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1991年经济危机已经过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清冷的寒冬，接着迎来喧闹的春天，百姓们也渐渐归于理性，不再盲目投机，金融市场暂且保持了风平浪静的局面。
继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之后，又有被称为“亚洲四小虎”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四个国家的经济在90年代突飞猛进。东南亚经济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危机”，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怖的词语，降临到它们身上，此后它们不再光芒四耀，不得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忙来忙去。从1997年5月开始，国际资本炒家乔治·索罗斯以他的量子基金为主对泰铢发动了攻击，他的这一举动推翻了多米诺骨牌。在很短的时间内，泰铢、印尼盾、马来西亚元、菲律宾比索兑美元的汇价狂跌；新加坡、韩国、台湾等亚洲三小龙也难逃此劫。刚刚回归的香港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经受住了打击，让乔治·索罗斯等人在香港金融市场上丢下大笔财富后狼狈而逃。
不但是东南亚受到了打击，美国纽约道-琼斯指数、英国伦敦和日本东京的股市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泥潭。
东南亚的繁荣与梦想
二战后，东南亚国家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南亚经济取得了比其他地区更快的增长率。尽管70年代中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但在70年代东南亚经济增长率仍高于世界其他国家。80年代上半期，由于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率也随之急剧下降。从80年代中期起，东南亚各国采取一系列大胆而有力的措施，调整产业结构，以出口导向为取向，发展加工制造业，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上升。1986年以后，东南亚经济终于大病初愈，恢复了以往强盛的发展势头，泰、马、印尼三国在1988年以后，经济就向鞭打拉车驴子一样迅速地疾速奔跑起来，各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为增加。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经济强劲增长，继而成为“亚洲四小虎”，亚洲开创了经济增长“龙”腾“虎”跃的可喜局面。人们美滋滋地巴望着“环太平洋经济带”的崛起，美国的权威经济学家们也发出了“二十一世纪将属于太平洋世纪”的前瞻性预测，东南亚的政治家们则忙着在洲际间飞行，穿梭于各种国际峰会。
90年代初期，相对东南亚的快速增长，西方发达国家却因1987-1991年的经济危机而仍处于迟滞、萧条的状态，就像一个年老体衰的老人又身负重担，步履缓慢，看不到一点儿明显的进步迹象。而东南亚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人员工资普遍较低，而这些国家普遍对环保没有严格要求，这就方便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利用东南亚这个最美妙的淘金区，这里赚钱容易花钱难，于是纷纷把钱投到东南亚地区建厂。正像众神创造了潘多拉，却需要宙斯赋于她生命一样，外资的注入，更为东南亚的企业带来了真正的生机，使其在90年代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在1991年，东南亚国家工业和制造业在国内生产中的比重分别是这样的，印尼为41%和20%，泰国为39%和27%，马来西亚达43.8%和26%，农业在三国的比重则分别降至22%、12%和19.3%。各国城市化程度大有提高，城市人口占人口的百分比，印尼达31%，泰国达23%，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达43%。私人工商业有较大的发展，各国都出现了一批从拥有数千万美元到数亿美元，甚至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公司和财团。东南亚国家对各自的国家经济非常乐观，为了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伐，纷纷放宽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以求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东南亚经济奇迹般的增长，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经济前景一片灿烂，它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曾一度是各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的样板。
东南亚各国紧紧抓住了世纪之交形势有利于亚太地区发展的良好机遇，把经济建设作为本国的首要任务，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宏图。