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书法艺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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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清代前期书法

清初的书坛,延续着晚明革新的潮流,并基本上由明降臣和明遗民继续保持和传承。王铎、傅山无疑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者,他们与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波澜相沿,以强烈的个性抒发,创造出了大量惊世骇俗的巨制佳作。然而,这种带有自由和叛逆色彩的追求与清初政治的需要显然是很不和谐,因此随着清政权的逐步稳固和思想文化控制的日益加强,尤其到康熙以后,这种狂放不羁的个性书风逐渐趋于泯灭。

倒是明末集帖学大成的董其昌,因康熙皇帝的推重,反而成为清一代大放光彩、炙手可热的人物。一时朝野上下趋之若鹜,以承帝意,并最终导致以董氏为宗的帖学书法走上了馆阁体的道路,变为干禄的工具而式微。

与此同时,由顾炎武开创,朱彝尊、黄易等人发展的考据学,作为经史校勘的补助,使残存于各地的金石碑文日益受到学者、书家的重视,并得到大规模的搜访和发掘,从而揭开了清代碑学书法理论和实践的序幕。

王铎与清初书法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嵩樵、十樵、石樵、烟潭渔叟等,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崇祯十七年(1644)授礼部尚书,清顺治二年(1645)降清后,官至礼部尚书,掌管弘文院事,后任太宗实录副总裁并加太子太保。

王铎博古好学,工诗文、书画。山水宗荆浩、关仝,所作丘壑,皴擦不多,沈沈丰尉,气势伟峻。其兰竹梅石则潇洒逸致有象外之意。

王铎是明末清初书坛革新派的中坚人物。他自幼学书,由《圣教序》入手,在此基础上,广采博收,尤对“二王”流派情有独钟,曾云:“《淳化》、《圣教》、《褚兰亭》,予寝处焉!”(王铎之宋榻《圣教序》跋)。从天启中到崇祯初,王铎供奉翰林院,内府收藏得以饱览,他不仅能看到《淳化阁帖》的多种善体,还能看到大量的宋元名迹。经过长年累月的研究、临习,对魏晋书法,尤其是二王法书,王铎甚至可以做到“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地步。然也就在此期间,他又忽然发现,最得二王精神的是宋人米芾。在跋米书《吴江舟中诗卷》中,王铎说:“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从此,他选择了米字作为自己深入传统的切入点和树立个人风格的突破口,借以直窥二王堂奥。在师法米书的过程中,王铎将自己领悟到的米芾“不规规摹拟”之精神,付诸于一种创造性的努力,把米书以“刷”字为特征的用笔纳入到自家中锋绞转之中,以墨的流动与涨渖来制造点线与墨块的对比,纵而能敛,势若不尽。崇祯末年,50多岁的王铎,书风已逐渐走向成熟。这也印证了他的好友黄道周的预言:“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白化,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由人。”(黄道周《书品论》)晚年的王铎,其书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一方面,他虽居清廷高位,但实际上并未取得信任和重用,其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惟寄情翰墨,聊以自慰;另一方面,王铎的一生从未间断过对古代书迹的临习,尤其到晚年,更是“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如此孜孜不倦,终身以求。

在王铎所能的各体书中,以行书、草书最为世人瞩目。从他的行书作品中,虽可明显地看出竭力摆脱米书影响的努力,但那种沉着痛快的气势、欹侧跳宕的结构以及笔画粗细对比的程度,又使人深深地感受到米芾的胎息。倒是他的巨幅草书立轴和长卷,如《自作五律诗》等作品,以浓重焦渴之墨、风卷残云之笔,以圆转贯其气,以折锋刚其势;或迟涩与流畅相辅相成,或爽利与浑厚融为一体,骨力既重,风神自生,具有超强的艺术感染力。

王铎是位高产书家,作品留传甚多,除大量墨迹外,尚有《拟山圆帖》、《琅华馆帖》及《柏香帖》等刻帖传世。代表作有《五言古诗轴》、《思台州诗轴》、《临王筠寒凝帖轴》、《忆游中条语轴》、《自书诗轴》、《临豹奴帖轴》、《杜甫律诗卷》、《寄金陵天目僧诗轴》、《孟津残稿》、《石湖诗轴》等。

由明降清的大臣,除王铎外,还有钱谦益、孙承泽、吴伟业、周亮工、龚鼎孳、戴明说等人,他们在加入清政权的同时,也把汉族文化和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介绍给了清廷统治者,并影响了他们对汉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因而,从客观上看,这批降臣所传播的汉族文明,起到了促进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积极作用。

傅山与清初书法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号丹崖翁、傅道人、真山,大笑下士等,阳曲(今山西太原)人。青主自幼聪颖过人,过目成诵。然在明朝却未考取任何功名。明亡后,着朱衣,居土穴养母。康熙十八年(1679)被举荐“博学鸿儒”科,却借口病重,坚持不赴。有司无奈,只好将之硬抬去京,至京坚卧城西古寺,以死拒不应试。遂回故里,埋首著述,78岁而终。

