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娱乐化浪潮的另一个现象是节目内容相互模仿成风。“超女”直接转自美国的《美国偶像》，以后就有“超男”“超孩”，试问，目前全国有哪家电视台不在做“选秀节目”？为什么？这同样符合“最小投入最大获益”原则，因为模仿比原创省力省钱，更重要的是，有了前面成功经验，大大减少了市场风险。
四、谁来维护大众利益？
“领导意图，白纸黑字，一个字也不能错；市场运作，金子银子，一个子也不能少。”
这是目前传媒业里的一句流行语，形象化的办报（台）理念：传媒业关注领导意图，关注自身的经营。但是在他们的理念里，公众在哪里？公共利益在哪里？
说到公众，我国的传媒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地重视公众，同时又如此地藐视公众。重视公众，是重视公众的眼球。传媒业不择手段地炒作娱乐化节目，都是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拉抬收视率，提高发行量，吸引广告商，提升广告额。说白了，就是传媒业把公众当作商品打包卖给广告商。所以，传媒业与其说在不断创造节目，倒不如说它在努力把大众制造成商品，这是传媒业商业化运作的必然结果。藐视公众，是藐视公众的权益，无视公众的利益。就以中国报刊业“有效发行”为例。所谓“有效发行”就是广告商眼中的黄金群体即传媒业流行的“白骨精”群体：白领阶层，各企事业骨干，社会精英，他们是社会上“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的三高人群。因为在传媒业眼里，他们是“高质量”的商品，可以向广告商卖出高价。而那些老年人、民工、农民、低工资的工薪阶层，尽管他们可能比那些三高人群更需要信息，更需要媒体观照，但他们消费不起广告商提供的商品，所以成了“无效”人群即卖不出价格的低档商品，被媒体排除在外，不配享受媒体。按照我国一批社会学家的统计，中国中间阶层至多不过占人口20％。但我国大多数传媒业的定位和节目定位却关注于这20％，年龄在25—45岁。怪不得我国的传媒业有“富人媒体”的称谓，这跟“普遍服务”的原则相差十万八千里。
说到公共利益，中国传媒业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策划过如此多的所谓关注“弱视群体”的节目和新闻。前不久的“杨丽娟事件”就是典型个案，全国几百家媒体跟踪着杨丽娟这位“弱者”的一举一动，还伸出援助之手，捐钱捐物让她实现追星梦，最后搞得她家破人亡，到头来才明白，原来是媒体在做秀。另一方面，我们的媒体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漠视公共利益。“假新闻、低俗化，新闻炒作”已成为社会三大公害，犹如把污泥浊水泼向社会，一切后果由社会承担，媒体不但毫发无损，而且收获真金白银。还因为有了真金白银，把媒体做大做强了，还可以受到表扬，得到提拔。那些低俗化节目一旦受到中央主管部门的批评或阻拦，当地官员还会赴京去疏通关系。2004年的所谓“甲醇”风波，让国产的啤酒业濒临破产；2006年，海南的西瓜注入红药水的假新闻，使海南瓜民损失3000万人民币。今春，又传闻海南香蕉致癌，海南香蕉全烂在树上。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媒体还与不良企业主共谋，利用媒体造势，压缩农产品的收购价，哄抬房价，推销劣质药品，这样的事件对公众造成的损害，使传媒业的公信力降到历史新低。
公共利益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却看不到相关的处理，媒体及相关责任人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这就造就当前传媒业的一个怪现象：反什么就“滥”什么，而且越反越“滥”。这一两年，反对假新闻，假新闻泛滥成灾；反对低俗化，低俗之风愈加蔓延；反对炒作，炒作之风越刮越盛。
政府、大众、传媒，三者之间的关系，三者之间的博弈是传媒业永恒的主题，看看这方面的著作数不胜数，但都无法改变中国传媒业目前的格局：在政府与媒体关系上，政府是强者，传媒业必须服从，服务政府；在传媒与大众关系上，传媒业是强者，不要说斗升小民，即使一批企业，对于媒体的侵权行为也无可奈何。中国传媒业不但有严格的准入制，造成事实上的行政垄断，还实行属地管理，市场严重被切割。近些年来，文化产业成为各地的新兴产业，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植。地方政府对当地传媒业更加悉心保护，这样一来，地方政府一方面管制着当地媒体，另一方面精心呵护，防止外来竞争者。传媒业只需服务好当地政府，其他一切无所顾忌，一不怕被公众唾弃而倒闭，二不怕竞争失败而破产。这就使有些媒体敢于有恃无恐地任意侵损公共利益。于是，我们不能不问：
