顾不得那么多了，连眼科的手术，梅医生也照样得做。
在日军占领芜湖后的第一个恐怖之夜，梅医生、史维美与全院医护人员都被围墙外日本鬼子开枪杀人的射击声、男女老少的呼号声、声嘶力竭喊“救命”的女人尖叫声及建筑物烧爆坍塌的隆隆声骇得惊恐万状，感到世界末日已经到来。一夜内，有三千多女人、儿童翻过医院围墙进来避难。第二天一早，梅医生与医生护士们收治了好多被鬼子的子弹和刺刀射穿的、捅伤的大人孩子和遭兽兵强奸的女人们。住院部大楼和平日宽敞幽静的院子里、草坪上、墙根下、楼道间，此时拥挤不堪，只要是能站脚的地方，到处是逃进来避难的平民、惊悸的孕妇、哺乳的妇女和受到严重惊吓的孩童，到处卧着、躺着呻唤不停的重伤员。昔日美丽的医院，瞬间一幅地狱景象，让信奉基督的梅医生每时每刻心悸肉颤。
病房里，史维美和其他护士正给那些遭受日本兽兵强奸的女孩子们做护理。她们蓬头垢面、下体都是血，神志因受到惊吓而目光呆滞、失神失语。史维美边做护理边淌着眼泪，觉得自己的心被揪扯一样的生疼、在流着血，手在不停地颤抖……她惊惧不已，实在无法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残暴、野蛮和兽性的侵略行径，更担心着下一时刻，不知会有什么厄运降临到医院里和全家人身上。
这天，梅医生凭借基本的外科手术技能，在忽明忽暗的无影灯下，不停地做了近40个小时的手术了，直做到所有的消毒敷料都用得精光。
医院的上空，仍有日机盘旋俯冲的刺耳嚣叫声、病房玻璃哗啦啦的碎裂声和噼里啪啦的溅落声。
从手术台上下来的梅医生，拖着木木的两腿，到病房查房。让他十分沮丧的是，术后的30人中，已有8人被送进了太平间。
妻子史维美感到实在无法天天生活在巨大的恐怖与度日如年的煎熬之中，反复劝说梅医生：“卫理（梅医生的基督教教名），我实在受不了了，这里简直是人间地狱、太可怕了！你还是跟我一同回美国吧，现在，只有我的祖国是最安全的了。你到美国，可以继续干你喜爱的肺科专业，可以找你的老师，学习更多更先进的医学技术。你在这里什么都不能做，恐怕连我、连你自己和两个儿子的性命都保护不了。我们马上就想办法回美国吧……卫理，你不要太固执了！”
梅医生内心非常痛苦、矛盾。史维美是1933年他在美国圣路得医院实习时相遇、相爱的。五年的夫妻情感，两个爱子的肌肤之亲，他怎么舍得让他们母子远涉重洋、从此骨肉分离两地？但他更不想离开祖国，尤其在国难当头时刻。
史维美怀着怨恨的心情，带着两个儿子，乘船经上海回了美国。回国不久的史维美，通过美国驻华领事馆辗转寄来的第一封信里提出，他如不速速回到她的身边、来美国定居，就要与他离婚！
这时，国内已有一些专家教授陆续出国，寻求安全庇护所。而最有理由走、最有条件去美国定居的梅医生，却没有走上这条远离国难之路。今天的我们，无法猜测梅医生当时的真实感受，无法想象眼见妻儿一步三回头、渐行渐远的身影时、他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但我揣度，此时此刻的梅医生，一定比任何人都痛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妻离子散、国破家亡。
烽火连天、辗转寄来的家书，被他撕了个粉碎，他泪眼婆娑、喟然长叹道：国之不国，家又何在？我怎么可以苟且性命于乱世、使我的两个儿子以我为耻呢？
当史维美打听丈夫生死下落的第二封信转到梅医生手里的时候，他已经在上海全身心地四处奔波，忙于完成“招兵买马”的任务了。
二
一寸山河一滴血！身陷“孤岛”的上海各界人士不分阶级阶层、不分宗教信仰，共赴国难。有志之士，无不枕戈待旦。
这年的八九月间，抗战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医药界救亡协会、救护团体自愿承担起慰问前线将士、救护战地伤兵、宣传复兴大业、征募抗战寒衣等任务。联合企业的老板、广告公司的经理、高等院校的教授、宗教界高层人士、银行职员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组织了医务委员会，先后派出了5支医疗队，转战河南渑池、太行山地区、湖北、湖南、云南、重庆等地开展战地救护。上海华人纱厂联合会出钱组建第六队，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队长人选。在杨聂灵瑜校长的推荐下，刚回到上海的梅医生，十分爽快地接受了队长一职，法国毕业归国的徐医生为队副。医务委员会与他俩商定了组队原则：第一，志愿参加，自愿退职；第二，来路不问，去路不究；第三，不论党派、不论政治观点与宗教信仰；须是身体健康的专业人员，敢上前线，敢于单独救护；第四，实行集体住宿制、大锅饭、统一制服；第五，工作对象以伤兵为主，市民为辅。
梅国桢等3名医生及王淑真等9名护士，外加秘书兼会计、事务员共14人，组成了先是名为“纱厂队”、而后更名的“新运第六医疗队”。
