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大队小学任教的日子，在生活上，我饱尝了艰辛苦日子的滋味。但在感情上我却是富裕有余。当地缺菜少油，一天三餐都要自己动手做，最简便的饭食是白水煮面条，成了我的主食；衣服破了自己缝，对于男孩子来说，是天大的难事。只好在破旧衣裤里拣破损小的来穿。这些苦和难，磨炼了我的生存意志。我想到更多的是乍来昌马农村，人们穿的最好的是原始羊毛捻线织成的衣裤，被老乡们引以为自豪，比起他们来我可强多了。这些祖祖辈辈面朝黄土，无食蔬菜的人们不是也都过来了，他们有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悲欢喜怒哀乐嘛！我在这里3年时间，我结交了郭生财，高权祥、张长礼、张吉元、史志有、张德兰等农民朋友，最让我欣喜的是在这里我寻到了最爱——我的知青爱人。在东方大队小学教书的日子里，我们师生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改变环境和生存条件，自己种植校办农场庄稼，用劳动收入去补助家境困难的学生上学补贴；师生们自己动手倒土坯，修建校舍和厕所；师生们养猪养羊；植树造林美化学校和周边环境；为了冬天学生教室和老师办公地点的取暖，我们几位老师利用礼拜日跑到几十里地外的天生桥去拣枯树枝，还险遭野兽的袭击……通过劳动，净化了灵魂，贴近了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在东方大队小学任教的日子里，虽然日子艰辛，情感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在这里有两件事，使我的思想上曾产生波动。一件事，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学校学生学文化在次，主要是劳动——修建下放大队来办的公办小学的校舍和学校周边的环境的植树造林等。我们师生更多的是劳动，一天下来，还要自己做饭吃，累得精疲力倦，那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认真备课（教案是准备了，只是有些简单）。一位市上来的教育界领导，来基层检查教改问题，责怪我（公办教师是学校负责人），只红不专，对教师的教学工作敷衍应付不负责任。此君批评意见一出，让我好生委屈，学校建成了，力出了，反而得来如此评语和结论。那时候，我真有些放弃工作，去此地毗邻的肃北县“鱼儿红”当一位蒙古族式的牧民；也就是此一说，导致了第二件事的来临，让我数年奔走在上访路上，一直到1976年才得以解决。这要说到我的第一任学校“领导”黄某。我在东方大队学校时候，黄某已升任为学区教育专干，借此机会，将我和另一位在大队小学任教的知青出身的老师，在转正定级时，比与我们同来的其他5人的工资低一级。若不是我们2人和另一位同情我们遭际的同事的数次上访，得以纠正，为此事我们2人会抱怨终生的。
1973年，公社“农中”迅速发展，将我们所有在大队小学校任教的公办教师调入公社“农中”学校。开始了我在农村中学教学生涯。
在近5年的短暂日子里，记忆深刻的事情有4件：一是随着教改工作步入正轨，加上生活的安定，我在学校领导的安排下，从事语文课的教学，发挥了我的文学专长，我的语文课教学效果，用学生的“X老师讲课生动有趣，我们特别爱听他的古文课教学和作文课讲授”评语可见一斑。尤其让我自豪的是在全公社举办的教师写作比赛活动中，我以某大队小学女教师几年如一日背残疾学生上下学的动人事迹为题的写作，一举夺魁，引起轰动。
二是时任学校领导XX同志，发挥我在学生时代担任青年团支部书记做青年工作的特长，让我在“农中”负责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为了配合学校中心工作，我引导青年学生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争做好人好事；配合“农业学大寨”，掀起为农业服务的“大战一个月，积肥拾粪100斤”活动，利用课余和假日去完成。为了身先士卒，我身体力行，利用清晨时间，去牲畜放牧的河滩或草地拾粪，被人称为“比老农民还农民的老师”，我和学生刘生军、刘生花、郭志芳、富莲英、魏玉清、张玉金和阎文忠等建立了忘年师生之谊。
三是在这期间，我结识并得益一位叫张元科的老党员老贫农的许多教诲和帮助。使我在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并向组织写了第一份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申请书，为以后我的思想进步打下了基础。
四是在“农中”教学期间，我与公社“机耕队”（农机站）联系并合作，采取将学生的物理课教学“走出去”的方法。请工人师傅现场观摩给师生讲授，并实践操作，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驾驶的教学教练拖拉机——“捷克”出产的“热二五”，做过运输为学校接送公社最远大队的学生上学交通工具；还为学校办的农场，进山里拉羊粪……被当时的公社丁书记亲昵戏称为“不务正业的教书先生”。我感谢公社领导对我的赞语，更感激当年的农机站工人师傅高柏山和富登金等的真诚帮助和支持。
在农村10年，我也有过彷徨和动摇。在我灵魂深处有两件事震动很大。
