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具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在我国可以说是同农业一起出现的，农具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就农具的材料来看，我国农具的发展，大致可分为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阶段。
石器农具是我国最古老的农具，主要使用于原始社会。当时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很低，只能就地取材来制作工具。遍地皆是随手可得而且又相当坚硬的石块，便成了当时最理想的工具材料。加工的方法是用打击法，即用石块碰击石块，使其出现一定的形状。加工成的工具，大致可分为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三类，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距今近70万年的北京猿人所使用的就是这种石器。这种石器都出现于农业发明以前，人们将它称之为旧石器。这些工具制作都相当粗糙，但这是我们祖先制作工具改造自然的开端，在推动历史的前进中有其重要的地位。
大约到了距今约1万年时，我们的祖先学会了磨制和钻孔技术，并将这些技术用于石器加工上，从而出现了一批外表光滑，有一定形状的工具，这种工具人们称之为新石器，以区别于以前的旧石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中，出土的距今约8000年的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等农业工具，都磨制得相当光滑，而且有明显的专用性。
在新石器时代，人们除了磨制石器以外，还使用木器、骨器、蚌器和陶器。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骨耜，就是一种典型的骨制挖土工具。只是当时使用的工具一般以石器为主，所以人们习惯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新石器时代。
铜农具主要使用于商周时代。铜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在我国出现，但人们有意识地将红铜和锡按一定比例冶炼成青铜则是在夏代。将青铜制成农具使用，则是在商、周时代。目前，在商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农具已有锸、铲、钁、镰和铚等多种，在郑州和安阳的商代遗址中还发现有钁范。《诗经·周颂·臣工》中还有“庤乃钱镈，奄观铚艾”的诗句。诗中的钱、镈是中耕农具，铚是收割农具，字都从金，表示这些农具都是用青铜制造的，这是我国有关金属农具最早的文字记载。青铜农具的出现，是我国农具材料上的一次重大的突破，从此金属农具开始了代替木石农具。青铜农具比石、木、骨、蚌农具锋利轻巧，硬度也高，在提高劳动效率，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青铜农具的出现和使用，是商周时代农具明显进步的重要标志。
商周时代，青铜被人们视为珍品，奴隶主主要用来作食器、兵器和礼器，而不愿用它来制造消耗量很大的农具。当时奴隶的价格十分低廉，用一匹马和一束丝就可以换取五个奴隶。因此奴隶主宁肯用牺牲奴隶的办法来进行农业生产，而不愿用青铜制成农具来发展生产。此外，由于铜的来源有限，以及青铜制作比较困难等，也决定了青铜不能完全代替石器而一统天下。正如恩格斯说：“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并不能排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正因为如此，商周时代，我国青铜农具的使用并不很广泛。这深刻地反映了奴隶制度这种生产关系，对青铜农具和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
铁农具的运用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国浯·齐语》记载，管子曾对齐桓公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劚，试诸壤土”，文中的“美金”是指青铜，当时用以制武器；恶金是指铁，用以制斤、斧等农具，说明至少在春秋中期，齐国已使用铁农具。到战国时铁农具的使用已相当普遍，《管子·海王》说：“耕者必有一未、一耜、一铫，若（然后）其事立。”反映了铁农具已为农户所必备。据考古发掘，今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四川、云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广西、天津等省市，都有战国时期的铁农具出土，说明铁农具至战国时期已日趋普及。到汉代，铁农具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并大加推广。
恩格斯说：“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铁器的使用，使大规模的扩大耕地面积，开发山林，兴建水利工程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这以后，2000多年来，铁农具便一直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农具，至今尚是如此。
随着农具的发展，我国使用农用动力的种类也不断扩大。
人力是最早使用的一种自然动力。从原始社会至夏商西周奴隶社会，人力是农业生产中最主要，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种动力。
到春秋战国时期，畜力开始被用到农业生产上，最早被利用的牲畜是牛。《国语·晋语》有“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的记载，意思是宗庙中作牺牲用的牛，现在用以田间耕作了。这表明到春秋末年，我国已经使用牛耕了。元代《农桑衣食撮要》说：“家有一牛，可代七人之力”，清代《三农纪》也说：“一牛可代七人之力，助农益民者广矣。”可见牛耕的运用，使人从沉重的耕作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实是我国农用动力上的一次革命。为了役使牛从事农业生产，当时又发明了牛穿鼻的技术，《庄子·秋水篇》有“落（络）马首，穿牛鼻”的记载，《吕氏春秋·重已篇》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乌获的大力士，要拉着牛尾巴使牛倒退，结果“尾绝力勯”，力使尽了，尾巴也拉断了，“而牛不可行”，牛仍然站着不倒退。后来使一个“五尺竖子引其卷，而牛恣所以之。”意思是让一个孩子牵着牛的卷，牛就乖乖地听他调遣了。“卷”就是穿牛鼻的木环。这个故事说明，当时人们已懂得用穿牛鼻的办法来役使耕牛了，今天所说牵牛要牵牛鼻子这句话，便是由此而来的。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的战国墓中，曾出土一尊牛尊，鼻上穿有鼻环，这一事实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已使用牛耕并已有牛穿鼻技术，提供了实物佐证。
除牛之外，马也是被用来作农耕动力的一种牲畜，但使用的时间要比牛晚，使用的范围也比牛要小。直到汉代，《盐铁论》才有记载：“农夫以马耕载”，马“行则就扼，止则就犁”，就是使用马耕的证明。
水力的利用是我国古代对自然力利用的第二个方面，最迟到汉代，我国已利用水力为农业生产服务。西汉桓谭《桓子新论》说：“宓牺之制杵舂，万民以济，及后人加功，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赢、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所谓“役水而舂”就是利用水力舂米，也就是后世所说水碓。这是我国农业上有关利用水力的最早记载。水力在农业上的利用，主要是二个方面，一是用于灌溉，二是用于加工。在灌溉方面，如水转翻车，水转筒车，高转筒车等，都是利用水力提灌的机械；在加工方面，如水碓、水磨、水碾、水砻等。此外还有“水轮三事”，一种农具利用水力能完成磨、砻、碾三项工作，水击面罗、水转大纺车等，这些水力农具主要用于劳动强度大、耗力多、操作比较机械的工序上。
风力是我国古代对自然力利用的第三个方面，它在我国农业上的运用时间较迟，始见于元代，当时已将风力用在灌溉上，出现了风车，同时也将风力用在加工上，出现了风磨，以后风车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成了我国灌溉中的主要动力。
从作用方面来讲，农具又可分为整地、播种、中耕、灌溉、收获、加工等六大类。每类农具也都有各自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