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看见了种种人间的悲剧，在这里我认识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这里我身受了各种的痛苦。我挣扎，我苦斗，我几次濒于灭亡，我带了遍体的鳞伤。我用了眼泪和叹息埋葬了我的一些亲人，他们是被旧礼教杀了的。
这里有美丽的山水，肥沃的田畴，同时又有黑暗的监狱和刑场。在这里坏人得志、好人受苦，正义受到摧残。在这里人们为了争取自由，不得不从事残酷的斗争。在这里人们在吃他的同类的人。——那许多的惨酷的景象，那许多的悲痛的回忆！
哟，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么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
（巴金）
深秋的北平
在北平阴历九月梢尾的早晚，人们已经需要加上棉绒的寒衣。深秋的天空异常肃穆而爽朗。近黄昏时，古旧一点的庭园就有成群成阵像一片片墨点子似的老鸦在老态龙钟的榆钱树的树巅上来回盘旋，此呼彼和，噪个不休。再晚些，暮色更深，乌鸦也飞进了自己的巢，在苍茫的尘雾里，传来城墙上还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这来自遥远，孤独的角声打在人的心坎上说不出的熨贴而又凄凉，像一个多情的幽灵独自追念着那不可唤回的渺若烟云的已往，又是惋悟，又是哀伤，那样充满了怨望和依恋，在薄寒的空气中不住的振抖。
天渐渐的开始短了，不到六点钟，石牌楼后面的夕阳在西方一抹淡紫的山气中隐没下去。到了夜半就唰唰的刮起西风，园里半枯的树木飒飒的乱抖。赶到第二天一清早，阳光又射在屋顶辉煌的琉璃瓦上，天朗气清，地面上罩一层白霜，院子里，大街的人行道上都铺满了头夜的西风刮下来的黄叶。气候着实的凉了，大清早出来，人们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气里凝成乳白色的热气，向菜市买来的菜蔬碰巧就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凌，在屋子里坐久了不动就觉得有些冻脚，窗纸边的苍蝇拖着迟重身子飞飞就无力的落在窗台上。在往日到了这种天气，比较富贵的世家如同曾家这样的门第，家里早举起了坑火，屋内暖洋洋的，绕着大厅的花槅扇与宽大的玻璃窗前放着许多盆盛开的菊花：有绿的，白的，黄的，宽瓣的，细瓣的，都是名种，它们有的放在花架上，有的放在地上，还有在糊着蓝纱的槅扇前的紫檀花架上的紫色千头菊悬崖一般的倒吊下来，这些都绚烂夺目的在眼前罗列着。主人高兴时就在花前饮酒赏菊，邀几位知己的戚友，吃着热气腾腾的羊肉火锅，或猜拳，或赋诗，酒酣耳热，顾盼自豪。真是无上的气概，无限的享受。
像往日那般欢乐和气概于今在曾家这间屋子里已找不出半点痕迹，惨淡的情况代替了当年的盛景。现在这深秋的傍晚——离第二幕有一个多月——更是处处显得零落衰败的样子，槅扇上的蓝纱都退了色，有一两扇已经撕去了换上普通糊窗子用的高丽纸，但也泛黄了。槅扇前地上放着一盆白菊花，枯黄的叶子，花也干的垂了头。靠墙的一张旧红木半圆桌上放着一个深蓝色大花瓶，里面也插了三四朵快开败的黄菊。花瓣儿落在桌子上，这败了的垂了头的菊花在这衰落的旧家算是应应节令。许多零碎的摆饰都淡了起来，墙上也只挂着一幅不知什么人画的山水，裱的绫子已成灰暗色，下面的轴子只剩了一个。墙壁的纸已开始剥落，墙角倒悬那张七弦琴，琴上的套子不知拿去作了什么，橙黄的穗子仍旧沉沉的垂下来，但颜色已不十分鲜明，蜘蛛在上面织了网又从那儿斜斜的织到屋顶。书斋的窗纸有些破了补上，补上又破了的，两张方凳随便的放在墙边，一张空着，一张放着一个作针线的簸箩。那扇八角窗的玻璃也许久没打磨过，灰尘尘的。窗前八仙桌上放一个茶壶两个茶杯，桌边有一把靠椅。
一片淡淡的夕阳透过窗子微弱地洒在落在桌子上的菊花瓣上，同织满了蛛网的七弦琴的穗子上，暗澹澹的，忽然又像回光返照一般的明亮起来，但接着又暗下去。外面一阵阵的噪着老鸦。独轮水车的轮声又在单调地“孜妞妞孜妞妞”的滚过去，太阳下了山，屋内渐渐的昏暗。
（曹禺）
失眠之夜
为什么要这样失眠呢！烦躁，呕心，心跳，胆小，并且想要哭泣。
我想想，也许就是故乡的思虑吧。
窗子外面的天空高远了，和白棉一样绵软的云彩低近了，吹来的风好像带着点草原的气味，这就是说已经是秋天了。
