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的传记作家亨利·S·索尔特(Henry S. Salt)曾对甘地做过采访，作为答复，甘地写道：“我第一次接触到梭罗的作品是在1907年，或者更晚一些时候，当时我正处于非暴力反抗斗争的最紧张阶段。一个朋友推荐给我一篇关于非暴力反抗的文章。它留给我的印象颇深。我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发表于在南非出版的一份杂志《印度舆论》上。后来，我成为该杂志的主编，就大量地节选这篇文章的内容。文章写得很有说服力，也很真诚，我觉得有必要对梭罗做更多的了解。于是，我开始浏览你写的关于他的生平介绍、他创作的《瓦尔登湖》以及其他的随笔。所有这些作品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愉悦感，我从中获益匪浅。”
甘地不仅仅是瑜珈修行者；他认为，思想上的真理，如若是真理的话，甚至可以应用于政治领域。宗教和政治的分裂是美国习俗中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可在印度并不存在。因而，甘地借此组织并发起了在世界范围内意义重大的非暴力运动。
我认为，正是《非暴力反抗》一文中下述若干段文字影响了甘地的思想，并引导他得出自己的结论。它包括下面几部分：(1)藐视法律；(2)不流血的“和平革命”；（3）不仇视法律代言人；(4)作为抗议与修正错误和非正义行为的手段，一个民族集体进入监狱的观点。
“我清醒地意识到，在马萨诸塞州……如果有十个人，他们十位都是诚实的人——是的，哪怕只有一个诚实的人……真正地消除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因此而被抓进县监狱……”
——亨利·大卫·梭罗
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系列非正义的法令。我们是否需要心甘情愿地遵守它们？还是努力地修订它们，然后继续遵守它们，直到我们取得成功？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马上去违反它们？……
假如非正义行为是政府机器正常磨损的必然产物，就随它发展吧，随它发展吧；也许它偶尔会越磨越光滑，但最终这台机器必定会老化、瘫痪。假如非正义行为完全为了自身的需要配备有弹簧、或滑轮、或绳索、或曲柄，那么，你也许会认为这种行为可能并不比罪恶更具有危害性；但是，假如非正义行为的本质决定你成为针对另外一个人的非正义行为实施者，那么，我认为就应该冲破法律的樊笼。让你的生命成为阻止机器磨损的反摩擦力。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必须确保我自己没有去做那些我所谴责的不义之举。
我毫不迟疑地认为，自称为废奴主义者的那些人应该马上取消对马萨诸塞州政府在人力财力上的全部支持。他们应尽快建立一个多数人专制的政府，这才不会因为受到州政府的太多影响而改变立场。我认为，他们的观点和上帝的旨意保持一致就足够了，而无需等待多数人专制政府的诞生。另外，只要一个人的看法比他的邻居们显得更加合理，他就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多数人专制的政府。
我作为一名纳税人，一年一次——不再有第二次——与这届美国政府，或者它的一个代表，即马萨诸塞州政府，直接地面对面地打交道。这是像我这种处境的公民必须与政府打交道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一政府因而就十分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愿：认识我了吧。探讨这一政府机制是否合理，表达你对它的不满和怨恨，最简单的、最有效的、对于现在的事态发展必不可少的方式，就是拒绝承认这一政府。我的邻居是一位政府税务官员，他正是那个我要打交道的人——毕竟，我只能和一个人而不是他手里的羊皮纸文件去据理力争——而且，他是自愿决定成为政府代表的。作为一名政府官员，他如何才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社会定位和所作所为呢？他不得不考虑他是应该把我，他的邻居，他尊重的一个人，视为他的邻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还是觉得我是一个疯子和扰乱社会秩序的人；他不得不搞清楚他是否能够不采用和他的行为相符的较为粗鲁、暴躁的念头和语言就可以克服困难，与邻居和睦相处。
