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战国时代已开始使用肥料，但使用肥料的方法，尚未见当时记载。最早记载我国施肥技术的是西汉的《汜胜之书》，从书中的记载来看，当时的施肥技术已有基肥、追肥、种肥之分，只是当时未有这种专有名称而已。
南北朝时期，在蔬菜栽培上，已形成粪大水勤的施肥原则。《齐民要术》记载有蔬菜多次施肥的情况。唐宋时期，我国特别重视肥料的腐熟和施用量的适中，这种施肥的方法当时称之为“粪药”。明清时期，特别重视基肥的施用和施肥上的“三宜”（时宜、地宜和物宜），从而形成了我国一套传统的施肥技术。
重视施用基肥和讲究看苗施肥
我国古代，基肥称为“垫底”，追肥称为“接力”，在基肥和追肥的关系上，我国古代一直重视基肥。
明代袁黄在《宝坻劝农书》中，从二个方面说明施肥必须重视基肥的原因，他说“垫底之粪在土下，根得之而愈深，接力之粪在土上，根见之而反上，故善稼者皆于耕时下粪，种后不复下也。”这是从作物吸收养分的特性上来阐述的。在肥料对土壤改良的作用方面，他又说：“大都用粪者要使化土，不徒滋苗。化土则用粪于先，而使瘠者以肥，滋苗则用粪于后，徒使苗枝畅茂而实不繁。”
后来清代的杨屾在《知本提纲》中亦继承了这种看法，他说：“用粪贵培其原，必于白地未种之先，早布粪壤，务令粪气滋化和合土气，是谓胎胞。然后下种生苗，胎元祖气，自然盛强，而根深干劲，子粒必倍收。薄田下种，胎元不肥，祖气未培，虽沃粪终长空叶，而无力于子粒也。”
明末，《沈氏农书》对于基肥则提出了新看法，“凡种田总不出粪多力勤四字，而垫底尤为紧要。垫底多则虽遇水大，而苗肯参长浮面，不致淹没，遇旱年虽种迟，易于发作”。这就是说，重施基肥还有抗御水旱灾害的作用。上述材料说明，我国古代对于施用基肥，是高度重视的。重视基肥，各人的着眼点不同，这可能同我国古代施用的肥料种类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施用的肥料，主要是农家杂肥，这种肥料分解的时间长，而且肥效慢，用作基肥，可以随着它的逐步分解而徐徐讨力，发挥肥效稳而长的作用，而追肥一般要求速效，农家肥则很难发挥这个作用。气候比较寒冷的北方，有机肥分解更慢，情况更是如此，这大概是我国古代特别重视施用基肥的原因。《宝坻劝农书》和《知本提纲》的作者，都强调基肥是正确的。但将基肥和追肥对立起来，忽视追肥的作用，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最能代表我国古代施肥技术水平的是明清时期出现的稻田看苗施肥技术。这一技术首先出现于太湖地区的杭嘉湖平原。据《沈氏农书》记载：“盖田上生活，百凡容易，只有接力一壅，须相其时候，察其颜色，为农家最要紧机关。”这里的“相其时候”、“察其颜色”，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看作物生长的发育阶段和营养状况来决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看苗施肥。书中除提出单季晚稻施追肥所要注意的两个原则外，并介绍了稻田施用追肥的具体方法：“下接力须在处暑后，苗做胎时，在苗色正黄之时，如苗色不黄，断不可下接力，到底不黄，到底不可下也。若苗茂密，度其力短，俟抽穗之后，每亩下饼三斗，自足接其力，切不可未黄先下，致好苗而无好稻。”作胎，是指孕穗，苗做胎时是指幼穗分化时期，幼穗分化时，是作物需要肥水最多的时期，抓住这个时期施肥就能为作物的丰收奠定基础，这一时期也正是单季晚稻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变时期，反映这个转变的，就是稻苗叶色由浓绿转淡，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在“苗色正黄之时”，这便是稻苗需要施用追肥的标志。