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儒家经典“四书”之一，也是先秦诸子散文之一。今本《论语》为东汉郑玄杂录《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而成，共20篇，约12000字。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即今山东曲阜人，是春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相传孔子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聚徒讲学，弟子3000人，其中成名者72人。
《论语》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的谈论，内容反映孔子的哲学理想、政治主张、教育理论和品德修养等。思想上笃信天命，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反对鬼神迷信，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政治上，提倡“克己复礼”，主张恢复周礼的等级尊卑制度，提出“举贤才”、“学而优则仕”等，对封建的宗法血统统治影响极大。教育上，认为人是“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习态度，并提倡“举一反三”“故而知新”，而“学”与“思”要充分结合。全书内容丰富，语言形象精炼。
《周礼》
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编者搜集了周王室记邦礼之官69职，凡礼乐、卜祝、文史、星历、车旗之类等。如《夏官司马》记邦治之官七十职，专掌军事与封建，兼及王之车旗、护卫等；《秋官司寇》记邦禁之官66职，掌主刑法，论狱、刑禁、兼及盟约、宪令、辟除、外交等；《天官冢宰》记邦治之官63职，其职统摄六官，以吏治为专职，兼掌宫中事务；《地官司徒》记邦教之官78职，其职以教化为务，其职掌地方组织，凡地方组织、均土分民、征驸等。而《冬官司空》已亡佚，后来汉人补以《考工记》31篇，称《冬官考工记》记诸工事制作，并详其尺度。此书对研究先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法，多有可采史料。
《礼记》
49篇，后订为12卷，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相传为戴圣编。戴圣，字次君，河南商丘人，西汉学者。戴德侄，后仓弟子，世称“小戴”，是今文礼“小戴学”的开创者。此书是古代各种有关礼仪文章的合编，多取材于周秦古书。其中《曲礼》《丧服》《祭义》等可以和《仪礼》有关篇目互相印证。如《王制》记爵、赐田、朝聘、学校、养老诸制；《月令》记四时气候与相应措施；《礼记》记大同、小康之说；《大传》记祖宗人亲之大义；《学记》记学校制度和教学方法；《乐记》记音乐原理；《坊记》言先王以制度坊民之事；《表记》记孔子论修养。特别是《中庸》、《大学》等名篇，更被尊为“四书”经典，是研究古代社会，儒家学说和文物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
《孟子》
仅存“内书”七篇。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先秦诸子散文之一。作者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本书内容包括孟子的政治学说、哲学理论和个人修养。政治上，其核心思想为“仁政”，强调“省刑薄敛”，长恢复井田制，以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黎民不饥不寒”的理想社会。并倡“民贵君轻”，同时又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哲学上，提倡“尽心知性”“养我浩然之气”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其文章感情饱满，气势充沛，以比喻和寓言说理，引人入胜，逻辑严密，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
《大学》
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相传为曾子所作。曾子（公元前505～公元前436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人，孔子学生，以孝著称。从内容来看，全书包括“三纲物”和“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把“修身”看作是“齐家、治国之根本”，而强调“仁政”，主张以德为本、以财为末。也重视获得民心，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南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代表了由孔子、曾子、子思到孟子这一儒家道统，并反映封建统治阶级对其成员的政治教育和道德要求。
《中庸》
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相传为战国时子思所作。子思（公元前483～公元前402），姓孔，名伋，孔子之孙，相传受业于曾子，为战国初期哲学家。此书阐述“中庸”之道，指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最早的君子之道德规范。书中对知行关系，提出“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三种情况，认为“及其知之一也”；又提出“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三种情况，认为“及其成功一也。”；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同时宣传“至诚如神”的天人合一思想，为宋代唯心派理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周易》
古代占筮用书。儒家经典“五经”之一，相传周人所作，故名之。“易”有变易、简易、不易三义。内容包括经、传两部分，其中“经”包含由干、坤、震、离、巽、兑、坎、艮等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以及组成六十四卦的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有卦形、卦名、卦辞，并有六爻，每爻先爻题、后爻辞。卦辞和爻辞多是古人根据生活经验作出的一些抽象概念性说明，用来占卜和指告人的凶吉。“传”包含解释卦辞、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称为《十翼》。书中通过八卦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认为万物是由阴阳相互作用而产生，并提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等富有朴素辩证的观点。
