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街路西的这家大医院，建于1956年12月（最早的院址在市内老一中原址）。曾创造过无数生命奇迹的这座住院部大楼，早已被现代化建筑所替代，楼前的一片荷塘，现在变成绿草茵茵的小广场。
人来人往一条街
小街真小，与人们的生死息息相关的，约数百米长的距离吧。
这样的一条小街，自有一种生命，在四季大小寒暑、天地风霜雨雪、日月阴晴圆缺的变化中，有为无为地，经历着一种潜在规律的循环，或可称它为“轮回”。
小街路西，是省里一家早有名望的大医院。上千张病床的科室中，产房、婴儿室是其中元老之一。算起它的存在，与这家医院一样，应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吧。每天都能看到，那些“大腹便便”、骄傲地扬着头、挺着肚儿走路的孕妇们，在家人的万般呵护下，走进了医院。太阳东升，那光芒的巨手推开一扇窗户的时候，又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降生了，那痛却快乐的伟大的啼哭声在庄严宣告：哇——我——来了！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产妇们是如何离开这条小街的？不得而知。
七八十年代，城里的产妇可能会乘仅开通的那辆公交车回家，或蒙头蒙脚地躺在铺有被褥的平板车上，由家人小心地拉着，一路颠簸而去；极少数有实力的，可能用了当时十分惹眼的小轿车将产妇送回家的；乡下农户呢，有的是毛驴车、马拉车，都可作驮运工具。那毛驴的两眉中间，被挂了喜气的红缨，昭示着自己不同凡响的使命。毛驴车上，簇成团、裹成朵的红花、绿叶的被褥，散发着特有的气味，给车上铺就了一层喜气。生了小尕子的乡下产妇，全身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一双彰显立功凯旋自豪感的眼睛，被自己男人和婆婆、小姨子们簇拥着，上了“驴的”，喜气洋洋地离开了医院。那小毛驴在男主人炫耀般响亮的吆喝声中，撒开蹄子，欢快地敲打出“咯噔咯噔”的节奏，赶往乡下家中。
生死轮回是生命的规律。新的生命推开了一扇窗户，让人从胚胎期孕育成形、又从摇篮里走出来，一路走啊走，直到走向生命的尽头；死亡则开启了另一扇门户。有生必有死，有死又有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延续不断，才使人类从古走到了今。生死的话题永远是相伴相随的。
所以，从这家医院里出来的，也不都是生还之人，亦有人魂分离殪没生命的。当然，这样的无生命者是从医院的另一个门出去，被致哀的人们吹吹打打地护送走的。这既反衬生者的神圣，亦是为了死者的尊严。
我就觉得，这条小街是“浓缩”了许多人的生命的，或说许多生命的全部，几乎都在这条小街上浓缩了，包括它轮回的意义……
有了死，便有了丧葬礼仪之需。所以，小街的东边，也就是与医院后门相对的小街道上，就应运而生了七七八八的花圈店、寿衣店等祭奠装殓器物。说来有趣，几家祭奠小铺虽小，却有正规的店牌、响亮的店名和全心全意的服务承诺。那长方形的大幅黄色招牌上，有着黑粗的琥珀体写就的“命运”“夕阳红”“祖传名人、制作上乘”等醒目的字样；有“预定、制作寿衣、花圈；批发零售，昼夜服务”等内容。生需尊严，死亦需尊严。天堂有没有，或通往天堂之路有多遥远，姑且不论，生者帮助死者实现最后的尊严，却是人类自古有之的习俗。
我曾经在临床工作过多年。亲眼见过、亲手护理过不少生命垂危的人，亦参加过不少故世之人的告别仪式。最熟悉的同事中，有几人的故世让我十分难忘。一位是汪静涵护士长，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上海支宁来到这家医院，五六十岁时因患血癌在第二故乡宁夏过世。这位“十”“四”和“黄”“王”不分的护士长，平素总将自己的两条长辫子盘在护士帽里，并将额发遮得严严实实、一丝不露。她做事泼辣，风风火火，高喉大嗓，总是人未到，声已近。她护理过、参与救治过无数垂危患者，后来却因患癌症住院，化疗一次又一次，两条让小护士们十分艳羡的大辫子，因不断的化疗而掉发不止，尚不足花甲之年，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追悼会是全院大会的形式，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为一个普通护士专门隆重举行的。家人的巨大悲哀、老同事们的真挚情感、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与怀念——哭与痛交织，悬梁而绕柱，使悼念会场的空气令人窒息，让人的喉咙阵阵发紧。有一副挽联是这样写的：“一辈子写一个人字踏踏实实，数十年留两行足迹真真切切。”这句话就像是她一生精华的高度浓缩和概括，是一个人用一生的德行换来的。