傅山为人耿介,气节过人。他是清初最为著名的学者之一,博通经史诸子和佛道之学,并时有新义阐发,开清代子学研究之风气;亦善书画、篆刻。此外,傅山还精通医术,尤善妇科。

在书道观上,傅山力倡真率,崇尚古朴;注重人格,反对奴气。曾痛斥赵孟帄书法软美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并对董其昌也一概予以否定。针对当时赵、董书风的盛行状况,他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傅山《作字示儿孙》)的“四宁四毋”主张,力挽“临池既倒之狂澜”。

明末清初,大批亡明遗民屈服于满清统治。傅山是学问志节被奉为国初第一流的人物,在他看来,这种行为简直是“巧滑轻媚”之极。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抨击赵孟帄等人,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纯个人艺术见解的问题,而是隐含着更为深刻、强烈的民族思想成分于其中。在清初四帝的全盛时期,统治未曾松弛,种种反清的思想,未能表面化,加之四帝喜好帖学,推重董、赵,无人敢于异辞。所以,傅山的书学主张虽在清初提出,却到嘉、道以后,才异时而起,并终汇成晚清书学思想之巨流。

有关傅山的书学渊源,他自己曾说:“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座》,颇欲似之。又进而临《兰亭》,虽不得其神情,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傅山《家训》)如此看来,傅山天性豪迈,于法度严谨一路难于格入。可以说,对传统的把握,他远不如王铎那样精细深入,他只是在掌握书法的一般技法规则后,便放弃了对传统的依赖,完全靠出以己意的创造而形成自家的面貌。傅山书法中所表现出的放纵遵迈用笔、宕逸浑圆结字以及满纸龙蛇章法,充分地体现了他那倔强、耿直、狂放不羁的人格魅力。所以,在某种程度又可以说,傅山的书法是以强烈的人格感召力、横扫千军的气势和过人的才气,掩盖了自己在技法上的不足。

傅山的书法成就主要体现在行草书上。他的行草不以法行而由意运,不是温柔地委曲心志,而是激昂地直泄愤怀;在疾速的运笔过程中,大量地省去了折笔和提按动作,字与字之间相互连属,相互咬合,亦吐亦吞,彼此难分,使人置身于欲醒还醉,似梦非梦境界之中。传世作品有《草书轴》、《七言绝句诗》、《青羊庵七绝诗轴》、《草书诗轴》等。

在封建改制的进程中,改朝换代本是一种不可违背的历史规律,但对于深受儒家正统思想教育的、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来说,如果是来自异族的统治,这个现实无疑是让他们无法接受的。在这种状况下,他们或选择隐居山林市井之中,或出家人道于世尘之外,这些遗民们往往具有孤峭磊落的人格,日以诗文书画等艺术手段来慰藉自己情感上的孤独和无奈。明末遗民书家中,除傅山外,还有陈洪绶、万寿祺、昌襄、归庄、查士标、龚贤、宋曹、许友、石涛、朱耷(行草《手札十三通册之一》等人,他们基本上都有扎实的传统基础,但大多不愿为法度所限,力求自我个性的强化和发挥,因而面目各异而各具特色。这些遗民书家的客观参与,为清初书坛的繁荣,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董其昌书风的影响

康熙以后,天下一统,四海升平;政治加强,社会安定。以王铎、傅山为代表的个性派书风,逐渐淡出书坛,取而代之的是董其昌书风和学董之势蔓延朝野上下。当然,这与康熙帝推崇董书以及他自己身体力行的作用不无关系。

康熙(1654~1722),名玄烨,8岁即位,16岁亲政,在位61年。他重视文化建设,实行科举制,积极选用汉人并组织编纂了《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大型图书。同时,康熙并不忽略汉人的反抗,对于抱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施行文字狱,以图控制言论。

康熙本人喜好书法并以专学董书的沈荃为师,受沈氏影响,极力推崇董其昌书艺。上行下效,书法依傍董其昌者,不仅在科举考时被录取的机会较大,而且在仕途上也比他人更为顺畅。在这种急功近利作用充分体现的背景下,书法艺术难免不走向甜俗妍媚、千篇一式的极端。因而,其艺术品质也由此被荡涤殆尽。清乾隆以后的“馆阁体”就是典型的例子,“馆阁体”又称“干禄书”、“院体”,与明代的“台阁体”异名而同质。狭义地讲,专指用于科举考试或馆阁笔翰的小楷书册,追求“乌、方、光”,千人一面,状如算子,毫无生气变化可言;广义地说,则不限于小楷,上至天子亲王,中及名公大臣,下逮科举士子,大凡缺乏个性,“平、板、圆、匀”的行楷帖学书体,皆可归于“馆阁体”之属。“馆阁体”固然缺乏个性和生动的变化,但它所蕴涵的雍容、平和的气局,则不能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在它形成初期,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书法家,如清初的沈荃、陈奕禧,康熙时代并称四大家的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铉、何焯以及康、乾间的张照、汪由敦等。

