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此两句，就表露了一个心系天下，关注苍生的伟大胸襟。他炽热的思想内涵映照得浩如烟海的诸多诗文黯然，这民本思想穿越了层层叠叠的无限历史空间，成为民族之魂的瑰丽一章。
忧与乐本是人的一种情绪，情绪因时而变，因事而变。天下人的忧乐反映的是民心，天下人忧我亦忧，天下人乐我亦乐，和天下人同忧患，这是海洋般的胸怀，这两句金玉之言出自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气象万千，南阳邓州的花洲书院是它的诞生地。
相信《岳阳楼记》诞生的那一时刻，范仲淹壮怀激烈，神情激愤，他仰天长啸，声遏行云，他在室内焦躁地踱步，时而狂笑，时而沉默，状近癫狂，沉思良久，他一跃而起，忽地抓过狼毫，饱蘸浓墨，悬肘运臂，一阵狂泻，笔墨淋漓，伟大的传世名篇如婴儿一声啼哭，横空出世了。
那一天，邓州是什么天色呢？是秋高空碧，还是阴云四合呢？历史不曾记载。但我相信，随着范仲淹名篇笔落纸上，邓州即使正当浓雾，也会刹那云开雾散，从浓浓云层中投射出万道金色的阳光，阳光照射下的花洲书院一片明丽。
范仲淹写完《岳阳楼记》，身子一阵虚脱的感觉，他跌坐良久，起而高呼：拿酒来！他斟满大杯，接连狂饮，想用酒浇灭胸中几近沸腾的思绪，思绪却明明灭灭，半生岁月，半生功名，荣辱成败，次第闪回：断齑画粥的苦读少年和推行新政的干云豪情；边塞用兵的雪夜驰骋和泰州护堰的滔天巨浪；权臣们的阴谋搏杀和朝堂上的慷慨陈词，情景交替出现，范仲淹百感交集，情不能抑。
这一年，范仲淹五十八岁，白发飘摇，他就任邓州知州。时间是西历一〇四四年，朝代是北宋年间。
这时间，宋王朝建国已近百年，庞大的王朝已经步履蹒跚，伤病累累。一些正直的有良知的官员不希望这棵大树在他们面前轰然倒下，在努力修补那些国家肌体上的溃疡，范仲淹便是这组织修补者之一。修补需要挖出旧肌体上正在腐败的坏肉，使之生长出新肉，这本是浅显的医疗常识。可是，坏肉之所以能够生长在国家的肌体上，可见并不是一块简单的肉，而是滋生依附在国家肌体上的官僚资本，挖出它们就要割疼一大批人。而这些官僚此刻正执掌着一定的国家权力，或者正在朝野显赫，皇帝和王朝正倚重他们，范仲淹要对他们下刀，实在是以孤独的正义悍然向既得利益的官僚群体作战。范仲淹并不感到自己是在以卵击石，支撑他的，是一个书生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他低估了邪恶势力的根深蒂固和无处不在，几个回合冲杀下来，范仲淹遍体鳞伤，他只能暂时退出朝野，做了邓州知州。以堂堂副宰相之智屈尊做一地方小员，杀鸡焉用牛刀，范仲淹谈笑之间，就把邓州弄妥帖了。
文人做官，行迹当然着眼于文化，邓州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他便在州府修建了花洲书院，引一湖碧水，筑三五亭阁，栽几丛青竹，曲径通幽。另筑春风堂，作为自己吟诗作文的处所。
从政治激流中仓皇退出的范仲淹在邓州过的是疗伤生活，像一头野兽悄然隐入林中去舔自己的伤。他一反过去的严肃和刻板，击鼓高歌，迎风长啸。“主人高歌客大醉，百花洲里夜忘归。”颇有些放浪形骸。他收敛了自己的锋芒，回顾半生功业，八千里路云和月，不胜唏嘘。
然而，花洲书院书声入耳，只能够暂时栖息了伤痕累累的身心，春风堂春风浩荡，难噤住壮士的龙吟虎啸，一腔豪情，忧国忧民的情愫岂能在酒杯里消融？报国报民的志向何日能酬？北国异族正在觊觎中原，朝廷中的溃疡还未除去，百姓们还在遭受着豪强的荼毒，壮志未酬，壮士岂能安然？范仲淹放浪形骸的表象里，忧国忧民的情愫一刻也不曾消失，相反，在发酵，在蒸腾，在冲激，在喷涌而出。
而且，抑之愈久，决之愈烈。
建功立业的豪情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怆使他壮怀激烈，栏杆拍遍，日日弹剑高歌！
只差一个宣泄的出口了。
庆历六年（一〇四六年）九月十五日这天，好友滕子京嘱写序以记岳阳楼之形胜，范仲淹行迹未及江南，但诗人思接千载，浮想联翩，在春风堂里蘸着自己的心血，写下了字字珠玑的岳阳楼记：
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发酵已久的情感终得喷发，中国文化史上有了这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