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到开头，即在不借助早前权威的历史理论的情况下来看这个问题：历史具有方向性吗？有理由认为存在着一种朝向自由民主的普遍演进吗？
我们先只考虑方向性问题，至于方向性是否意味着道德或人类幸福方面的进步这一问题，我们暂且搁置一边。所有或绝大多数社会都按照某种一致的方向演进，还是说这些社会的历史要么在循环，要么完全行进在任意的道路上？[1]若是后一种情形，那么人类有可能完全重复过去的社会或政治制度：奴隶制可能重现，欧洲人可能会再给国王和皇帝加冕，而美国妇女可能会丧失选举权。与此相对，方向性的历史则意味着，任何社会组织，一旦被取代，就不会再为同一个社会重复（当然，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能够重复一种类似的演进模式）。
但是，如果历史永不会重复自身，那么就必定有一个稳定一致的机制或一套历史原动力，规定着历史按一定的方向演进，并且以某种方式把早前时期的记忆保存至今。循环史观或任意史观并不排除社会变迁的可能性以及发展的一定规则性，但是，它们并不寻求历史因果的唯一原动力。它们还必须包括一个断代（de-generation）的过程，借此彻底清除关于早前成就的意识。因为若没有这样一种总体的历史遗忘的可能性，那么，每一次相续的循环，哪怕是小规模的，都要建立在早前循环的经验基础之上。
为了理解是何种机制赋予了历史方向性，首先让我们向丰特内勒和培根讨教，并且假定知识——尤其是我们能够通过科学获得的关于自然宇宙的知识——是历史方向性的关键。因为，只要我们环视人类社会活动的整个领域，就会发现唯一被明确公认具有累积性和方向性的活动是现代自然科学。然而，绘画、诗歌、音乐或建筑这些活动却不是如此：仅仅因为劳申伯格（Rauschenberg）和勋伯格（Schoenberg）生活在二十世纪，是没法认定前者是一个比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更好的画家，后者是一个比巴赫（Bach）更高超的音乐家的；莎士比亚和帕台农神庙都代表着某种完美，说“超越”它们毫无意义。然而，自然科学则是自我积累的：伟大的艾萨克·牛顿都不知晓的关于自然的某些“事实”，如今为物理系任何一个大学生获得，仅仅是因为他或她出生在牛顿之后。对于自然的科学理解既非循环，也非任意；人类不会周期性地回到同样的无知状态，现代自然科学的结果也不会屈从于人的任性。人类可以自由地选择探究科学的某些分支，而把另一些搁置一边，并且他们显然能够如其所愿地应用探究的成果，但是，无论是独裁者还是议会都无法废除自然规律，不论他们多么想这样做。[2]
科学知识已经有了长期的积累，并且在形塑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方面具有始终如一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常常未被注意到。掌握了冶铁和农业技术的社会，与只会使用石器或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社会，十分不一样。然而，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也就是说，由于笛卡尔、培根和斯宾诺莎这些人在十六、十七世纪对科学方法的发现，科学知识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现代自然科学开辟了征服自然的可能性，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社会的普遍特征，而只是某些欧洲人在历史某个时刻的发明。然而，科学方法一旦发明出来，就会为理性的人普遍掌握，潜在地可以为一切人所获得，无论其文化或民族差异。科学方法的发现令历史有了之前和之后时期这样一个基本的、非循环的区分。而且它一旦被发现，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不断展开，就为解释后来历史发展的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方向性机制。
现代自然科学产生既具方向性又具普世性的历史变化，其第一种方式是军备竞赛。科学的普世性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首先就是因为国际体系中战争和冲突的盛行。现代自然科学让那些能够最有效地发展、生产和运用技术的社会拥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而且随着技术变革加速，技术所赋予的相对优势也在扩大。[3]祖鲁族的战士无论有多勇敢，他们的长矛仍敌不过英国人的步枪：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在十八、十九世纪征服绝大多数如今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就在于掌握了科学，而且也正是那些源自欧洲的科学的传播，现在正使得第三世界的国家在二十世纪重获一定程度的主权。