《孝经》
18章，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汉书·艺文志》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书中主要论述封建社会的孝道、孝治思想和宗法思想，阐述孝道为道德之本的观点，是研究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必读之书。
《荀子》
33篇，亦称《孙卿子》。作者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名况，号卿，汉时避宣帝讳，改姓孙，山西安泽人，战国末思想家，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亦为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源于儒学，对各派学说都有所继承和评论。推崇孔子，反对思孟学派的主张。政治上，主张礼法兼治，强调尚贤使能，反对世袭官禄。哲学上，认为“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总源。反对鬼神迷信，把“天”解释为自然界，有其自身规律，而提出“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观点。认识论上，主张世界可知论，强调“物理可知”，须主观性接触才能构成认识。人性论上，反对孟子“性善论”，认为“人之性恶”，主张通过礼义教化和刑罚的禁止使人向善。名实关系上，主张正名说，反对诡辩学说，强调名实必须相符，此说丰富了古代逻辑学理论。其文气势雄厚，长于论辩。分析透辟，论断精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老子》
分上、下篇，81章，共5000字，先秦诸子散文之一，亦称《道德经》《道德真经》《老子五千文》。作者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楚国苦县，即今河南鹿邑人，是春秋末期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该书着重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谓万物皆由“道”生。同时，“道”无所不在，不断运动。一切矛盾的双方，如善与恶、吉与凶、美与丑、福与祸、刚与柔、荣与辱等等，都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而可相互转变。政治上，追求“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主张“无为而治”，即“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种思想后来演化成中国封建社会中一项重要的政治主张，对中国的哲学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庄子》
现存33篇，道家经典著作，亦称《南化真经》《南华经》，先秦诸子散文之一。作者庄子（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名周，宋国蒙，即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战国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此书反映作者独特的哲学思想和人生主张。哲学上，继承并发挥老子“道”的学说，尤其强调“道”的自然无为；政治上，主张绝对的无为而治；处世态度上，向往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主张对贵贱、是非、黑白、生死等不作计较，追求放任旷达，逍遥自由的人生境界。认识论上，虽承认一切事物都在运动，但又否定事物的稳定性，而陷入相对主义。其文汪洋恣肆，妙趣横生，想象丰富，又善于融合神话和寓言，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在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
《墨子》
现存53篇，15卷，先秦诸子散文之一，为墨家学派著作总集。作者墨子（约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名翟，相传宋国人，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因不满儒术繁琐的“礼”，所以另立新说，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墨子》一书，内容主要是墨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的墨子言行。政治上，主张“尚贤使能”，反对世袭政治及非正义战争，强调“节用”“节葬”“非乐”。认识论上，认为知识源于客观实际，并提出以历史根据、百姓亲身经验与实际应用效果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书中还涉及军事、经济、伦理、逻辑、数学、光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内容。其文章语言质朴，逻辑严密，论证有力，说服力强，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韩非子》
20卷，55篇，约十余万字，先秦诸子散文之一。作者韩非（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一书，主要阐述作者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政治上，提出以法为中心之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主张加强君主集权，提倡奖励耕战，厉行赏罚，以谋富国强兵。其将法治理论系统化，奠定了秦王朝统一中国的理论基础。哲学上，批判并改造老子主“道”的学说，认为“道”是自然界本身及其运动总规律，肯定了“道”的物质性。其文锋芒锐利，说理透辟，分析毫芒，切中要害。
《商君书》