在家乡那边，秋天最可爱。
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就像银子做成的一样，就像白色的大花朵似的缀在天上，就又像沉重得快要脱离开天空而坠了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得再没有那么高的。
昨天，我到朋友们的地方走了一遭，听来了好多的心愿——那许多心愿综合起来，又都是一个心愿——这回若真的打回满洲去，有的说，煮一锅高粱米粥喝，有的说，咱家那地豆多么大！说着就用手比量着，这么大，碗大，珍珠米，老的一煮就开了花的，一尺来长的，还有的说，高粱米粥，咸盐豆。还有的说，若真的打回满洲去，三天三夜不吃饭，打着大旗往家跑，跑到家去自然也免不了先吃高粱米粥或咸盐豆。
比方，高粱米那东两，平常我就不愿意吃，很硬，有点发涩（也许因为我有胃病的关系），可是经他们这一说，也觉得非吃不可了。
但什么时候吃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而况我到底是不怎样热烈的，所以关于这一方面，我终究是不怎样亲切。
但我想我们那门前的高草。我想我们那后园里开着的茄子的紫色的小花，黄瓜爬上了架。而那清早，朝阳带着露珠一齐来了！
我一说到高草或是黄瓜，三郎就向我摆手和摇头：
“不，我们家，门前是两棵柳树，树荫交结着做成个门形，再前面是菜园，过了菜园就是山，那金字塔形的山峰，正向着我们家的门口，而两边像蝙蝠的翅膀似的向着村子的东方和西方伸展开去，而后园：黄瓜、茄子也种着，最好看的是牵牛花在石头墙的缝际爬遍了，早晨带着露水，牵牛花开了……”
“我们家就不这样，没有高山，也没有柳树……只有……”我常常就这样打断他。
有时候，他也不等我说完，他就接下去，我们讲的故事彼此都好像是讲给自己听，而不是为着对方。
只有那么一天，买来了一张《东北富源图》挂在墙上了，染着黄白的平原上站着小马，小羊，还有骆驼，还有牵着骆驼的小人；海上就是些小鱼，大鱼，黄色的鱼红色的好像小瓶似的大肚的鱼，还有黑色的大鲸鱼；而兴安岭和辽宁一带画着许多和海涛似的绿色的山脉。
他的家就在离着渤海边不远的山脉中，他的指甲在山脉上爬着：“这是大凌河……这是小凌河……哼……没有，这地图是个不完全的，是个略图……”
“好哇！天天说凌河，哪儿有凌河呢！”我不知为什么一提到家乡，常常愿意给他扫兴一点。
“你不相信！我给你看。”他去翻他的书橱去了：“这不是么！大凌河……小凌河……小孩的时候在凌河沿上捉小鱼，拿到山上去，在石头片上用火烤着吃……这边就是沈家台，离我们家二里路……”因为是把地图摊在地板上看的缘故，一面说着，他一面用手扫着他已经垂在前额的发梢。
《东北富源图》就挂在床头，所以第二天早晨，我一张开了眼睛，他就抓住了我的手：
“我想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先买两匹驴，一匹你骑着，一匹我骑着……先到我姑姑家，再到我姐姐家……顺便也许看看我舅舅去……我姐姐很爱我……她出嫁以后，每回来一次，临走的时候就哭一次，姐姐也哭，我也哭……这有七八年不见了！也都老了。”
那地图上的小鱼，红的黑的，都能够看清，我一边看着，一边听着，这一次我没有打断他，或给他扫一点兴。
“买黑色的驴，挂着铃子，走起来……口冈啷啷口冈啷啷……”他形容着声音的时候就像他的嘴里边含着铃子似的在响。
“我带你到沈家台去赶集。那赶集的日子，热闹！驴身上挂着烧酒瓶……我们那边，羊肉非常便宜……羊肉炖片粉……真是味道！唉呀！这有多少年没吃那羊肉啦！”他的眉毛和额头上起着很多皱纹。
我在大镜子里边看到了他，他的手从我的手上抽回去，改在他自己的胸上，而后又反背着放在枕头下面去，但很快的又抽出来。只理一理他自己的发梢又放在枕头上去。
而我呢？我想：
“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吗？”我想着就这样说了。
这失眠大概也许不是因为这个。但买驴子的买驴子；吃咸盐豆的吃咸盐豆；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
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
这失眠一直继续到黎明，在黎明之前；在高射炮的声中，我也听到了一声声和家乡一样的震抖在原野上的鸡鸣。
（萧红）
