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可以这样断言，在美国作家的队伍中，亨利·梭罗是为数不多的“原始”思想家之一。他用第一手资料思考生活，他对生活的真正价值可能会发表最充分的看法。梭罗是一位有着种种局限性的伟大作家。之所以说他伟大，是因为他的作品显然优于提供第二手资料和观点的大多数人。他自始至终一直独立自主；很少有人能够像他一样有意识地走出家门实地考察，探索人类生存的非凡事实，同时丝毫不理会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无论作为人类的精神领袖，还是一名成功的作家，他都有缺陷，因为他非常敏感，易于动怒，即使在《瓦尔登湖》中也不例外，他的这部代表作并不令人信服，而是让人感到厌烦。
之所以说他伟大，还因为他把自己禁锢在自己的思想樊笼中，脚踏实地，“情绪高昂而又纯洁无瑕”，偶尔闪耀浸礼会教友圣约翰的信仰光芒，并且他的声音似乎的确在荒原上回响。然而，那也正是他的缺陷所在。荒原上不应该回荡起什么喊声；假如一个人在荒原上看到的景象预示着真正灾难的降临，他就应该回到人群中间，心情舒畅，言语朴实，与人为善。有时，我想知道，究竟怎么做才算做真正的中庸之道，因为这是与人和睦相处的人的典型特征。也许，它意味着没有牢骚的个人主义，不盲从传统的儒雅风范。梭罗没有做到前者，爱默生实现了后者，因此爱默生比梭罗显得更加伟大。成熟的人类思想总是与生活步调保持一致，可梭罗并非如此。肯定是因为这一点，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开始时很反感梭罗，并称梭罗为“蛰伏者”，只是后来才取消了这一称呼。他继续作美国的浸礼会教友圣约翰，而美国也应该为此感到自豪，毕竟美国至少拥有这么一位浸礼会教友。
人们喜爱梭罗，是因为他所具有的优秀品质，纯洁、坚强、自信，宛如一棵新英格兰云杉。惠特曼曾经告诉爱默生，《草叶集》第一版“销量喜人”，而实际上当时没有多少读者购买本书。梭罗与惠特曼不同，他很超脱，远离通过可鄙手段获得的世俗名声（赫尔曼·梅尔维尔也属于这类人，他像梭罗一样一生孤独）。梭罗的作品《康科德和梅里马科河上的一周》一直卖得不好。印刷了一千册，出版商退回七百零六册；在剩余的二百九十四册中，赠阅七十五册。
在他的《日记》（1853年10月28日）中，他这样开始写道：“正如我在书的封底所言，这些书蕴含着比名声更实际的意义，这使得它们的价值攀升两个档次，人们不由得开始探听它们的来源……作者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难道不感到高兴吗？……这就是著作权；这是我苦苦思索的结晶……然而，我不顾这样的结果（书销量很差），今晚我仍旧安坐在一大堆死气沉沉的书稿面前，拿起笔，用十分的满足和激情，把我可能会总结的思想和经验记录下来。我的确相信，这一结果比所有一千册书被人买走还要令人鼓舞。书没有卖掉，属于我个人的东西就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仍然自由自在。”最后两行文字不太令人满意，可是这就是完整的梭罗。人们因而敬重他；他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缔造者。由于其作品满篇极尽嘲讽之能事，这降低了我们的阅读乐趣，但这也正是他的感染力所在。
令人遗憾的是，梭罗给人的印象是他生活在爱默生的阴影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位评论家，洛威尔没有认可梭罗的才能。在《写给批评家的寓言》中，他嘲笑梭罗是爱默生奴颜婢膝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他的这种看法肯定毁坏了梭罗的名誉。
就以他为例；瞧瞧他的特有习性，
艰难地迈着短小的双腿，踩着爱默生走过的路径；
他竭尽全力，满面通红，一蹦三跳，
以便跟得上那神秘主义传扬者的自然步调。
他紧随其后，宛如曲棍与球拍难以分开，
他的手指探索着先知的每一只口袋，
呸！诗人老兄，真是恬不知耻；你有自己的丰硕果实，
为何还在邻居爱默生的果园里卑躬屈膝？
这首诗针对的无论是钱宁还是梭罗（二者均长有短小的双腿，二者与爱默生的关系均非常亲密），梭罗都永远无法摆脱这一恶意的嘲弄。梭罗曾在爱默生的家里当管家，那也是两人关系最融洽的一段时间。爱默生在他的《日记》(1851年9月）中曾经写道：“我对梭罗的所有思想都相当熟悉，那本来就是我自己思想的翻版。倘若他不如此，无论他提出什么新观点，他都无法表达清楚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人们由此猜测，爱默生必定将梭罗视为预言世界的对手，而并不认为他是自己的学生。爱默生和梭罗彼此之间怨气冲天。当然，梭罗绝非奴颜婢膝的崇拜者；在两人一起散步时，他总是反驳爱默生的观点。1856年，在《瓦尔登湖》出版两年之后，爱默生在自己的日记（1856年2月29日）里写道：“假如我只认识梭罗，我会觉得好人之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难道我们两人的交流必须总是分出胜负？难道我们聊天的目的从来不会为了了解事情真相，为了彼此获得安慰和快乐？他喜欢成为争论的中心，他具有非凡的洞察力、理解力以及很高的天赋——关于真理的或依据真理得出的独到见解，以及属于真理范畴的正直的道德准则。然而，他的所有这些优点，他所有机智和创见的源泉，对我来说都已不复存在；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我和他之间进行的思想交流都一无例外地证实了这一点。他总会用一些自相矛盾的观点来与你争论，和他待在一起耗时耗神。”梭罗富有同情心；他比爱默生年轻，他的职业是制造铅笔的工人和检查员，因而他对流行的社团从无了解，即便是波士顿知识分子的社团。有一次，他应邀到古老的帕克住宅参加星期六俱乐部。在那里，昂贵雪茄的烟雾使他感到厌恶，他仓皇地逃离俱乐部，直奔火车站。他宁肯坐在南瓜上自得其乐，也不愿站在天鹅绒软垫上挤来挤去。他把这一经历记录在《瓦尔登湖》一书中。
有人也许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到，在当时的康科德和波士顿，上帝的荣耀已经降临人世间，上面提到的那类社团一定会令人兴奋异常。然而，梭罗易怒的脾气使他像一只浑身长满尖利刚毛的刺猬，随时准备严词拒绝任何接近他的说客，爱默生曾经试图劝他一起参加社团，但是徒劳无益。爱默生曾让玛格丽特·富勒呆愣不语，继而，富勒通过她那“冷漠而又温情、富有诱惑力而又令人反感的独特的谈吐方式”又使爱默生哑口无言；布朗森·阿尔科特总是喋喋不休，他唠叨到爱默生去世，他唠叨到自己变成“冗长乏味的使者”；接下来，爱默生试图与霍桑交谈，而霍桑却沉默寡言，一副自鸣得意、不善交际的样子，于是爱默生也就只好放弃努力。满屋子的超验主义使者，每个人都天生健谈，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学富五车，超凡脱俗。
然而，梭罗不盲从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在他二十岁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写了一篇令人称奇的文章“毕业典礼”。梭罗的思想在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认为生存手段本身不是生活目标的观点，蹂躏而非合理运用地球资源的众生相，精神自由的恢复，对自然和现在的本能信任。“大海波涛滚滚，地球绿色如茵，空气清新怡人。我们生活的这个奇妙的世界不仅为我们提供生活所需，更重要的是充满奇妙的变化；不仅对我们有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美丽如画；我们不仅可以利用其资源，更重要的是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