如果这一时期叶色不转淡，表明稻苗这时贮存的养分还足，或是还未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化，故不能贸然施追肥，否则就会造成恋青、倒伏、“有好苗而无好稻”的结果。如果稻苗生长茂密，恐后期缺肥脱力，可以在抽穗后施三斗饼肥以接其力。总之，“切不可未黄先下”，这是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最后《沈氏农书》说：“无力之家，既苦少壅薄收，粪多之家，每患过肥谷秕，究其根源，总为壅嫩苗之故”，进一步指出了看苗施肥的重要性。这种以苗色的黄与不黄来决定施与不施追肥的方法是建立在对水稻生长发育的生理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十分科学的。这种看苗施肥的方法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我国水稻施肥技术中的一项宝贵的农业遗产。解放后，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陈永康所提出的水稻“三黑三黄”理论和栽培经验，可以说是对历史上看苗施肥技术的继承与发展。
合理施肥和施肥“三宜”
合理施肥也是我国古代施肥技术中的一个基本措施。早在宋元时代，在施肥问题上我国已一再强调要“用粪得理”，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合理施肥。什么才叫合理施肥呢？合理施肥是指肥料种类的选择是否适合土壤的性质，以及肥料的施用量、施用时间、施用方法是否适当等等。
南宋陈旉在《农书》中说：“相视其土之性质，以所宜之粪而粪之，斯得理矣，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指出施肥要因土而异，要看土施肥，元代王祯也强调合理施肥，他在《农书》中说：“粪田之法，得其中则可”，“若骤用生粪及布粪过多，粪力峻热，即烧杀物，反为害矣，”这是指施肥的量要适中，施用的肥料要腐熟。
明清时期，在具体的施肥过程中，一直贯彻这种合理施肥思想。例如，《宝坻劝农书》说，紧土（粘土）、缓土（沙土）宜用河泥，而寒土（酸性土）则宜用石灰及草灰。《浓氏农书》说：“羊粪宜于地（桑地），猪壅宜于田（稻田），灰忌壅地，为其剥肥，灰宜壅田，取其松泛”，这些都是因地制宜的施肥方法。又如《吴兴掌故集》说：“湖之老农言，下粪不可太早，太早而后力不接，交秋多缩而不秀。初种时必以河泥作底，其力虽慢而长，伏暑时稍下灰或菜饼，其力亦慢而不迅速。立秋后交处暑，始下大肥壅，则其力倍而穗长矣。”这是一种因时制宜的施肥方法。再如《沈氏农书》说：“麦要浇子，菜（油菜）要浇花”，《交民四术》说：“凡粪麦，小麦粪于冬，大麦粪于春社，故有大麦粪芒，小麦粪桩之谚。”这是不同的作物要有不同的施肥方法，也就是施肥要因物制宜。
清代杨屾在《知本提纲中》对这一时期的施肥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施肥三宜”的施肥原则，书中说施肥有“时宜、土宜、物宜”之分。时宜者，寒热不同，各应其候，春宜人粪、牲畜粪，夏宜草粪、苗粪（绿肥），秋宜火粪，冬宜骨蛤、皮毛粪之类也。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即如阴湿之地，宜用火粪，黄壤宜用渣粪，高燥之处宜用猪粪之类是也，相地历验，自无不宜，又有碱卤之地，不宜用粪，用则多成白晕，诸禾不生。物宜者，物性不齐，当随其情，即如稻田宜用骨蛤蹄角粪、皮毛粪，麦粟宜用黑豆粪、苗粪，菜蓏宜用人粪，油渣之类是也。皆贵在因物验试。各适其性，而收自培也。”这个施肥三宜的原则，至今看来仍是合理的、科学的。它和上文提到的“酿造十法”一起，集中反映了清代在肥料积制和施用肥料的技术上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