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借希腊先哲之口研究世界政府之基本原则
我们讨论自然界问题，已经很远了，现在应该回家，记住我们自己是人。今日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乃是：我们是什么？人是什么？
孔子听说马厩失火．他只问有没有人受伤，不问马匹。我是一个重要的人，只要此后能天下太平，就是全世界各类的猫、狗、马、兔死尽，也在所不计。这话有些东方异教徒的色彩，但是有些人头脑也几乎像我一样狭小，他们虽然爱狗，然对人类大同的观念，却一无所知。我深信马的思想，亦必如此。白马效忠于人，但鄙夷棕色马，棕色马则鄙夷花斑马。马的爱，我知道，最为肤浅。最意想不到的，皮肤颜色竟也成了马类中间的分裂因素。同样的，一条英国狗对人能效忠，但是却瞧不起他的兄弟爱尔兰狗，因为它的尾巴光润笔直，而它兄弟的尾巴的毛太零乱，竟有些像胡须。西洋人笑中国人的高颧、杏眼，中国人笑西洋人的胸膛长毛。
但是今日这种事已不是开玩笑的资料，我们这个时代强迫过着现代生活，还带着古时的酋族特征，和英国狗蔑视爱尔兰狗的种族偏见。我们随便谈论世界合作、世界政府，哪知道新问题的复杂，不仅是范围广大，就是性质也全未了然。
或许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书名］已够应付局面了，或许还不够。但是假使今日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世界政府所产生的问题，他必先深思熟虑，探讨基本的原则。亚里士多德就是我们所谓一个“现实家”，但是他的现实主义必有高深见地，他不会放弃原则，只求治标权术。他仍将世界政府分出可能的三大类：（一）一人统治的政府，（二）少数人统治的政府，（三）多数人统治的政府；世界政府的政体与国内政府相同，不过拿国家替代人做单位罢了。他仍会假设好坏的政府：好者乃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坏者乃暴君专制、寡头政府、群众政府［此系沿用希腊原文意义，即monarchy，aristocracy，timocracy与tyranny，oligarchy，democracy］。他会说明这些不同的政体的功效如何，将如何退化，如何变相。他会应用他的动机心理学说：
要研究政治革命及纷争之所由起，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影响到政制的开端及原因……革命情绪的基本普通的根源，前面已说过，乃是求取平等的欲望，因为人都感觉他们与较富有的人，应该平等；或是求取不平等与优越地位的欲望，因为有人感觉他们所有，与庸弱的人相等，或是更少，并未超出他们；这样自以为高人一等，也许不尽合理。①
他会发现，求取平等与不平等及优越地位的两个欲望，仍将在今日的世界联邦中骚动，结果势必引起纷争与革命。他不至于假设一个世界政府，说它完美精妥、公正无私，内部不致因心理因素而起变化。亦不因为屡次世界革命而变其体制。他只会尽力建立最适当合理的政体，以保证最大的安全。他透识人性，看破人的弱点，所以重视现实，不去妄想乌托邦组织。但是他的头脑，不像我们这样机械化，他不会嘉纳古尔柏森先生的国际政治游戏，也不会信任国际警察的精密组织而说：“这是永久和平的基础。”反之，假设今日的亚里士多德已读过洛克（John Locke）著作，一定会马上讨论强迫和同意的原则及其反应。除了假设世界专制(一国统治他国）、世界寡头政治（少数强国统治他国），及世界民主（多数国统治）三类以外，他必同时假设一切的失败，而各国分裂，回到各国自治的原状。依现此国家观念看来，这么一假定，甚属可能。