另一位是外科一名老专家。他的资历与他青春热血支边、一生奉献医术的经历紧密相关。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吊唁大厅内外悬挂了两条条幅，将他的生平做了概括和评价。吊唁厅外的条幅是：“忠诚事业支援边疆奉献累生，专职治病救死扶伤功在千秋”；告别仪式大厅的条幅上，书有三十四个大字：“无影灯下四十寒冬酷暑一双妙手去病魔，手术台上万千折骨残体百日回春颂佗翁。”这应是一代支宁人的形象写照。
这两位故去之人，正是当年那些个意气风发、志在四方的青年男女中的成员。想当年，他们从当时国内最繁华的大都市，先坐了火车到兰州、又换乘汽车到了宁夏。当他们风尘仆仆、肩背手提、一路颠簸、陆陆续续出现在这座偏远小城的时候，便有意无意地，将京、津、沪、粤、湘、辽等历史文化名城或政治经济中心所特有的价值观传播到了这里。
这些个衬衣雪白、布拉吉飘逸的年轻医生护士的到来，开始为这条小街、乃至为整个首府小城，增添无数个起死回生、创造生命奇迹的神奇传说。
于今，当年的风貌和豪情不再，包括这两位故世之人，有十多人的骨灰，已被静悄悄地安放在了小城的某个角落。健在的人们，也都是耄耋之岁、古稀之年了。他们的第二代，正是承上启下、社会砥柱的负重年龄；第三代，则是那些耳戴MP3、甚至更新潮的玩意儿、动辄是某某fans、嘴里嘟噜着棒棒糖、起早贪黑地奔波在家门和校门之间的跨世纪青年。小街老人们的两眼虽已昏花，也还能从这些新潮青年的身上，依稀地辨认出第一代支宁人的最初“版本”来。
还有一名年轻的女医生，刚到这家医院工作才四年，就因患骨癌而病逝。在她临终的前几个月，还在一次演讲会上，用微弱的、一句一顿的缓慢语调，以自己对疾病、对人生、对死亡的亲身历练，倾诉了当个好医生、为患者精心诊治疾病的美丽梦想。最终，年轻的灵魂飘去了天堂，但她的梦想，却留在了世间。
小街很远的西端，曾有一个火葬场，院内一个破旧的木牌上，写了一句很美好的话：人的生命总会有结束的一天，这是自然的规律。所以，活着的人啊，可别太伤心了。对逝者最好的缅怀，是把他在人间历史中的美好部分发扬光大。
这条街真得不长，与人们记忆有关的，也只数百米长吧。
可这条街，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却也很长很长——这南来北往的小街，恰是生命轮回的一条街啊。
《黄河文学》2009年第19期
那一年，我们正年轻
那一年，当她到了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却被几张证据确凿的检查结果判进了血液病房。
这个噩耗传到大家耳朵里时，与她共事了大半辈子的老同事们都红了眼圈，有人更是涕泪齐下。我随几位护士长去探望她之前，我猜想，受到这么大的打击，她不知该是怎样的憔悴和沮丧呢？人啊，什么都可以有，就是千万不要有病。一住进医院，任你往日再有自信，再有精力，都会被恐慌、猜疑所代替。尤其一个“癌”字，会叫平日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棒小伙儿顿时瘫软在地的，何况一个还没享受上儿孙福气的女人呢？
可我一进病房，看到的情景却大大出乎我意料，只见脸色比以前明显苍白的她半卧在病床上，胳膊上输着液体，正在谈笑风生地与大家聊着什么，小小的病房里，充满了她爽朗的笑声和我们熟悉的南方普通话声。见她这副模样，我真怀疑她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绝症……看着她那张消瘦而颧骨更显突出的脸，我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涌了出来，屋里的声音似乎越来越遥远，我的整个思绪被拉回到了十多年前……
那一年，正是柳枝儿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初夏，我们五个叽叽喳喳的小护士，踮着脚尖，充满好奇地走进内科病房。