谁来保护公共利益？
五、制度创新的原则：公共利益至上
政府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确立传媒业的优先目标是意识形态安全，天经地义，因为这关系国家安全。
传媒业要赢利，也无可厚非，因为当国家切断对传媒业的资金供应后，传媒业必须依靠自身的经营来自负盈亏，如果连饭都吃不饱，怎样谈发展？
学者要求传媒业维护公共利益，同样有理有据。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维护公众利益是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尤其中央确立“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后，更是如此。我国所有媒体都声称把服务公众作为办报（台）的根本宗旨。
那么，为什么在实施过程中，传媒业会对公民如此藐视，公共利益受到如此侵损？根本原因在机制上。
政府以“党性原则”约束传媒业，如前所述，这有一系列行政手段、组织纪律手段来保证，所以政府对传媒业的约束是硬约束，媒体不服从绝对不行。
传媒业为求生存，求发展必须赢利，这是“硬道理”，也是各级政府考核传媒业领导层的一项“硬指标”。
而传媒业服务公众，维护公众利益却仅仅是一种理念，一种道义力量。全国以及各地方虽然都制定有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条例，那仅仅是“自律”，基本上是一纸空文。传媒界确有一大批有高尚职业素养的从业者，他们不懈地维护公众利益，中央也在不断倡导向他们学习，但终究是一种道义呼唤，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服务公众，维护公众利益至今仅仅是一种软约束，是依靠个人的良心、良知来实施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服务公众、维护公众利益成为传媒业的制度，成为一种像遵守党性原则那样的硬约束。我认为：
首先，传媒业的制度创新必须确立一个原则：公共利益至上。传媒业从学界到业界不断呼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首先必须明确目的、明确目标。公共利益至上应该成为制度创新的指导思想。否则制度创新不会有新意。国家投入数千亿资金兴办传媒业，不是为了让从业者自娱自乐，自私自利的。如果传媒业连为谁服务都不清楚，制度创新有何意义？
确立公共利益至上原则需要制定一整套规则来约束传媒业。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美国FCC设立“公正原则”的办法，对传媒业内容加以约束，并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其次，必须改变传媒业完全市场化的制度安排。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传媒业，不分地域，不分性质，不分类别，都一个早上齐步冲向市场。传媒业市场的过度进入，形成惨烈的市场竞争。事实证明，物质性产品的市场竞争一般会使产品越来越价廉物美，而精神产品的市场竞争，却降低产品的格调，尤其像目前的恶性竞争，更使传媒产品斯文扫地，原本传播精神文明的传媒业几成生产精神垃圾的工厂。
需要对传媒业作分门别类的疏理，按性分类，按类管理，让一部分媒体退出市场。
1.党报党刊是党的宣传机构，应该专注于宣传党和政府的主张，应该退出市场，如果有广告，也仅仅是政府广告。党报应该以党费维持。
2.教育电视台、少儿频道、面向农村的媒体都是公益性媒体，应该成为公共媒体，应该退出市场，由政府拨款来支持。
3.除党报党刊外，其他的新闻媒体继续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运作”，真正实行“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方针。
4.其他一切娱乐性媒体按现代化企业要求改制，实行市场化运作。
上述各类媒体都应该按不同类别制定规则。
我们决不否认，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我国的传媒业取得长足进步，成绩有目共睹。只是，在繁华之中有喧嚣，热闹之中有混乱，在光明前景中潜伏着危机，这是传媒人应有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