现存二十四篇，五卷，先秦诸子散文之一，法家经典著作。作者商鞅（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原姓公孙，名鞅，卫国人，亦称卫鞅，因在秦国实行变法有功，封子商，故名商鞅。商鞅是战国时的政治家、思想家，曾在秦实行两次变法，史称“商鞅变法”。《商君书》主要记述商鞅的政治、经济主张、哲学思想及社会历史观点等。政治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君权，建立君主专制国家。并主张以法治国，其中“壹刑”“农战”等政策为其以法治理的重要内容。哲学上，强调在“适于时”“恃其势”“恃其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其思想在战国末与秦代影响深远。
《孙子》
今本30篇，共7200字。亦称《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孙子兵法》。孙子，名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人，春秋末期兵家。后入吴，而与齐孙子——孙膑相对，故称吴孙子。《孙子》一书包括始计、作战、谋攻、兵势、军形、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13篇，总结春秋末期以前的作战经验，揭示战争中许多基本规律。孙子反对在战争中采用求神问卜等迷信活动，而提出以“道”为首的制胜条件，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是否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势，由此揭示了“知已知彼、百战不殆”的普遍军事规律，其中“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等思想在军事方面得到体现。该书不但为中国军事理论奠定基础，同时具有极高的哲学思想价值，被誉为“兵经”“兵学经典”和“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管子》
24部，今存76篇，相传为春秋时齐国管仲所作，事实上是后人假托之作。本书大致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等八类。内容包含道、名、法等家思想、以及天文、历数、舆地、经济和家业等知识。道家思想之属，如《心术》《白心》《内业》《水地》；农家思想之属，如《度地》《地员》等；法家思想之属，如《明法》《任法》《君臣》等；阴阳家思想之属，如《四时》《幼官》等。政治上，主张赢得民心；法制上，认为前提是解决民众的衣食住行；哲学上，继承道家关于“气”的学说；经济上，论述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和财政方面的问题；农业上，记述水利、土壤等方面的知识。此书杂采各家学说，思想庞杂，事物繁多，而且范围广泛。
《吕氏春秋》
26卷，分12纪、8览、6论，共160篇，为吕不韦门客集体所作。吕氏，即吕不韦，战国末年卫国濮阳，即今河南濮阳人，原为商人，后助秦公子子楚，即庄襄王，出任秦国之相，封文信侯。此书因以月纪为首，故名“春秋”。由于内容庞杂，自汉代起就被列为杂家。其思想以儒家、道家为主，对法家，墨家则有取舍和批判，并吸取阴阳家的思想形式。
例如：反映儒家思想的《大乐》《适音》，反映道家思想的《贵生》《审分》，反映墨家思想的《当染》《高义》，反映农家思想的《振乱》《爱土》及反映阴阳家思想的《月令》。政治上，要求建立一统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度，以结束长期分裂的局面。此外，还引证许多古史旧闻和有关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的知识，保存了许多先秦时期的古代史料。本书的读书系统性强，纲举目张，富于独创性，逻辑性强，文沉博艳丽，语生动简练，富于形象。
《淮南子》
现存《内篇》21篇，刘安等撰。刘安（公元前179～公元前122），江苏丰县人，西汉思想家文学家。乃汉高祖刘邦之孙，袭父封为淮南王。此书是作者杂采先秦诸子说而写成，以阴阳五行和道家天道自然之论立说，杂融儒、墨、法、刑、名诸家学说。思想资料虽然庞杂，但经改造，足以反映作者的宇宙观、历史观和政治思想。除上述诸家学说，书中还收引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从而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相对抗。其中《天文训》《原道训》论述宇宙形成和世界本体，而《记论训》论述社会历史演变，《精神训》阐述精神起源的作用，都具有一定的哲学意义。其文笔宏丽，气魄过人，堪称隽品。
《列子》
原作者相传为战国时人列御寇撰，近代学者疑今本为晋人托名伪作。又名《冲虚真经》或《小冲虚到德真经》。列御寇（约公元前450～公元前375年）又称圄寇、圉寇，郑国人。其学说散见于《庄子》《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中。今本《列子》以“贵虚”思想贯穿，宣扬生异死同、性交逸，反对身交苦、守名累实。而讲求人生享乐，承认天命，主张安命乐天，自我陶醉，其观点与魏晋时期的思想状况和颓废风尚相契合。书中还收入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如《杞人忧天》《愚公移山》等等，极具文学艺术价值。其文气伟采奇，高劲宏妙。
《贾谊新书》
十卷，政论性著作，又称《新书》，作者贾谊（公元前200～公元前168），时称贾生，西汉政论家、文学家。官至太中大夫，曾多次上疏，批判时政。所着政论有《陈政事疏》《过秦论》。《贾谊新书》分事势、连语、杂事等三部分。“事势”是政论文字；“连语”大体为理和讲学文字；“杂事”是杂记。哲学上，继承老子和荀子，对道多所阐发，并将道具体用于治国。伦理上，运用老子的朴素思辨，提出几十对互相矛盾的实例验证事物之间的对立与转化，而强调改变法令制度，变无为为有为，例如著名的《过秦论》总结秦亡国的教训。其它则针对时弊，提出削藩强边、加强中央集权、重本抑末、注重礼仪等措施。本书是研究当时政论、经济和思想状况的宝贵资料。
《盐铁论》
10卷，共60篇。编者桓宽，字次公，汝南郡，即今河南上蔡县人，西汉学者，官庐江太守丞。此书是根据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之文献概括整理“推衍”而成的一部著作。第一篇《本议》到第四十一篇《取下》，是会中正式的辩论记录。第四十二篇《击之》到第五十九篇《大论》是会后有关的议论，最后一篇《杂论》则是桓宽的论述。此书各篇分立标题，内容却互相连贯。本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和桑弘羊的思想保存了丰富史料。
《论衡》