我清醒地意识到，在马萨诸塞州，如果有一千个人，一百个人，我所认识的十个人——他们十位都是诚实的人——哪怕只有一个诚实的人，不再拥有奴隶，真正地消除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因此而被抓进县监狱，那么，美国奴隶制度才称得上真正废除。这里，有一点很重要：不要因为开始时的进展很小而觉得前途渺茫。只要是合理的事情，曾经做过一次，就永远做下去。然而，我们却更喜欢夸夸其谈，这似乎是我们的使命。改革的结果是，上百家报纸公开发行并服务于民众，而竟然没有一个人为民众服务。假如我那个令人尊敬的邻居，国家的一名特使——他天天待在会议室里试图解决人权问题，而不必面对卡罗来纳州监狱中的犯人的示威——打算让马萨诸塞州的犯人参与静坐示威，那么，马萨诸塞州——它非常急切地要把奴隶制的罪孽转嫁于相邻的卡罗来纳州，虽然在目前的形势下，卡罗来纳州发现马萨诸塞州之所以与它争吵只是由于后者的不友好行为——及其立法机关不会完全等到第二年冬天才考虑这一问题。
在一个不公正地囚禁任何人的政府管辖之下，对于一个正直的人来说，他的归宿依然是一座监狱……少数派服从多数派的意志，他们没有自己的任何权利，因而他们甚至连少数派都称不上；然而，当他们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时，他们是非常强大难以阻挡的。假如摆在一个国家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把所有正直的人士关进监狱，另外一条是停止战争废除奴隶制，那么，它会果断地选择其中正确的一条路线。假如有一千个公民打算不缴纳税金，这显然不是一种暴力、流血的做法；而缴纳这些税金，反而会造成国家实施暴力和无谓流血的后果。
事实上，如果真的有人用不缴税的做法来反抗政府，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革命。有人曾经这样问我：“可是我该怎么办呢？”倘若那位税务官员，或者任何一位其他政府职员，也这样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真的希望做点实际的事情，那就辞掉你的政府工作。”如果政府职员拒绝效忠国家，并辞掉自己的职务，那么，和平革命就宣告成功。但是，诸位也可以想象一下另外一种流血的局面。当一个人的良知受到伤害的时候，难道没有鲜血在流吗？这样的伤害促使一个人真正的英勇气概和不朽精神进发出来，他流血是为了死得其所、永垂不朽。现在，我看见这样的鲜血正在奔流……
我已经六年没有缴纳人头税了。因为这个缘故，我曾在监牢里度过一夜。我站在那儿，环顾着监牢里的一切，两三英尺厚的坚固的石板墙，一英尺厚的木铁门，透进微弱亮光的铁格子窗户；我一边思考，一边禁不住为监狱管理人员的愚蠢行为而感到震惊，他们竟然把我看作纯粹的血肉之躯关起来。我不知道他们最终是否意识到他们为我选择了一处供我沉思的最佳居所，他们也许从未想到利用我做些对他们有益的事情。我深知，假如在我和我的同乡人之间竖立着一堵石墙，那么，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一堵更难攀登或穿越的墙，直到他们渐渐能够和我一样自由。在监牢里，我丝毫没有被监禁的感觉，牢房的石墙似乎是石料和灰泥的巨大浪费。
我感到，在所有的同乡人中，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上缴了税金。他们显然不知道如何对待我，他们的行为与缺乏教养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每一次恐吓我或者恭维我，他们都大错特错，因为他们以为我主要关心如何走出监牢。看到他们如此辛苦地锁上牢房的门，我不由得笑起来。我一个人待在牢房里，思想的野马自由地驰骋；这些思想毫无阻碍地跟随着他们出了石墙，对他们来说，这些思想才是真正的危险因素。他们无法控制我的思想，于是就决定惩罚我的肉身；正如一群调皮的男孩子，他们要是抓不住他们所怨恨的某个人，他们就虐待他的狗。我意识到，这个国家还不够睿智，它就像一个生在富贵人家的寂寞女人一样胆怯，它分辩不清谁是朋友，谁是仇敌。我对它失去了最后的一丝敬意，我可怜它。
——《非暴力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