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找工作难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失业是很多人将面临的问题，做为普通劳动者，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因为工作表现差被炒了鱿鱼。只有工作稳定了，才有稳定的收入。现在的形势正应了以前的那句话：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2009年春天虽然到来，但何处是经济危机的谷底谁也说不好，危机时间的长短谁也说不清楚，专家、学者的话也是纸上谈兵，老百姓们也不再盲目冲动，看到房市、股市有点起色，也不以为已经冲破黎明前黑暗了，那也许只是回光返照，盲目的想抄底，可能适得其反。中国经济发展这三十年，老百姓手里多少都有些储蓄，用这些储蓄节衣缩食的生活几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本来就是家里的节余，用于备战备荒的。收回自己在股市的拳头，捂紧手里的钱袋子，是中国老百姓找到度过经济危机的捷径。要知道那些专家学者说一套、做一套，什么金融危机还不是他们弄出来的？老百姓能有本事弄出个什么金融危机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他们对此的研究已经达到精通的地步了，金融危机还不是先从他们那里开始的？大海没有盖子，自以为聪明和有点水性的人只管往里跳，淹死的往往是自认为会游泳的人。我们老百姓只能使劲扎紧储蓄这个钱袋子的口，保着里面的钱，即使不会增多，更不会减少。
美国人的应对危机之道——精打细算
美国也许是世界上发生经济危机最多的国家了，美国人民对经济危机都已司空见惯，虽然危机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但他们因应对危机的经验较多，还是很会过危机日子的，因我们不妨看一下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也可从中学习学习。
次贷这个词，已经成为2007年，甚至更久以后，都让美国人头疼的字眼。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切实感受到了次级贷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
2006年前美国民众早餐吃的牛奶麦片，一碗只要44美分，2007年已涨至49美分。不过，到了2008年，同样的早餐得花56美分才吃得着。全球食品价格上涨已经迅速地反映在美国各地超市的食品价格标签上，从奶制品到谷类食品再到各种肉类，几乎所有食物的价格都比2007年前有了明显上涨。洛杉矶地区当地平价食品超市中普通桶装牛奶价格每磅的价格大约在2美元左右，比2007年前上涨了30%，一种颇受欢迎的盒装速溶早餐麦片的售价则从4.2美元涨到了4.8美元，涨幅为15%。
随着粮价的飙升，美国人开始大量购买大米，为应对这一局面，大零售商们开始设置大米购买上限，这在二战以来尚属首次。粮食限量供应，这在以前似乎是贫穷国家的专有名词，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美国，它的人民也在抢购大米，这让人们觉得惊奇。在美国遭受了次贷危机的影响，人们对商品需求日益下降的时候，对大米的需求却越发渴望。
食物价格的升幅令老百姓无可奈何，价格上涨当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穷则思变，面对金融危机一切都在改变。美国人开始节省开销，恢复节俭的生活方式。信用市场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化使美国经济前景令人担忧，最普遍的现象是卖掉大屋，改住较小的房子，改用较省能源的汽车；自己割草，争取在家工作的机会，以节省每日上下班的汽油费；甚至为了节省喝咖啡的费用，自己买咖啡机磨咖啡。在超市里，手持从报纸广告上剪下的购物优惠券的家庭主妇女随处可见，曾经出手大方的美国消费者也开始学会了精打细算。疲于在2008年经济“寒冬”支付房租、养家糊口、维持生计的美国人，在购物时也开始把目光放在折扣商品上，在遇到便宜货时，同样会把“奋勇争先”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与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相比，低收入者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高企的抵押贷款，让一些房东不得不卖出自己的房产，或者直接面临抵押品资格丧失。房价跌了，物价却涨了不少，一向喜欢划卡贷款消费的美国人也变得抠门了。物价上涨正在改变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原来热衷买名牌，现在改成便宜货；原来常常下馆子，现在改成自己在家做；原来坐飞机讲究舒服，如今改坐红眼航班了（所谓红眼航班，是指航空公司的夜间飞行航班，一般是为了提高飞机利用率，利用夜间飞机空闲时间安排飞行，以便降低航班成本。因为乘客下飞机时多睡眼惺忪，“红眼航班”因此得名。其票价仅仅是普通航班票价的一半甚至更低）。以前美元坚挺，美国人吃的穿的用的，大多从国外进口。像一双在越南生产的某品牌运动鞋，到美国只卖29美元，这对于2006年人均年收入3.6万美元的美国人来说已经算是很便宜了。但是美元不断贬值，美国人也就不再享受这样优惠的低价了。
当所有东西都涨价时，人们也就接受了这种改变，但是人们还是愿意去不同的商店为买到更便宜的东西而货比三家。办超市会员卡作为一种省钱方法又开始在美国流行，人们还利用互联网，到购物信息网站寻找跨区域的优惠折扣信息，在一些“买一送二”的优惠活动中拣点便宜，囤积一些必需食品。
2008年金融海啸之警示
2007年夏，由美国住房市场泡沫破裂引发次贷危机，并不断向纵深发展，大批美欧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到2008年9月中旬迅速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这场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罕见，世界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一轮由次级贷款问题演变成的金融危机中，众多金融机构因资本金被侵蚀和面临清盘的窘境，这其中包括金融市场中雄极一时的巨无霸们。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于2008年9月15日宣告破产，成为这次金融海啸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作为全球金融枢纽的华尔街风雨飘摇，经历了一次“世纪洗牌”，数十家银行倒闭，总资产约400亿美元。当天，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6天后，美国前两大投行高盛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宣布转为银行控股公司。华尔街多年来由投行主导的格局不复存在，北欧岛国冰岛甚至因银行业过度扩张而使整个国家濒临“破产”。全球金融机构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所遭受的损失将高达1.4万亿美元，而截至2008年11月份已经暴露出了8000亿美元。布什总统对美国金融危机说了一句相当贴切的话：毫无疑问，华尔街是喝醉了，现在正处于熟睡期间。问题是它什么时候才醒过来，不再搞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资工具。
