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中共中央在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建立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及省级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工作机制，明确职责，注重策划，加大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力度，提高新闻发布的效果和权威性，做到经常化和制度化。”2005年中共中央领导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工作报告上批示：“围绕大局和重要题材，准确发布信息，正面引导舆论；树立良好形象，积极扩大影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件中提出的“注重策划”、“围绕大局”、“引导舆论”等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决策层鲜明的议程设置思想，即把新闻发布工作作为设置议程的重要手段。与之前“强制设置议程”（授权中央媒体发布政府信息）不同的是，通过新闻发布会形式的议程设置充分考虑了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的议程博弈规律，把政府信息和政府意图的传播从“只传不通”变为“既传且通”。
随着现代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加深，组织的危机应对影响着组织的声誉，作为无形资本的组织声誉反过来影响着组织的生存。中国政府针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是危机传播理论在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规则层面的应用。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中强调，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快速反应和应急机制。2006年1月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中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有明确的规定：“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
有学者总结了危机传播的五种理论，分别为“企业（组织）辩护理论，形象修复理论，阶段分析理论，焦点事件理论和卓越关系理论”。从理论归属来看，这五种理论分别侧重于组织传播、声誉管理、核心信息设计、类型事件、公共关系等不同的视角。现代危机传播理论虽然侧重不同的方向，但至少有一点是共通的——危机状态下必须要求组织有一个对信息进行管理和发布的机构并且有专人负责信息的发布。国务院连续三年公布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及新闻发布机构的电话，在国家部委（教育部、卫生部、公安部）开展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不断地推进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这些举措既包含了政府主动设置议程的意图，同时也符合了应对危机的基本原则。
三、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实践维度
框架理论和公共关系理论是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实践层面的理论来源。
高夫曼（Goffman）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一方面框架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框架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以政府新闻发布的视角来考察新闻的生产，会注意到除了媒介对新闻的建构和受众依据既有框架进行解读之外，还存在着传播主体（政府）主动对所发布信息的选择、组合、强调和排除。这类主动“框架”传播信息的做法符合传播主体的利益并能令传播主体在传播活动中占得先机。
传播者框架能让传播主体将信息分类并依据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选择、强调和排除。媒介框架能使新闻生产者面对大量错综复杂的信息时迅速将大量信息加工或打包。受众框架是受众依据自身经验及社会意识对信息进行解读和思考并进一步强化或消解既有的框架。由此可见，新闻在受众端的意义生产不仅仅在于受众既有框架的影响，传播主体设置的新闻框架和媒介框架也极大地影响着受众端意义的生产。所以对于政府新闻发布活动来说，框架理论的意义在于政府主动选择议题来架构（Framing）公众的意义生成，达到想要的结果。
虽然在实践层面使用框架理论来影响受众意义生成的做法并未以文字的方式固定下来形成文件，上升成为规则层面的制度，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这些未成文的规则依旧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例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分别在2006年3月27日、4月11日和4月19日举办三场以保护知识产权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三场发布会分别从执法、商务侵权和商标品牌保护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发布。面对国际上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指责，中国政府积极地设定并强化了“中国正在积极努力并已取得成效”的新闻框架，努力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公共关系被认为是“一个组织与其相关公众之间的传播管理”。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公共关系的研究和实践越来越深入并越来越受到各类组织的重视。从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实践层面来考察，也可以看到公共关系研究中的许多理论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政府公共关系的处理和操作，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包括公关四步法和公共关系的四种模式。
对公共关系研究产生广泛影响的《有效的公共关系》（Effective Public Relation）一书，提出了公共关系的四步工作法，将公共关系的工作程序概括成四个基本步骤：调查研究、策划设计、传播执行和评估反馈。公关的四步理论清晰地界定了公共关系操作的程序和方法，对于组织公共关系的管理有着极强的指导作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很多操作规范基本都借鉴和运用公共关系相关理论和方法。例如在政府新闻发布的操作流程上，基本使用了公关四步法。作者采用实地观察法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的会前会后进行观察，发现从调研到策划再到执行环节，在组织内部都有专人或者部门负责，而评估环节则委托第三方的学术研究机构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进行评估。
格鲁尼格（James E.Grunig）和亨特（Hunt）提出了公共关系的四种沟通模式：新闻宣传模式（Press Agency/Publicity）、公共资讯模式（Public Information）、双向不对称模式（Two-Way Asymmetric）、双向对称模式（Two-Way Symmetric）。根据格鲁尼格的理论，从传播方向上，双向的“对话”优于单向的“独白”，从沟通反馈模式上，对称的“协商”优于非对称的“说服”。所以双向对称模式被称为“卓越模式”并为研究者所倡导。
从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在操作层面上的变化也能看出在沟通模式上的一些转变，例如用制度的方式规定缩短发布辞的时间，加大提问环节的比重，加快答问的节奏等等表现出一种“双向”、“对话”的姿态。在内部管理上，政府新闻发布部门舆情搜集反馈机制的建立，能够进一步根据公众关注的焦点调整政策并保持与公众的沟通。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持编写的《政府新闻发布手册》中，也强调了一些操作层面的机制，例如舆情收集研判机制和信息发布反馈机制等。这意味着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在操作层面也在朝着公共关系双向对称沟通的方向实践。
四、结论及问题
从中国政府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上取得的成效上来看，积极借鉴既有的理论研究成果，结合学术机构的智力支持，是促使其不断完善的主要原因。从目前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速度和效果来看，中国政府对有关新闻发布制度的相关理论成果的认同度也非常高，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国政府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上都显现了对相关理论纯熟的运用。未来从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笔者认为还有很多领域亟待开拓：如何结合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生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如何在借鉴既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为现实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