沈荃是明初著名书家沈粲的后人,善学同乡前辈董其昌的书法,又是康熙的老师,在当时书名很大;陈奕禧学董书,几能乱真,但专取姿致,妍媚而腕弱;笪重光虽说是宗法苏、米,但其书也颇有董氏身影;姜宸英学习米、董之法,晚年书法多有董书遗韵;汪士貣学赵、褚,以瘦劲疏朗见长,康熙称之为国朝第一;何焯以蝇头小楷而名世,所作行草依然不脱董法;汪由敦学董、赵、褚,自成清劲圆润的格局;至于张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曰:“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张照)、石庵(刘墉)。”

张照(1691~1745),初名默,字得天,号泾南、天瓶斋、南华山人等。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直南书房,内阁学士,刑部左侍郎。后因失职罪夺职下狱。雍正十一年(1733)官刑部尚书。十三年为抚定苗疆大臣,因反改土归流,被革职。乾隆七年(1742),复任刑部尚书。谥文敏。

张照书法,远师颜、米,近接赵、董,尤得力于董;师之化之,最终跳出董氏门庭,自成一体,形成天骨开张,气魄深厚的格局。《圣祖御制诗》云:“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即今观其迹,宛似成于昨,精神贯注深,非人所能学。”赵、董死后均谥文敏,张照身后,也谥“文敏”;更有甚者,乾隆的御书匾额和书画题跋多由张氏代笔,其在帝王心目中地位之高,由此可见。张照的传世书体多以行楷和行草为主,有《鹊桥仙词》、《行书诗稿》等。

碑学书法的发端

清初书法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金石碑学在此际初露端倪。一方面,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在武装反清复明失败的大势下,潜心学术,继以维护汉文化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不断,尤其是雍正帝采取严酷的独裁统治,压迫汉族知识分子,实行禁书并大兴文字狱,迫使汉人学士的治学方向转移到考据学方面。考据学的兴起,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清初,在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黄宗羲等学者影响下所出现的金石学研究及访碑风气,也波及书法界,受金石搜访和发掘的刺激,碑碣类文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一时激起了很多书家对隶篆研究、学习的浓厚兴趣,碑学运动由此揭开序幕。碑学书法的发端是从以郑簋为代表的隶书家首先开始,并由隶到篆而逐步展开的。

郑簋(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谷口农,上元(今南京)人。以行医为业,康熙十五年(1676)到北京行医,朱彝尊赠以长歌。二十年在南京与王概、王蓍补得《天发神谶碑》30字,著《天花神谶碑补考》。

郑簋一生致力于隶书的研究和实践。其隶书初从明人宋珏入手,学了20年,深感“日就支离,去古渐远。深悔从前不求原本,乃学汉碑,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张在辛《隶法琐言》)。于是,康熙初年,郑簋北上山东、河北一带寻访古刻,摹拓汉碑,“沉酣其中者三十馀年,溯流穷源,久而久之,自得真古拙、趄奇怪之妙。” (《隶法琐言》)

元、明书家包括清初王时敏、傅山等人的隶书,几乎都以唐人为法,用笔平直古板,结字平正均匀且喜寻奇觅怪,带有很强的楷法特征。郑簋的隶书则一扫前人旧习,字形结构依据汉隶,用笔兼杂草法,绮丽飘逸又不失高古沉穆,以一种推陈出新的风貌出现在清初书法,发清一代碑学运动之先声。传世作品有《贺铸浣溪纱词轴》、《韩愈诗轴》、《剑南诗轴》等。

万经(1659~1741),字授一,号九沙,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康熙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视学黔中因事罢归,后召举博学鸿儒及荐修《三礼》,皆以老不赴。

万经擅长隶书,得汉碑古朴浑穆之气,钱林《文献徵存录》评其书曰:“经善隶书,得郑谷口之妙。”有《七言诗轴》等作品传世。除书法实践外,万经还著有《分隶偶存》二卷,这部书不仅辑录了汉代以来各家书论中有关隶书和八分的记述,而且还将汉、唐隶书的特点予以总结对比,对当时隶书的学习和研究,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王澍(1668~1743),字若林、若霖、涀林,号虚舟、竹云、二泉寓客,江苏金坛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六十年考选户科给事中,又以工书法而充《五经》篆文馆总裁官。累迁吏部员外郎,后因葬亲乞假归。

王澍通鉴古,工书法。楷书法欧阳询,篆书法李斯、李阳冰,为清代以篆书知名的第一位书家。《清史》列传云:“论者谓其书在米芾、黄伯思、顾从义三家之上。”他的篆书基本保留“二李”篆法的特征,结字严谨工整,分布均匀对称,在圆润婉转的基础上,又综合地运用平、斜直线,产生方形、三角形空间作呼应,故其篆书尤显清劲爽利。传世作品有《酒德颂》、《谦卦篆辞轴》、《汉尚方镜铭》等。

另外,王澍在书法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其论多抑帖扬碑,斥清初崇董风气为“董家恶习”,提倡学书应从篆、隶入手,这对乾隆以后的许多书家持有篆隶为本的思想,起了一个重要的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