战争的可能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既能令社会向理性化方向发展，也能推动在不同文化间创建统一的社会结构。任何一个想要维持政治自主的国家，都被迫采用敌人和对手的技术。然而，更有甚者，战争的威胁迫使各个国家重组自己的社会体系，以便尽可能地利于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比如，为了与邻国竞争，各个国家都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这也是国家统一的强大动力；它们必须能够在国家范围内调动资源，这就要求确立一个具有税收和立法权力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它们就必须打破各种可能阻碍国家统一的地方、宗教和血缘纽带；它们必须提高教育水平，以培养出一批能够处理技术的精英；它们必须密切注意国外的发展；由于拿破仑战争时期普遍征兵制度的引入，它们还必须为社会的贫苦阶级提供参政的机会，以便需要时能够进行总动员。所有这些发展都可能因其他原因——比如经济原因——而产生，但是战争以其特有的敏锐方式表明了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并且为现代化成功与否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检验。
历史上有许多所谓“国防现代化”的例子，这些国家因受到军事威胁而被迫改革。[4]十六、十七世纪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如路易十三时代的法国或腓力二世时代的西班牙，为了保证与邻国作战所需的开支，都力图尽可能地巩固其在领土内的权力。在十七世纪，这些君主制国家一百年中只有三年没有打仗；维持军队所需的巨大经济要求，是中央集权政府打破封建制度和地方机构权力，创建我们所谓的“现代”国家结构的主要动因。[5]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兴起，贵族特权逐渐被削弱，这对法国社会起到了夷平效果，从而为新社会集团的出现开辟了道路，这个新社会集团在大革命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类似的过程也出现在奥斯曼帝国和日本。1798年，法国军队在拿破仑的指挥下入侵埃及，震动了埃及社会，导致埃及军队在奥斯曼帝国帕夏（pasha，即高级将领）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的领导下进行重大改革。这支由欧洲人帮助训练的新军队非常成功，威胁到奥斯曼帝国对中东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从而促使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仿照前两个世纪的欧洲君主进行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改革。1826年，马哈茂德通过屠杀禁卫军（宫廷侍卫中的精英团），打破了封建秩序，开办一系列世俗学校，并且极大地增强了中央集权的奥斯曼官僚的权力。同样，司令官佩里（Perry）率领的美军舰队船坚炮利的绝对优势，最终让日本的大名（编按：日本旧时对封建领主的称呼）相信，他们除了开放国家、接受国外竞争的挑战，别无选择。（这一趋势并不是没有受到抵抗；一直到1850年代，枪炮专家高岛秋帆仍因提倡采用西方军事技术而入狱。）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日本新一代领导废除旧式的寺学，改行国家管理的义务教育制度，招募大量的农民军，以取代武士集团，并且建立了国家的税收、银行和货币制度。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期间发生的全面转型，日本国的重新中央集权化，其动力在于这样一种紧迫感：如果它不想丧失自己的国家独立，像中国那样沦为欧洲列强瓜分的对象，就必须学着吸收西方技术。[6]
在其他情形中，耻辱的败仗也是进行理性的社会改革的动力。普鲁士的凡·斯坦因（vom Stein）、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进行改革的动力，就在于他们认识到，拿破仑之所以能够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们的国家，是因为普鲁士国家的落后及其与社会的完全疏离。军事改革，如普遍征兵制，也随着《拿破仑法典》一道被引进普鲁士，这一事件在黑格尔看来，意味着现代性在德国的到来。[7]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俄国，它在过去三百五十年间的现代化和改革过程，主要是由军事野心和军事挫败驱动的。[8]彼得大帝力图把俄国转变为一个现代欧洲君主制国家，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现代化；圣彼得堡这座城市最初就是作为涅瓦河口的海军基地来设计的。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直接导致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的改革，其中包括废除农奴制，而它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则促成了斯托雷平（Stolypin）的自由主义改革，并使俄国进入了1905-1914年的经济增长期。[9]
或许，国防现代化最近的例子是初始阶段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从他和其他苏联高级官员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初考虑要对苏联经济进行根本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认识到苏联若不改革，就很难在二十一世纪保持经济和军事上的竞争力。尤其是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SDI）对苏联形成了一个严重挑战，因为这一计划所造成的威胁会使苏联整个一代的核武器作废，由此把超级大国之争带入苏联处于明显弱势的领域，比如微电子技术和其他创新技术。包括许多军界领袖在内的苏联领导人认识到，勃列日涅夫留下来的腐败的经济体制，是无法跟上一个由战略防御计划主导的世界的，因此，他们愿意为了长期生存而接受短期的裁军。[10]