难忘的历史课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绍兴之行中，居然意外地回了一次已经阔别五十五年的家乡。
1952年，我和郑西谛（振铎）俩人，在杭州、绍兴、余姚、宁波作工作旅行，重点参观了我国现存最古的藏书楼范氏天一阁；1954年，我应当地驻军之邀，到宁波讲课两周，在唐代建筑天封塔前照过一张像，又看了分驻在慈溪、镇海乡间的连队。两次南行都已逼近我的出生地，却没有能够访寻一下童年生活的陈迹。这一回，虽然时间较紧，却在宁波师专徐季子、《宁波报》周律之等同志陪同下，不仅游览了佛教胜地天童寺，亲自体验王安石诗“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的自然景色，还目睹了许多新的建设：浙江炼油厂在俞范的闪闪发亮的炼油塔，镇海发电厂在虹桥的鳞次栉比的建筑群，又详细地听北仑港张先达同志介绍这个可以停泊十万吨海轮的深水港修建的经过。而日，我又回到我的出生地——本来属于镇海县西乡，现已划归宁波市北郊公社的畈地塘大队，探亲访故，寻桑问麻，遇见了一个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和我同班、现在退休家居的老同学。这确是一件很难得的巧遇。
王粲说过：“人情同于怀上，岂穷达而异心！”但我以为一个人之怀念故土，往往又和他对童年生活的记忆有关，因为故乡总是和童年纠结在一起的。譬如我和那个同学，在本村古唐小学同班四年，时间不算很短，但我现在能够记起的，却只是他熟悉《三国演义》，常向较小的同学讲“四弟”赵子龙的故事；再就是，那时流行朗读，背书的时候，我和他都能将《秋水轩尺牍》里骈四俪六的句子，用抑扬顿挫的调门背出来，得到了老师的赞扬。除此以外，脑子里空空洞洞，什么事情也想不起来了——那几年的经历实在太平凡。
从五年级起，我转学邻村桕墅方的培玉学校，对故乡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因为我开始有了自己的童年。培玉的校长江后邨（五民）先生，他是举人出身的剡溪有名的学者，我还先后受到宁海黄寄凡先生、歙县程庚白先生、奉化邬显章先生的教导。《秋水轩尺牍》不读了。寄凡先生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赞成新思想，提倡白话文，他把胡适的《鸽子》、《老鸦》，唐俟的《人与时》，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抄在黑板上，当作课文教。这是我和新文学接触的开始。接着来任课的是庚白先生，他似乎不大赞成白话文，却很佩服武林缪莲仙（艮）的为人，让我们选读《梦笔生花》里的文章，什么《肚痛埋怨灶君》啦，《猢狲戴帽儿学为人》啦，喜笑怒骂，喻世讽人。庚白先生认为学生读了这些能开窍。总之，用现在的话说，老师们的思想很解放。
不过在我记忆里铭刻最深的，却还是课堂以外的教育。1925年春天，全县开春季小学运动会，培玉学校练就一套哑铃操，从容挥舞，节拍井然，一阵阵好比天外轻雷，远处听去，饶有余味。后邮先生亲自把这个团体操定名为：声声慢。不料师生们浩浩荡荡开进县城以后，却因裁判失职，几个学校罢赛，哑铃操临时没有表演。我们便住下来，索性改为到城郊去春游了。
我是第一次到县城，也是第一次看到坐落在甬江口上招宝山的雄姿。金鸡山隔江对峙，蛟门山环锁港口，对面不远便是伏处海中的虎蹲山，岗峦相望，形势险要。我们参观了威远炮台。我还记得炮台筑在岩石丛里，盘旋而下，突入海中，位置和水平线相齐。室内有小洞如窗，可以窥伺洋面，水天相接，帆影点点。体育老师身倚炮座，为我们讲述鸦片战争的故事，舟山群岛失陷，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在定海战死，敌人大小军舰二十艘，排定方位，向镇海开炮，附近军民集合在防御工事后面，拼命抵抗，不肯撤退，有的人全家殉难。他讲得有头有尾，有声有色，眼里涔着泪水，声音显得不大自然。
“老师怎地晓得那么详细呢？”一个同学问。
“我听家里人说的。”
“哦，你们原来不知道，”炮台里一位老人说，“他爷爷的父亲是炮手长，那次牺牲了。”
我们——我们这群不大懂事的孩子，不约而同地用尊敬的眼光射到体育老师的身上，年轻的体育老师低下头。啊，他这回真的哭了。
这是我生平受到的最难忘怀的一堂历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