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发展，危机开始在地域、行业间不断传导深化，向实体经济蔓延，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危机，致使美欧日三大经济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严重减速。
这次全球金融风暴的发生，客观分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始作俑者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国次贷“金融创新”，美国“钱先生”追求最美“利小姐”惹的祸。用经济学的话来说，“资本”永远要追逐最大的利润。这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20世纪90年来以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获得了高速发展。次级贷款是美国房贷机构针对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群专门设计出的一种特别的房贷。相对于风险较低的优质贷款而言，这类贷款的还贷违约风险较大。
精明的华尔街精英很快又将这些次级贷款进行资产证券化，并且进行不断分级形成形形色色的债券池打包重组成金融衍生产品向外出售，牟取暴利，转嫁风险。这些衍生产品估值往往是由一些非常复杂的数学或者是数据性公式和模型做出来的，投资者只能依赖评级机构对其进行风险评估，而实际上评级机构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也没有采取足够的审慎态度。最终，这类失控的过度金融创新在活跃金融市场的同时，也埋下了风险爆发的祸根。
如果华尔街精英们的贪婪欲望收敛一些，如果金融监管部门在履行职责上认真一些，如果评级机构等中介组织在把关上负责一些，这场灾难或许没有如此大的摧毁性，或许不会发生。总之，这场金融海啸留给了人们太多的教训和警示。
警示一：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太远
这次金融危机带给世界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太远。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结果。
2007年底，全球金融资产是世界GDP总量的4.2倍，而全球衍生产品价值则是世界GDP总量的10倍之多。2005年至2007年，全球衍生产品价值年均增长高达41.5%，而其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4%。正是因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离，昔日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冰岛濒临国家破产风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国银行业总资产远远高于全国经济总量，当金融业面临崩溃时，实体经济根本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警示二：需要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
美国在金融监管方面一直相信市场的力量，普遍认为“最好的监管就是最少的监管”。一些高级管理人员片面追求经营业绩和市场地位，使风险不断加深、失控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一些投行高管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疯狂地去投机赚钱，追求短期绩效。
2007年美国五大投行在遭受次贷危机第一波冲击时，那些高管的奖金总额仍然高达400亿美元，2008年一些被收购银行的高管仍可拿着巨额奖金离开。
警示三：金融业风险监管必须消灭空白区
由于美国政府在金融监管上，只监管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对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没有有效监管。随着金融产品和业务的复杂化，美国在金融监管上存着诸多空白，许多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衍生产品都在政府监管之外。美国一些金融机构的创新就是以逃避金融监管为目标，过度使用杠杆，促进金融投机，通过金融创新获得利润，同时转移风险给普通的投资者。
警示四：必须有效隔离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风险
美国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金融风险都因为有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各自独立的运行和管理而得以被有效控制。但在1998年美国拆除了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风险隔离墙，这很容易使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部交差“传染”，也是这次金融危机在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同时传递、蔓延和放大的原因。
警示五：控制房地产市场风险传递
这次金融危机就是由美国住房贷款所引发，由于金融业深度介入房地产市场，当房价下跌时，金融业很快遭受重创。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虽然全国次级按揭抵押贷款只占全部商业银行资产7%－8%的比例，但次贷危机却对美国金融业带来摧毁性打击。
警示六：重构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
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在长期繁荣背后所掩盖的市场风险的集中爆发，全球金融市场体系必然面临新一轮的革新，必须建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让发展中国家发挥更大作用，加强国际在金融领域的联合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