悖谬的是，国家间持续的战争和军备竞赛，反倒成了国家统一的巨大动力。即便战争会导致毁灭，它另一方面也迫使国家接受现代技术文明和支撑它的社会结构。无论人是否在意，现代自然科学都把自身强加于人：绝大多数国家若想保持民族自治，就无法拒斥现代性的技术理性主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康德关于历史变化是人的“反社会的社会性”的结果这一论断的一个例证：是冲突而非协作令人们首先生活在社会中，然后更充分地发展社会的潜能。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块与世隔绝或无人愿去的地方，那倒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技术理性主义的需求。不过，有些国家很幸运。比如，霍梅尼治下的伊朗需要防御伊拉克等强邻的入侵，但伊斯兰教的“科学”却没法生产F-4战斗轰炸机和奇伏坦主战坦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所以有底气抨击制造出这些武器的西方理性主义，完全是因为它可以用自己的石油收入来购买它们。事实上，统治伊朗的毛拉们只需注视着地面喷出的贵重资源，就可以耽于世界范围的伊斯兰革命这样的宏伟计划，这对于不如它那般幸运的其他国家而言，是不敢想的。[11]
第二种方法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发展的方案，为了满足人的欲望，现代自然科学逐渐征服自然，由此被认为产生了具有方向性的历史变化。工业化不仅仅是把技术密集地应用于生产过程和新机器的创造。它也把人类理性运用于社会组织问题和创造合理的劳动分工。理性既被用于新机器的创造，又被用于生产过程的组织，这完全超出了科学方法的早期提倡者的预料。在西欧，人均收入从十八世纪中叶至今已经增长了十倍，而当时就已经超过了当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均收入。[12]在所有社会，经济增长都产生了某种统一的社会转型，无论它们先前的社会结构是什么。
现代自然科学通过确立变动不居的生产力范围，规定经济发展的方向。[13]这一技术范围展开的方向，与一种日益合理的劳动组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4]比如，通讯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技术改进——道路建设、船舶和港口的发展、铁路的发明等等——使市场的扩张得以可能，而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通过劳动组织合理化实现经济的规模化发展。当一个工厂只是向一两个当地的村庄销售产品时，专业化劳动可以说无利可图，然而，一旦它向全国甚至更广阔的国际市场销售产品时，专业化劳动就会变得有利可图。[15]于是，由这些变化而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扩大了国内市场，并且导致了进一步劳动分工的需求。
合理的劳动组织，必然要求对社会结构进行某种协调一致的大规模变革。工业社会必定主要是在城市，因为唯有在城市中才能找到让现代工业运转起来所需的足够技工，也唯有城市才有维持高度专业化的大型企业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最终之所以崩溃，就是因为它建立在如下这样一个信念之上：黑人产业工人只能永久地居住在乡村。劳动市场要有效运行，劳动力就必须日益流动起来：不能将工人长期拴在某种特定工作、特定场所或特定社会关系上，必须让他们自由流动，自由地学会新工作和新技术，并且自由地把劳动力卖给出高价者。这对传统的社会团体，如部落、氏族、大家庭、宗教派别等，造成了强有力的破坏作用。传统社会团体在很多方面更能带来人性上的满足，但是，由于它们并不是按照经济效率的合理原则组织的，因而日渐丧失了活力。
取代它们的是“现代的”官僚组织形式。工人被这些组织接受，是基于他们所受的训练和所具有的能力，而不是因为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而他们的成绩则是根据已定的普遍规则来衡量。现代官僚机构通过把复杂的任务划分为较为简单、具有等级结构的任务，其中许多可以通过流水线来完成，从而使合理的劳动组织制度化。合理的官僚组织在一个工业化国家，可能最终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至于所说的组织是政府机构、工会、公司、政党、报纸、慈善机构、大学，还是专业协会，是不重要的。与十九世纪相比，那时有五分之四的美国人是自营职业者，而不是官僚组织的部分，可如今，只有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还属于自营职业者。这种“计划外的革命”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会相继发生，无论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它们从中得以发生的前工业化社会的宗教和文化背景有什么差异。[16]
当然，工业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官僚机构的日益扩张，或者巨大的工业联合体。因为，超过了一定的点，大的官僚机构会日益变得缺乏效率，陷入经济学家所谓的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ale）的窘境，因而还不如大量的小规模组织有效率。如软件工程这样的现代产业，也没有必要落户于大城市。尽管如此，这些相对较小的单位仍须根据合理原则来组织，并由一个城市化社会来支撑。