30卷，共85篇，约二十余万字。作者王充（公元27～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曾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为东汉哲学家、无神论者。其“论衡”之“衡”字，乃指天平，故“论衡”者，评定当时言论价值之天平也。此书以事实为依据，批评当时的“众书俗文”。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认识论上，反对“圣人生而知之”说，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有恶。在形神关系上，其批判迷信思想，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就停止。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汉高于周”的发展进化思想。文学理论上，强调文学须讲求社会实效，应补于教化。此书以宣传无神论思想和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意识而闻名。
《抱朴子》
内篇20卷，外篇50卷。作者葛洪（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和炼丹术家。此书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包罗较系统的道教理论和方术，并保存不少化学、天文、医药等方面的科技史料，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外篇则多言人间得失，世事藏否，反映出作者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主张。其说以道为本，以儒为末，具有“内道外儒”之特色。
《神灭论》
作者范缜（450～510），字子真，河南泌阳县人，学于名儒刘王献，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是南朝齐、梁间的思想家。《神灭论》旨在宣传无神论，反对佛教迷信。其内容主要论述形神关系，指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认为精神是人类形体的属性，死亡是生命的质变，而精神现象依赖于器官，人死后灵魂随之消灭。反对佛教的因果论，打击“因果报应说”的理论基础“灵魂不灭论”。在形神关系上，更超越以往之唯物论哲学家，是古代无神论的杰作。
《颜氏家训》
7卷，共20篇。作者颜之推（531～590），山东人，北齐文学家。《颜氏家训》主要论述治家之法、处世之道，是辩正世俗之谬以训诫家族子孙的杂集编。其思想以儒家为主，兼及佛道。该书对南北风俗、士人好尚、佛语趣谈、鲜卑语传播俗文字的盛兴、治学作文方法、音韵字训等颇有论述，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风俗史和诸文化史的有用史料，其文一反齐梁文坛轻靡艳丽之风而质朴典正，开唐代散文的改革之先河。
《二程全书》
65卷。二程即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颢和程颐。程颢（1032～1085）字伯淳，私谥明道先生，河南洛阳人。程颐（1033～1107）字正叔，因居临伊川，世称伊川先生。两人均反对王安石变法，以周敦颐为师，为张载表侄，同为理学创始人。《二程全书》乃二程著作的合集。其思想表现在：提出以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及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既是自然界最高原则，也是社会最高原则。他们认为理在气先，理是第一性的，气可以消灭。提倡格物致知，明心之理，反对闻见之知，轻视感性知识，注重内心道德修养。主张性善，而性即是理。并提出天理与人欲对立，生性与气禀对立。
《近思录》
十回卷，朱熹、吕祖廉合编。该书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和张载的言论加以摘录，分道体，格学、致知、存养等十四门。是一部概括反映宋代程朱学派理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龙川文集》
30卷，另卷首一卷，补遗一卷，附《朱文公经济文衡》等二卷。作者陈亮（1143～1194），字同甫，人称龙川先生，浙江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此书分为书疏、中兴论、问答，酌古论等部分，其成就首先表现在思想方面。作者在思想和政治见解上皆与朱熹相左，否认有所谓离开事物而存在的道，认为物质是本源的；赞成变法，提倡注重事业功利以补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但反对不利于富民商贾的措施。其政论气势纵横，笔锋犀利，感情激越，雄强豪放，表现了作者伟大的政治抱负。
《水心文集》
共29卷。又名《水心先生文集》。作者叶挺（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人，晚年讲学于永嘉城外水心村，故自号水心居士，为南宋思想家，永嘉学派的代表。此书全面地反映作者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和文学造诣。哲学上，认为构成自然界主要物质形态的是五行和八卦等物质，世界万物都是由矛盾的两方面所构成，即所谓的“一物为两”，要辨别认识的真假，应以客观对象为依据。又提倡功利，反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政治上，则锐志改革，主张奋进；文学上，主张“独出肺腑，不规仿为作”。其政论多以经史为内容，分析缜密，论述连贯，详于辩理。
《传习录》
分上中下三卷，作者王守仁（1471～1528），字伯安，别称姚江，因曾筑室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明代哲学家和教育家。王守仁是陆王学派的集大成者，《传习录》一书主要是王守仁平时讲学和解答弟子的语录，以及一些论学书信等。书中重点阐述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心学主张，并提出著名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全书包括王守仁哲学思想的主要部分，是研究王氏心学的基本材料。
《阳明全书》