新加坡正在大力提高科技文化水平，努力实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预计到2030年，使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98万美元，超过届时美国的水平；马来西亚政府制订的发展计划规定，在1991-2020年间经济增长率为7%，预计到2020年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泰国的第七个社会经济发展计划（1992-1996年）确定了“稳定经济增长，改善社会环境状况和收入分配状况”三大目标，正在稳步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迈进；印度尼西亚提出了到2020年的第二个25年发展计划，其目标是在未来的25年内使印尼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均收入增加到3000美元；菲律宾经济在当时也已走出低谷，拉莫斯总统在1993年提出了振兴经济、赶上东盟其他国家的“非律宾2000年”目标，其目标是到2000年把菲律宾建成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使人均国民生产值达至1000美元；越南则在1990年就提出了在1991-2000年间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1994年1月20-25日举行的越南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又确定把加速工业化作为“具有首要意义的中心任务”。此外，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也各有其相应的发展或复兴经济的计划。
在这些发展计划的鼓舞下，东南亚国家朝气蓬勃，社会经济发展一片生机，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还说：再过30年，东南亚经济将会超越欧洲的经济总量。
索罗斯的远见卓识
正在东南亚人民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欢欣鼓舞时，1997年夏天，东南亚遭遇了它经济上的滑铁卢。一场巨大的货币危机在首先在泰国爆发了，接着东南亚各国、韩国、日本相继发生金融危机，繁荣与乐观戛然而止，亚洲的新兴市场经济奇迹仿佛一夜之间被埋葬了。紧接着，俄罗斯、巴西亦遭受池鱼之殃，连欧洲、美国也大受牵连，国际金融的混乱局面使全球40%的经济陷入困境，尤其给不发达国家带来巨大冲击和无穷烦恼。
这场危机最初的征兆是疯狂抛售本币，此后便是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大跌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范围的金融破产。1997年7月2日，泰国被迫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一宣告如同晴天霹雳，泰铢汇率随即狂跌。当泰国人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一下子变穷了，泰铢一夜之间失去1/5的国际购买力。在一个过去十年里已习惯年近10%的增长率的国家，经济秩序产生混乱，人们担心通货膨胀，抛出泰铢，抢购黄金和美元，导致泰铢进一步贬值，由于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泰国的外汇储备降至仅相当于泰国一年内到期的外债额，政府已不能为一些公债和贷款支付利息。过多的资金进入房地产业，引起房价飚升，导致供大于求，80%的高档房产闲置，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贷款中40%成为呆帐，总金额高达200多亿美元。以美元计，证券交易所指数跌幅达53.9%。
泰国的危机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5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印尼以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经济社会改革方案为条件，取得了IMF的一揽子国际救援计划的支持，但这些经济自由化措施收效甚微。
东亚的韩国也未能幸免，成为又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1997年11月17日韩元兑美元的比价第一次跌破1美元兑1000韩元的心理承受线后，连续四个交易日冲破了规定幅度的下限，使交易中断。韩元已跌到1美元兑1139韩元的最低点，与1995年末汇率相比，韩元贬值33%以上。国内大的企业集团也纷纷倒闭，外资从股票市场大量撤走，使韩国股票市场的价值跌去50%，韩国内阁辞职，政府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5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
接着，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成为亚洲金融危机，沉重的打击了东南亚许多国家以及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金融风暴袭击到这些国家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对整体经济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并对全球国际金融秩序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就危机的性质而言，这既是一场地区性的金融危机，也是二战后亚洲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国际投资商的兴风作浪，进行货币投机炒作是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外部原因，但从东南亚国家的内在因素来看，是在80年代后期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和宏观调节失控所致。
亚洲金融风暴反映了东南亚国家“泡沫经济”的脆弱性，同时也暴露出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弊端，需要对它及时进行改革。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亚洲金融危机已触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并导致灾难性的社会后果，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寻找出解决的办法。”并表示联合国作为惟一的全球性组织在建立“新的全球金融体系”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直到1999年，东亚、东南亚国家才基本上走出这次波及面甚广的金融危机的阴影。