合理的劳动组织不应该被认为本质上是与技术创新相分离的现象；两者都是经济生活合理化的一个方面，前者属于社会组织领域，后者属于机器生产领域。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主要基于机器生产（即技术的应用），而非劳动分工，而且他希望有一天劳动分工能够被废除。[17]技术有可能消除城市与乡村、石油大王与油田工人、投资银行家与垃圾收集工之间的差别，由此创建一个人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钓鱼，傍晚牧牛，晚餐后从事批判”[18]的社会。不过，世界经济发展后来的历史情形表明这种说法并未成真：合理的劳动组织对于现代的经济生产力而言仍至为根本，甚至过细的劳动分工造成的思维麻木也因技术进步而有所减轻。共产主义政权试图消除劳动分工、终结专业化分工的奴役状态的做法，只会导致比马克思所谴责的曼彻斯特工厂还要可怖的暴政。[19]毛泽东好几次想竭力消除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在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及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然而，这两次尝试都导致了难以想象的人类灾难。红色高棉（Khmer Rouge）1975年后在柬埔寨推行的城乡融合政策，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无论是劳工组织[20]，还是官僚机构[21]，都不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新事物；其新颖之处是它们在经济效率原则下的彻底合理化。正是这种合理性的要求，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打上了齐一性的烙印。人们在前工业化的社会中可以有不同的追求目标：宗教或传统会告诫人们，贵族武士的生活要优越于城市商人的生活；牧师会为某种商品规定一个“公正的价格”。但是，依据这样的规则运行的社会，其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因此它无法像依据理性规则运行的社会那样快速地发展经济。
为了说明劳动分工的同质化力量，让我们通过具体事例来看看它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佛朗哥将军在西班牙内战中战胜共和国军队时，西班牙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西班牙右派的社会基础是乡村的豪绅和地主，这些人能够利用传统和个人忠诚动员广大的农民支持者。黑手党之类的组织，无论是在新泽西还是巴勒莫，其运作的凝聚力靠的就是类似的这种个人关系和家族关系，萨尔瓦多和菲律宾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地方军阀，同样是利用这类关系继续控制着农村政治。随着1950至1960年代西班牙经济的发展，现代市场关系被引入到了农村，由此导致了一场计划外的社会革命，摧毁了此类传统的荫庇—依附关系。[22]大批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涌入城市，从而夺去了豪绅的支持者；而地主自身也转变为面向全国甚至国际市场的更有效率的农业生产者；而那些仍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则成了售卖劳动力的契约雇工。[23]如今，即使再出一个佛朗哥，他也不会再有招募军队的社会基础了。经济合理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黑手党存在于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意大利南部，而不是工业化了的意大利北部。基于非经济纽带的荫庇—依附关系当然还存在于现代社会——我们都知道老板的儿子比其同事晋升快，招聘时会顾及到老同学关系，但是它们通常会被认为是非法的，因而只能私下里进行。
在这一章，我们尝试探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有方向吗？我特意用一种稚拙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因为我们中间仍有许多悲观主义者，他们不认为历史有任何方向性。我们选择了现代自然科学，作为历史朝一定方向变化的可行的基础性“机制”，因为这是唯一为人们所公认的具有累积性和方向性的大规模社会活动。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性展开，使人们理解了历史演进的许多具体细节，比如，为什么在汽车和飞机被发明出来并作为代步工具前，人们的出行工具是马车和火车，或者，为什么后来的社会比先前的社会更加城市化，又或者，在工业社会中，现代政党、工会或民族国家为什么会取代部族或部落成为集团忠诚的主轴。