38卷，亦称《王文成公全书》《王阳明集》。4至31卷为《文录》《别录》《处集》《续编》，包括奏疏、公文、序记、信札、杂着等各项，由其门人钱德洪辑。33至38卷为《附录》，包括《年谱》和《世德记》，由其门人钱德洪、王畿辑。此书不重著书论经，所收多为哲学和论学之源。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传习录》及《大学问》中，其继承并发展陆九渊的思想，提出“心即理”“无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主张“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另一方面，则以“致良知”来取代“天理”，客观地强调人在道德实中的作用，提高了人的价值和地位。并强调“知行合一”，主张知行的实践主义。
《胡子衡齐》
八卷，作者胡直（1517～1585），字正甫，号庐山，江西人，明代学者。此书是胡氏与其门人讲学之语的汇编。所谓“衡齐”，即凡谈理者，当皆以此书为准之意。书中所言，意在疏通王学，但与之差别。如王学认为“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胡氏则认为“理在心，不在天地万物”，指出天地万物无理。此书纵横恢诡，颇有特色。
《日知录》
笔记名。作者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尊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日知录》，是作者积30年读书心得以随笔形式记之，分条目整理而成。大体按经义、政事、财赋、世风、礼治、科举、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列目。书中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如强调气节、文章须有益于天下等，都能切中时弊，而开清代朴学风气。全书每论一事，总贯穿经史，参验亲身见闻，穷究根底，考证得失，为后世学者推重。
《思问录》
二卷，作者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下，人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清之际思想家。《思问录》第一卷以探讨哲学问题为主，指出外界事物不受人们主观认识的影响。其中对“动”“静”原理有所发挥，提出“动”与“静”的相对性，批判无动而静的说法。第二卷则涉及许多科学问题，包括阴阳、五行、历数、医法等，肯定自然和人类社会都是进化的，并对宋明理学和佛教作了批判。
《读四书大全说》
十卷，作者王夫之。此书以读书札记形式，按照“四书”原来的篇章次序，借用其中某些命题来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以批判宋明理学。如强调“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言心言性，言大言理，俱必在气上说”，反对程朱的“理能生气的观点”，而提出“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的历史进化观点。其否定理学家宣扬三代以前是“天理流行”之“盛世”的复古历史观，但某些观点仍摆脱不了理学的影响。
《回存编》
11卷，作者颜元（1635～1704）字习斋，河北人，为李贽学派的创始者，清初思想家、教育蒙，是明清之际学者中抨击理学、心学最猛烈的一位。此书以浅近的文字揭露佛教、道教和众道门的危害，劝人不要迷信。全书分《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存入编》四编。
《孟子字义疏证》
三卷。作者戴震（1723～1777），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代思想家、学者，对天文、地理、算学、声韵、训诂均有精深研究，是皖派汉学的代表人物。此书根据训诂阐发《孟子》书中的重要概念，如“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并全面论述作者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之“理”和“欲”“人性”“道”和“气”等基本问题的看法，而抨击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指出“绝人欲”就是“绝天理”，其表现出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
《曾文正公全集》
167卷。作者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涤生，号伯涵，湖南湘乡人，清朝政治家，官至两江总督，直录总督。全集内容豊富，思想深邃。包括奏稿、书札、批牍、十八家诗技，经史百家技、经史百家简编、诗集、文集、求阙斋日记类抄，孟子要略、家书、早谱等，其中奏稿与家书等数十卷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如编练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掘洪秀全尸等，充分呈现清末官场的腐朽没落。政治上，强调重农重战的方针，提出发展耕织、奖励军功，认为老百姓“归心于农”是“治国之要”。其文骈散结合，义理气势并重，并讲求考据、义理、词章，认为三者缺一不可。全书风格汪洋恣肆，情真意切，论说文则简洁透辟。
《仁学》
二卷。作者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近代启蒙思想家。谭嗣同是维新运动激进派，后参与“戊戌变法”而遇害。此书书首有《界说》27条，为全书纲领。上卷提出“以及说”，认为世界物都是由物质的“以太”构成，“以太”本身不生不灭，此说肯定物质存在的永恒性，指出宇宙间的各种事物只有“变易”“聚散”，没有“存亡”“生灭”。并强调“以太”的不断运动，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下卷则通过“变易”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思想，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封建纲常伦理。
《大同书》
十部。作者康有为，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近代改良派领袖。曾七次上书，要求变法，后来组织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并办报鼓吹变法理论。1897年，康有为拥光绪帝发动戊戌变法，遭慈禧太后镇压。《大同书》根据《礼记·礼运》大同之说附合《公羊》三世之说而撰，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人乱世、开平世、太平世，提出实现太平世须去国界、种界、级界、形界、类界，苗界等，人类才能得到自由、平等、和平、民主。书中还抨击封建伦理纲常，揭露社会中贫困、落后、野蛮和愚昧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