危机因一个人而起
在金融资本日益泛滥的时代中，国家安全有时候依靠的并不仅仅是军队。因为是处于和平年代的世界，各国的经济战便成为常态。
在经济战这种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个国家上百年积累的财富也可以迅速被席卷一空，在资源不会快速增加的前提下，国与国之间永远只能是此消彼长的。1997年对东南亚各国来说是最不堪回首的一年，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偏居太平洋西岸的他们，虽然，这种关注有点苦不堪言。
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不但席卷了东南亚各国积聚多年的财富，其影响更是波及全球，但这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一个人点燃的，这个人就是索罗斯。可以说就是他一个人，发起了对东南亚10个国家的“战争”。
索罗斯确实是个金融界少有的怪才，他在国际金融界掀起的“索罗斯旋风”几乎席卷世界各个角落，所引起的金融危机令各国金融界闻之色变。从古老的英格兰银行，美洲的墨西哥，到东南亚新兴的工业国，甚至连经济巨人日本，都未能幸免，在与索罗斯交战中纷纷败北。
索罗斯的哲学观对他的投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认为，人们对于考虑的对象，总是无法摆脱自己观点的羁绊，顺理成章，人们的思维过程也就不能获得独立的观点，其结果是人们无法透过事物的现象，毫无偏颇地洞察其本质。他由此得出结论，人类的认识存在缺陷，而金融投资的核心就是要围绕那些存在的缺陷和扭曲的认识做文章。
索罗斯大胆从事风险较大的投资，名利双收，成为世界金融界翘楚，被推崇为“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他洞烛机先，远远走在其他人前面。当缺乏企图心，较为保守的商人裹足不前的时候，他具有勇气与自信迎头向前，从中获取较高的利润。于是人们形容他为“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
索罗斯是金融界的杀手、魔鬼，他所率领的投机团队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翻江倒海，许多国家的财富被他刮去，成千上万人的腰包被他掏空，故而成为众矢之的。但索罗斯从不隐瞒他作为投资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他曾为自己辩解说，他投机货币只是为了赚钱。在交易中，有些人获利，有些人损失，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他并不是损害谁。他对在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任何人都不存在负罪感，因为他也可能遭受损失。
不管是被称为金融奇才，还是被称为金融杀手，索罗斯的金融才能是公认的。他的薪水至少要比联合国中42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个人财富可达42国，这是对他金融才能的充分肯定。虽然索罗斯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但不容置疑，他又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
时至今日，索罗斯在国际金融领域所取得的骄人成绩无人能及，有的投资者也会有一两年取得惊人业绩，但像索罗斯那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出色表现，实属罕见。索罗斯也经历过痛苦的失败，但他总能跨越失败，从跌倒的地方再站起来，而且变得更加强大，他就像金融市场上的“常青树”，吸引着众多的渴望成功的淘金者去研究他。
在任何一个货币、证券市场，只要存在交易，就必然存在投机，并且投机是活跃交易市场的润滑剂、兴奋剂，只要不过度，不违规，投机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有“机会”，谁不愿意合法地去投入呢？
然而，索罗斯却以哲学家的姿态坐在投机而来的财富堆上，谆谆告诫我们，“市场中留有投机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我只能一而再地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这就再也明白不过了，是各国政府自己创造了市场投机机会，换了索罗斯，别的人只要看到了机会，同样会来投机，同样会赚钱，不同的只是程度大小而已。
事实上，正如法国储蓄及信托银行负责新兴国家的经济学家法迪勒·拉库阿所说：“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工业投资过多、房地产危机、进口增加、经济增长放慢以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而且同时，这些国家的货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美元挂钩，使得其货币的市值高估无法反映其国际竞争力与经常项目收支，市场的“机会”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自己的“蛋”有缝，谁能阻止“苍蝇”不来叮呢？
一个人与国家的战争
早在1993年，索罗斯就认为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被低估，便决定拿林吉特作为突破口。于是他联合了一些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围剿林吉特，但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却决心维持低币值的林吉特，马哈蒂尔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了对本国资本市场的控制，索罗斯及一些套利基金经理见无机可乘，只好暂且收兵，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也因此才免遭劫难。但在马来西亚的小败并没有让索罗斯退却，他只是再一次地等待更好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