然而，尽管现代自然科学能够很好地解释一些现象，但是也还有许多其他现象——比如特定社会所选择的政体形式——要解释起来就非常困难。此外，尽管现代自然科学可被认为是方向性历史变化的可用“校准器”，但它决不应该被当作变化的终极原因。因为，人们随即就会追问，现代自然科学何以当此？科学的内在逻辑或许能够解释它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科学自身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们要追求科学。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不仅是因为人们对宇宙好奇，也是因为科学满足了人们的安全需要，以及无限度地获取物质财富的欲望。现代公司之所以供养着研发人员，并不是出于对知识的抽象的爱，而是为了赚钱。经济增长的欲望似乎是今日所有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但是，如果人不只是一种经济动物，那我们就会认为，上述解释是不完整的。这是一个我们很快就会再谈到的问题。
目前，对于现代自然科学所蕴含的历史方向性，我们还没有给予任何道德或伦理评价。应当承认，劳动分工和日益发展的官僚化，对于人类的幸福意味着什么，根本而言仍不清楚，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以及其他最初把这两种社会现象指认为现代生活的核心特征的社会科学家，也都强调了这一点。目前，我们根本没法毫无负担地认定，现代科学提升经济生产力的能力，让人们比过去更道德、更幸福或过得更好。作为分析的起点，我们想暂时表明的是，有充分理由认为，历史作为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在朝着一个前后连贯的单一方向前进，而我们还要进一步考查沿着这一结论会产生的结果。
如果现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导致了方向性的历史，那么自然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可以不去发明它吗？可以不让科学方法再支配我们的生活吗？工业化的社会有可能返回到前现代的、前科学的社会吗？总之，历史的方向性是可逆转的吗？
注释：
[1]这种循环论有某些当代的辩护者；见欧文·克里斯托对我最初的文章“历史的终结？”的回应，载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26-28.
[2]现代自然科学的累积和进步性质受到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质疑，他指出科学中的变革具有中断和革命的性质。从他那些最为激进的观点来看，他完全否定关于自然存在着一种“科学的”知识的可能性，因为科学家借以理解自然的所有“范式”最终都会失败。那就是说，相对论并不是对已然确立的牛顿力学真理补充了新的知识增量，而是在根本上否定了牛顿力学。不过，库恩的怀疑主义与我们目前的论点并不相关，因为一个科学范式并不因其具有一贯的、深远的历史效果而在终极的认识论意义上必定为“真”。它只是必须能够成功地预测自然现象，从而让人操控它们。牛顿力学在速度接近光速时就会失效，以及它无法作为发展原子武器或氢弹的基础，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足以作为掌握自然的其他方面的手段，比如地球引力、蒸汽运动或远程炮弹。此外，范式中的等级不是人而是自然确立的：在牛顿运动规律发现之前，是无法发现相对论的。正是范式中的这种等级，使得科学知识的进步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和单向性。见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second edi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articularly pp. 95-110, 139-143, and 170-173. 对库恩的这种批评的评论，见Terence Ball, “From Paradigms to Research Program: Towards a Post-Kuhnia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 no. 1 (Feburary 1976): 151-177.
[3]技术落后的国家“打败”技术先进的国家，这样的例子也有一些，比如越南打败美国，或者阿富汗打败苏联，但是打败的缘由在于双方极其不同的政治代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两个例子中技术都提供了军事胜利的能力。
[4]见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54-156. 这一观点也见Walt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6-27, 56.
[5]Huntington (1968), pp. 122-123.
[6]关于土耳其与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之间的比较，见Robert and Ward and Dankwart Rustow, e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Turke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7]关于普鲁士的改革，见Gordon A. Craig,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35-53; and Hajo Holborn, “Moltke and Schlieffen: The Prussian-German School,” in Edward Earle, ed., The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8), pp. 172-173.