一件事，是我招干又回到了原来公社任教。步我们第一批招工之后，许多往日的同学和插友陆续离开了农村。我也有离开农村的念头，不安心农村工作，但又无可奈何，只好面对三尺讲台（尤其是去了条件较差的大队小学教书）。有一年暑假我从兰州探亲返回到教学的农村，返程的敞篷汽车与招工离开农村的知青乘坐的汽车擦身而过，他们的兴高采烈的说笑声，与我的沮丧颓废的心境形成了剧烈的反差。那时已经年龄不小的我，是多么的羡慕他们这些幸运儿们啊，我对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农村真的失望和期盼，现在想起来还有阵阵不适感觉。这恐怕是人们所说的命运和机遇吧。
另一件事，是我遇到的一位（回乡）女知青与我的恋情故事。那是一位面貌姣好，心地善良的女孩。她不嫌弃我年龄大，却同情关爱我如亲人。只是由于我的父母嫌弃她是农村人，无法面对将来的同学和城市里的朋友，又道听途说她有心脏病的传言，而在好心人撮合成其好事的时候，拒绝了她对我的爱和情。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对不起这位痴心女和她对我的爱。值得欣慰的是，我后来又见到她，她不仅原谅了我的绝情和冷酷，而且她告诉我——她现在家庭幸福，身体也健康。对人对事，仍是那样豁达宽容，不忘我们在一起的欢乐与愉快，我心中的那份沉重不安的“十字架”终于可以放下来了。
四在完成“农村包围城市”而进驻城市的10年艰苦奋斗后，我终于走出了农村，完成了我的人生道路又一次转折，这应归功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原因是，我找了一个知青爱人。她被分配在（玉门）市区，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在我的多次申请和找领导苦求，才得到即将调离的公社一把手（丁书记）的恩准，办理手续离开了为之奋斗工作10年的农村；第二个原因，我在农村教育战线干的兢兢业业，有声有色。当初来的7人中，大多数人都已离开了此地。公社头头们，没有理由和借口再能阻挡我这个“有走心，没守心”的人了。
我去玉门市区学校的时候，一开始被分配在位于玉门市区北端的一所小学。在这所学校里，我呆了前后不到一年时间。但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主要是我遇到了许多的人和事，而被他们所感动。一位名叫王定瑾的女校长，她曾在昌马公社作为下乡知青带队人，我与她邂逅。只知她吃苦耐劳，对人热情。现在又与她共事并接受其领导，心情放松了许多。她虽说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她爱惜人才，尤其是对像我们这样下过乡插队知青出身的教师格外青睐。她在我的带课科目上尊重我的选择，推荐我上小学最高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程，使我所学知识得以发挥；她解决了我来市区无房住的困难；她是一位心直口快的爽快人，又是一位争强好胜的女性。前者使她在“文革”中成为“三种人”，后者又使她损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她争强好胜的忘我工作态度，感人肺腑。我去该校不久，全市区中小学举办体操（哑铃）表演比赛。为了争取获得全市学校比赛第一名的殊荣，她亲自带领全校几百多名师生，利用课余时间操练彩排。在临近比赛的日子里，她吃住在学校，嗓子都喊哑了，感冒发烧都不下教练场地，让人对她增加了许多敬佩之情。我仗着自己是男同志，试着替换她进行“喊操”发口令，结果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后来她因病逝去。还有一位叫丁志贤的老师，成为我的好朋友。他最大的长处是为人忠诚老实，知识渊博又谦虚谨慎。他的教学精益求精，浅显易懂很受学生欢迎；他对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学生的贴心人和交心者，这些都给同事们留下了极好的口碑。尤其是让我感谢的是，后来他调入市教育局，负责人事调配工作，在我爱人往兰州工作调动问题上，帮了很大忙，尽了不少力。我和爱人对他助人为乐的风格永记在心田，不敢忘。在这所学校里，还有赵蔚祖、赵作英、陈国栋、杜月英等同志都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和真诚的友谊。
1979年秋季，我调入了创办不久的玉门市第四中学任教，直到1985年离开教育战线去市委组织部工作。6年时间，我历经了人生二个“飞跃”。
一个是思想的“飞跃”。在农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何承祖、李树铭和马晓萍等党员同志的教育和帮助下，使我的思想进步产生了空前的飞跃，成长为一名为全人类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终生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个是从1982年开始，在学校党支部书记何承祖、副书记张军，校长马昕、副校长李树铭等领导和马晓萍、牛廷贤及杨裕兴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了我的广播电视大学的学业学习，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知识分子。在知识领域有了更高水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识上产生更高“飞跃”。除此之外，我在四中工作期间，结识了贾振云、陈一戈、纪学臣、李琳、魏国存、祁福禄、王兴辉、孔文革和马海明等一些同仁，感受到来自同志间的帮助。也有幸教过一些知书达理，后来有所作为的学生，如陈涌、马洪山、马玉慧、万宗平、陈惠玲、曹玉红、黄玉珍、张甸军、薛铭君和董健等学生，并与他们建立了师生忘年之谊。