亚里士多德，我相信，一定嘉纳组织世界警察之维护世界和平的计划。但是他必考虑这三点：（一）去巡治什么？（二）谁去巡治？（三）谁该受人巡治？而说出理由。这样一来，他便看出有些东西可以警察巡治，有些东西不能靠警察巡治。譬如说，他会相信，只有大众敬服的法律习惯，才能用警权执行，警权之产生，全赖人民的同意及公理，并不靠催泪弹和手提机关枪。巡治不合公理的世界秩序，就是等于维护正待改革的状况。所以他必谨慎指出，在我们未决定用武力巡治某东西之前，先须认识那东西是什么。
譬如说，国际警团是否应该以武力维持原状而弹压所谓“反叛世界政府之行动”。第二，他必细察被巡治的区域的内况。他不会去严防和平的区域，而必集中精神于扰乱秩序、罪状昭彰的强盗区。只有历史的经验，方能指示我们谁该巡治人家、谁该受人巡治。为示公道起见，他将坚持翻查旧帐，主张最好动兵犯人，最帝国主义化的国家应受人巡治，信守善邻政策的国家，应该巡治人家。这样，他或会出人不意，主张爱斯基摩人、爪哇人、萨姆亚人、中国人、美国人、丹麦人、瑞士人等等，应该巡治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葡两国，虽一度曾为杀人不眨眼的海盗，如保证行为正常，倒可以考虑暂时给予自由。
可是鉴于“大国”的“求取不平等的欲望”，这种计划当然不能实现。将来的国际警团组织一定是一种妥协组织，大家都可加入，以绝对平等为原则，不然便不成为警团，而成为权力集团了。在这个平等自主的原则下，国际警团不可“隶属”于任何国家，正如市区警察组织不可隶属于任何社会富豪一般。市区警察时或能给予社会富豪若干小便利。如在某几条街添加灯光，某处移除“不可停车”的告示，因为他们税付得多；但是这种便利，只能在暗中行使，行使的程度，不可惹得社会中较穷的阶级发动公愤。
这问题之上，还有一个哲学的问题；世界政府应该采取卢梭的放任主义，还是霍布斯（Hobbes）的管束主义；应该采取普鲁士纳粹式的警治政策，还是杰弗逊（Jefferson）和中国主张的民治政策。有许多问题，只要我们不多管闲事，必会自动解决。事实不言自明，治理的区域越大，人口众散，政府凭赖武力的希望也愈少。
中国人根据不赖警察律师治国四千多年的经验，及治理宽大的幅员的经验，必倾向杰弗逊的民主主义。一个相信以礼乐治国的国家，听见德国式的警察政治，必定不胜诧异。中国大概会领导众国反抗警治，其对付警察，也自有其妙法。他们相信，警长太太生儿子时，势必送他一瓶酒，把他买好，谢他终日站在他们门前守卫之功。他们不知道他站在那里的目的是维持公共秩序，因为在他们心中，写格言的对联和大众的讥评——“贼母生贼子”——就足以维持公共秩序。他们只知道他站在那里是替阔人开汽车门。他们自己并不阔气，但是他们知道，在大伏日子，拉他进来喝一杯凉茶，也能联络他。凭着这点处世经验，他们知道没有一个警察能拒绝这种结好手段。所以缅甸人、爪哇人、爱斯基摩人、萨姆亚人、高加索村夫，必跟随中国人向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叫道：“什么鬼话，我们为什么要你们来巡治？这里没有枪炮，也没有降落伞部队，为什么不巡治你们自己呢？为什么不去巡治莫斯科？”
此处可以顺便谈起美国一声。论帝国主义，美国的历史虽然不是无疵可寻，却也不能算坏。美国人是民主主义的好信徒，所以不能成为成功的帝国主义信徒。他拍着外国人的背，高兴的时候还肯替印度人拉洋车。这是帝国主义信徒最不该干的事。美国人，你没有帝国主义者的天性。你今日拍一个人的肩，明天那人便以为他同你平等，而你的帝国也就此完了。人的念头的确转得奇怪，是不是？可是美国已蓄长了庞大的军力，而军力乃是一件危险的东西。我闪着眼等着看她如何使用军力。美国已经发育到成年时候，有些像一个做考证工作的医生，娶了一位社会交际花太太。“就是因为战争，才结这门亲事。”医生解释他的婚姻道。现在是继续研究工作呢？抑是随他风流妻子，到富户区去挂牌行医，替老爷小姐医鸡眼指甲小疾呢？这是悬于这位医生心中的大问题——美国目前唯一的重要问题。须知今日美国是站在交叉路口，做一个从事研究的医生，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