[8]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7. 当然，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毁坏传统的或封建的制度的同时，也创建了一种新的“现代的”官僚专制形式。格申克龙（Gerschenkron）以彼得大帝为例，指出现代化导致了对农民的更大压榨。
[9]军事推动的现代化还有许多其他例子，比如中国的“百日维新”，则是因中国在1895年被日本打败促发的，而伊朗礼萨汗（Reza Shah）在1920年代进行的改革，则是在1917-1918年被苏联和英国入侵之后。
[10]然而，像情报局前负责人奥加尔科夫（Ogarkov）元帅这样的苏联高级军官，就从未接受激进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作为军队革新问题的解决方案。保持军事上的竞争力的需要，这更可能是戈尔巴乔夫在1985-1986年的想法中的一个因素。因为随着改革变得愈益激进，军事战备愈益受到更严厉的内部挑战。到1990年初期，改革进程本身已经极大地削弱了苏联经济，也使得军事上的竞争力大大减弱。从苏联军事的角度来谈经济改革的需要的文献，见Jeremy Azrael, The Soviet Civilian Leadership and the Military High Command, 1976-1986 (Santa Monica, Calif.: The RAND Corporation, 1987), pp. 15-21.
[11]许多这样的观点，见V. S. Naipaul, Among the Believers (New York: Knopf, 1981).
[12]Nathan Rosenberg and L. E. Birdzell, J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Western Miracle,”Scientific American 263, no. 5 (November 1990): 42-54；关于十八世纪的人均收入，见David S. Lander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3.
[13]现代自然科学所依赖的技术和自然规律，为变化过程提供了一定的规则性和连贯性，但它们无法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所意指的那样以某种机械的方式决定经济发展的特征。比如，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认为美国的工业组织形式——它自十九世纪以来就强调标准化产品的大批量生产，并且不惜以生产工艺典范为代价进行高度专业化分工——并不是一种必然的组织形式，它几乎在同样程度上不为具有不同民族传统的其他国家所采用，例如德国和日本。见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p. 19-49, 133-164.
[14]我们将使用“劳动组织”这个术语，而不是大家更为熟悉的“劳动分工”，因为后者意味着把手工劳动日益分成无需动脑的简单劳动。尽管后者出现在工业化过程中，但是技术方面的其他进步渐渐地在倒转这一过程，从而以更多思想内容、更具复杂性的劳动取代手工劳动。马克思关于工业世界中的工人只是机器的附属物这一观点基本上没有实现。
[15]新的日益专业化的劳动的扩张反过来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应用新技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中指出一个简单劳动的集中往往是如何带来机器生产的新的可能性，而一个技工由于把精力分散在各种劳动中常常注意不到这一点；因此，劳动分工常常导致新技术的发明，反之亦然。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9-20.
[16]查尔斯·林德布卢姆（Charles Lindblom）指出，在1970年代末，有一半美国人在私营部门的官僚机构工作，同时还有一千三百万美国人在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工作。见他的著作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p. 27-28.
[17]马克思承认，亚当·斯密认为机器生产要从属于劳动分工是对的，但这种说法只适合于十八世纪晚期之前的制造业时期，那时对于机器还只有零星的使用。见Marx (1967), vol. 1, p. 348.
[18]这个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的著名说法，很难当真。抛开废除劳动分工的经济后果不说，这种业余艺术爱好的生活能否令人满意，也不清楚。
[19]在这一方面，苏联人一般来说更有感觉，尽管他们也已经中断了所谓的又“红”又“专”道路。见Maurice Meisner, “Marx, Mao, and Deng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History,” in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eds.,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pp. 79-116.
[20]涂尔干指出，劳动分工概念在生物科学中日益被用来描述非人的有机体，这一现象最基本的一个例子是男人和女人在生育孩子上存在的生物性劳动分工。见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pp. 39-41, 56-61. 也见马克思在如下著作中对劳动分工的起源的论述，Marx (1967), vol. 1, pp. 351-352.
[21]大规模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是前现代帝国的特征，比如中国和土耳其。然而，这些官僚组织并不是为了经济效率的目的组织起来的，因此能够与停滞的传统社会相容。
[22]当然，这些革命常常得益于以土地改革为形式的有意识的政治干预。
[23]Juna Linz, “Europe's Southern Frontier: Evolving Trends toward What?” Daedalus 108, no. 1 (Winter 1979): 175-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