五1985年，在我完成了“电大”学业学习的同时，又解决了我的入党组织问题，我成了玉门市自己培养的首届大学生，正式跨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与此同时，我的好友张振华从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向玉门市发来商调我和爱人工作调动的函件。当时在玉门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的我的同学周某，出于对“人才”的挽留，在与我的多次协商，后找到玉门市市长李某，决定不让我离开玉门，条件是：工作可以作以调整（原来意思是调出教育部门，让我去玉门市老干部局工作），这时，任玉门市委组织部部长的马昕同志，对我的情况进行了解，并针对组织部门急需有知识的人员充实其中的实际，经研究，正式发调令，安排我到玉门市委组织部工作，从而开始了我的从政工作。以上是我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真实情况。
我最初在组织部的主要工作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后来又主管全市党员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工作。对于干部任免工作由另一位与我同为“电大”学友，当时抽调在整党办公室帮忙的黄某同志主管。我对权位不是看得很重的，更何况我是刚从政，对人事工作一窍不通呢。我深知我在四中的校长、现在的部长马昕同志和我的同学周某（副部长）的考虑，好在有关干部问题都要经过上会讨论研究决定，自然不想知道也会知道的。应该说这两位领导同志对我寄予满腔热情和极大的关注和帮助，尤其是马昕同志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为了让我尽快地适应工作，他亲自起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文件提纲，起到抛砖引玉、纲举目张的作用，他的对落实知识分子工作“三不要”、“四个必须做到”等精辟论述和见解，至今我仍记忆不忘。
正是他的榜样力量，我在玉门市落实知识分子问题上作了一些工作。记忆最深的是对原玉门市三中教师张永幸同志关于生活作风问题的过重处理的甄别，其次是对原玉门石油管理局职工朱玉芳同志在市政单位工作时被“莫须有”劝退问题进行了查询，并按有关政策进行了解决和落实。我还按有关政策对省委组织部长流萤同志批示的关于60年代初退职回家的一些曾在玉门工作的同志上访材料，一一做了调查，并妥善处理。最让我难忘的是，我亲自调查了解并报告领导做了解决的是关于女知识青年刘薇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在党员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工作中，我所做工作：一是抓好全市党员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注重在生产一线和科技骨干中发展党员，向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尤其是重视在有理想有文化的“四有”人员中发展党员。对城乡中小学校，积极要求向党组织申请，符合党员条件，经评议合格者，一律发展其加入组织。值得一提的是，玉门市第一中学青年学生程（谐音）某，积极要求进步，经基层党组织审查符合标准，我专门进行采访和了解，发了专题信息，向省委组织部—组工信息》报告，在全省各组织部门宣传。
二是围绕新时期党组织建设问题，在领导的鼓励下，向上级有关部门提交了论文和材料。
三是为了弘扬共产党员先进模范事迹，我会同上级组织部门同志和市委宣传部同志共同对玉门市“下西号乡”带领农民致富的优秀共产党员殷志福的事迹，进行采写报道，推动了全市“党员先进性”教育工作。
四是结合新时期党员思想建设，在领导的支持下，对农村党员教育的“三会一课”制度进行了改革，结合实际，改为“党员活动日”，进行别开生面、生动灵活的思想教育工作。
五是响应市委号召，做好农村支农扶贫联系点的工作。在农村春耕季节，去单位联系点——玉门市（黄闸湾乡）黄闸湾村驻队劳动，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在基层呆了一月时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
六是在市委副书记张建唐、人大副主任陈建禄等同志带领下，在玉门市玉门镇农机修造厂参加深化企业机制改革试点工作近半年时间，在理论和实践上加深对“对外改革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指导思想的学习和理解，在思想认识上得到“飞跃”和提高，行动上付诸实现。
七是配合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教育，用省委组织部配发的“党员电化教育器材”，轮流在一些乡镇和市属单位放映模范共产党员的事迹，收到了表彰先进的作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