第一次穿上簇新洁白却有些绊腿的白大褂，在护士值班室的镜子前挤挤挨挨，左照右照，按照毫发不露的要求，将黑亮的发辫儿塞进白帽子，可觉得不称心，又扽出一丝刘海儿在帽边，再左右照照镜子，便端出一副文静而神气的样子，来到了护办室。
第一个理我们的，自然是科护士长，她叫汪静涵，从上海支宁来到这家最大的医院。汪护士长风风火火地从走廊的西头走来，人还没到，大嗓音就响了一走廊。
初次见面，我们很有些失望。一样的白大褂，在别的护士身上，显得松快些，唯独她穿着，倒像是裹在身上一样，使她那矮胖的水桶身材更显得圆滚滚的。除了“四”“十”和“王”“黄”不分的南方普通话给我们留下点印象外，她没有一点儿光彩照人之处。
那时的她，才四十来岁，却已配了老花镜，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护士就自忖高她一着。但每逢抢救重危患者，任你急出一脑门子汗，任你把皮肤下面那根泥鳅一般滚滑的血管左扎右扎，那针尖就是进不到血管里去。她二话不说，接过针头来，进针、回血、固定针头、调节液体滴数、踮起脚尖抬起胳膊往输液瓶里加药……娴熟利落得不得了，不由你不佩服。
有些往事提起来很不好意思，我们对青霉素皮试液、胰岛素等等药物稀释的换算步骤很没有记性，一次次向护士长求教。她总是两眼儿一瞪，先噼里啪啦给你一通：“你们这些猪脑子怎么责（这）么笨？
嗦（说）了多扫（少）遍都记不住！”然后戴起老花镜，指点着药品的剂量，极耐心地再次讲给我们这些“猪脑子”听。几周下来，混得熟了，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护士，故意学着她那不标准的普通话，当面用谐音称她“裤子长”，叫完后总要窃笑一下。她却不介意，装出气恼的样子，瞪你两眼，然后嘴一咧，跟我们又是说又是笑。
在内二科4病室9床住过一位患“糖尿病酮症、多发性神经根炎”的老年患者，左小腿上有一个鸡蛋大的感染伤口，护士长每次带我们一起去给他换药，手里的动作又快又轻，嘴里还和他聊着天。那段时间，患者一见她来给换药，绷紧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8病室有个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大高个小伙子，出院后再见到他，说是已经考上了大学。然而此前，当他脸色苍白、神志恍惚深陷在病床上的时候，他曾经绝望得想要离开人世，而带给他最多安慰的，是汪护士长……
她把我们看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时不时从家里端些好饭菜，来给我们这些住单身宿舍的小护士解解馋。这时，下了班、没穿白大褂的护士长，被我们看到了她腰板后甩打甩打的两条长辫子，便感到新鲜，又很有些眼热，正值青春期的我们，却没有这样的长头发，真让人嫉妒。
大家在背后评价她是刀子嘴，豆腐心。
但不久，却有人说“我恨她”。
她叫“小钢炮”——这当然是个善意的外号，是因为她矮胖矮胖的个头，还因为一次演出，她演“三句半”里的女民兵叫“小钢炮”，从此，大家都这么叫她。
“小钢炮”面如粉团，唇红齿白，说话奶声奶气，活脱脱一副妈妈宝贝的娇娇样。刚当护士那几天，走路一蹦一跳的，还穿着活像个阿拉伯大袍子的白大褂到照相馆来了张纪念照。有天早晨刚忙完治疗，我们几个赶紧溜到值班室，逼她拿出照片来欣赏。一看照片，大家都叽叽嘎嘎地坏笑起来。心直嘴快的“精豆子”举起照片指着说：“哈哈哈，这不是朝鲜电影里的‘八百工分’吗？咱们干脆给‘小钢炮’改个外号，叫‘八百工分’吧！”话刚落音，她先一头倒在值班室的床上，两腿踢蹬着嘎嘎嘎地坏笑起来。“小钢炮”急赤白脸地就抢照片，见抢不到，又去挠‘精豆子’的痒痒，我们几人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全忘了这是在病房里上班。
正放肆着，“裤子长”推开门，双手叉腰站在了门口，气哼哼地大声训道，上班时间都躲到值班室干什么？这么大的声音，不怕患者提意见？该干什么干什么去！紧接着又问：今天谁上临床班？去给3床患者导尿去，患者膀胱涨得难受，你们还在这里乱喊乱叫。
“小钢炮”刚要侧着身子从门口往外溜，一听护士长问临床班，只好站住，小声说，“我的临床班，可是……”“可是什么？”
“小钢炮”耷拉着眼皮，嘴撅起老高，戴好口罩，慢腾腾来到3床患者面前，想问什么，却没问，又回到治疗室，仍旧慢腾腾的，将操作盘端起、又放下，在柜子里翻了几下，看样子是在找导尿包，可没找到，就耷拉着脑袋去了供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