梅医生要上前线参加战地救护了，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从小为他这个独养儿子孤苦守寡、誓不再嫁、诸事都遂他心愿的慈祥母亲石云英呢？他3个月大时，父亲就因病故世，是慈母含辛茹苦抚养他。家里虽靠几亩薄田过活，却专请了个老学究，教他啃读孔孟之学，送他进教会学校。他漂洋过海赴美国留学的9年里，母亲想儿盼儿的眼泪都要流尽，终于盼到他光宗耀祖地回来了，出人头地、成家立业了，却又眼见他要慷慨赴沙场，母亲的心都要碎了，但深明大义的慈母只说了一句话：卫理，让魔鬼下地狱去吧。我会天天为你祈祷的！
1939年12月，梅医生带第六队携药品器材，经宁波到达江西吉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仁人志士使吉安名扬古今。抗战时期的吉安，则是中国东南战场的后方医院。
战时的条件异常艰苦，但伤兵医院的工作开展得很迅速。
新运第六医疗队到达战区后，驻军第十四后方医院拨给他们80张病床。医疗队成立了伤兵医院，建了4个病房，并修建了手术室、化验室。
一批批重伤员送来前，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护理，伤口恶臭，有的病员的伤口甚至长满了蛆！护士王淑真给一个伤兵换药时，从伤口里清理出的蛆足有一碗！她既感到恶心，又非常同情那位伤兵，那才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不是战争的话，他大概还在爹妈的跟前撒娇呢。伤兵们都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身上的虱子很多，有不少长有疥疮。因为外病内忧，伤兵们的脾气十分暴躁。刚开始，这些上海来的护士小姐很不适应，因为伤口恶臭，有的护士在换药时就用一只手捂住鼻子，伤兵认为护士嫌弃，一拳打将过来，接着连骂带吼，把护士吓得赶紧连声道歉、好言相劝，才平息了伤兵的怨怒火气。
伤病员们爱坐在太阳下捉虱子，虱子太多了。天天给伤兵开刀、换药、看护，与他们密切接触的医生护士也都在内衣上发现了虱子，有的甚至被传染上疥疮。医生护士们说，得赶紧想办法给伤员灭虱子、治疥疮。于是，建灭虱站、疥疮防治站、浴室、加强伤兵营养，就成了伤兵医院的当务之急。
队员们先在院子里垒起灶台，架起一口大铁锅，准备一个大木桶，医生们把伤兵身上的衣服都脱下来后，带伤兵们去洗澡，护士就把他们脱下来的衣服统统塞进大木桶，再将桶架到烧开的锅上，桶里进去蒸汽后，衣服里的虱子就成群结队往外爬，掉到沸水里，全部烫死了。因缺乏医用器械，医生护士们找来木材和竹子，自己动手制作了又廉价、又轻巧的“多马氏夹”，用于临床操作。
严冬季节来到了，队员们都缺少御冬的寒衣，医疗器械与药品也逐渐短缺。梅医生重回上海筹集这些物品，解决队员过冬衣物问题，同时想从上海再招募些医生护士。
由上海回江西的陆路不是被日军炸断，就是已被封锁。梅医生只好带着5名队员经香港转道回江西。
梅国桢等人住在香港九龙嘉林边道的伯特利教会学校里。抗战爆发后，石美玉院长将伯特利教会学校与医院从上海迁来，随学校来的，大多是无家可归的学生。他们从上海撤离时，亲耳听到炮声隆隆，见到空中飘飞着许多灰烬。辗转寄来的信封上，甚至散发着浓烈的硝烟味。他们离开上海时，老校址只剩下留守人员。撤离沿途苦不堪言，历经磨难。到了香港，他们便听说，日军将他们的宿舍楼烧了个精光。
梅国桢在伯特利没见到姨母石美玉。她将伯特利教会学校迁到香港后，便转赴美国。但梅国桢见到了自小与他亲如手足的“玉杏姐”即蓝如溪校长，还有从小与他一起长大的胡美琳校长。蓝、胡两位校长从菲律宾华侨抗日后援会募捐到数千美金，为医疗队购买了X光机、小型发电机、电疗机及其医药器材约30余件，梅国桢准备从香港转运到江西。
但陆路交通线已被日军封锁，只能航运。梅国桢给新运会干事黄仁霖拍电报，说明医疗队目前的困境。
过了两天，来港的新运委员会张秘书来见梅医生，说：“蒋夫人同意给你们拨航运款，这是飞机票。你马上到中航公司去办理转运手续吧。”
梅国桢听了十分高兴，队员们听说要乘飞机回江西，也都非常兴奋，说这是破天荒生平第一次乘飞机，立即收拾行囊，将全部药品、器械小心地捆装妥当。当天下午，6个人拖带着大小行囊几十件，乘飞机由香港起飞，晚间到达广东韶关，经南雄转乘汽车，于次日到达江西吉安。他们到江西后，上海医务委员会又派来第三、第四批医护人员共13人。
前后加起来有20多人。大家先是住白鹭洲的“伤兵之友社”，后来，自己动手盖了一间草房，权作职员宿舍，又盖了1间当礼堂，每周作大礼拜、为祖国流泪祷告。还组织了合唱团，除了为教堂演唱外，更多的是练唱《抗敌歌》《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凯旋》《前程万里》《长城谣》等抗战歌曲。
1941年4月，中国军队取得了上高会战的胜利。从百多公里外的上高和奉新战场上转运下来大批伤兵到各战地医院，但外科医生却严重缺新运第八医疗队合影。后排左一为梅国桢医生，前排右三为王淑真护士。
乏。身为骨科专家的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贝医生与沈医生两人一以十当，集中处理本院伤兵的全部骨科问题，其他医生则尽全力诊治复合伤、进行外科整形等手术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