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杂志在1942年底载文云：“本年内美国各大学开设地略政治课程，不下一千五百余。一般教地理的冬烘学究，都摇身一变而为新进的地略政治学家。”但是美国也有第一流的地略政治家，如霍普金斯大学的鲍门校长（Isaiah Bowman）、乔治城的华绪神父（Father Walsh）、耶鲁的史班克孟、哈佛的威德时（Derwent Whittlesey）、普林斯登的雅尔（Edward Mead Earle）及史普老（Harold Sprout）。他们把地略政治称为“科学”，所以它就要保存为一门科学了。美国人民的常识理性将如何改正霍斯何弗主义，还得等着看，但是美国教授不会舍弃其科学衔头。我们不能一笑了之，把它当做一种一旦深入美国土地，便能自解其毒的德国毒药。
这个德国的宇宙观以及达尔文自然物竞之说，影响美国地略政治家到何程度，且看史班克孟教授便可知道。他的著作最能完全反射出这“强权政治之自然科学”的德国风味，丝毫不容人道观念插足其间。这种话读者看后作何感想？
决定外交政策的政治家，考虑正义、公道、宽容的价值，只能在有益于权力目标的范围下进行，不可使它有碍权力目标。正义、公道、宽容可以利用作为攫取权力的藉口托辞，但是实行时若可致弱，便须即刻放弃。攫取权力之目的，不在建立道德公理，道德公理之用途，乃便利权力之攫取。
读者中十九必以为这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话。不，这是史班克孟教授所著《世界政治与美国战略》第18页上的话。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浦门氏称此书道：“这本书至少须在一百万个美国家庭中为人阅读。每个政府负责人在此后二十年中至少须每年读一遍。”
学人的这种寡廉丧耻，还有实证可举。威格博士（Dr． Hans W．Weigert）著新书论地略政治，书名《将军与地理学家》。在最后一章内，威氏痛心疾首向世人呼吁，请求恢复人道的观念。《纽约时报》刊一书评说：“此书最后15页论‘地略政治与人道’，作者不应该写。”写书评的人说此书：“结尾的论说……与霍斯何弗之著作同样晦涩混乱。”其所以“晦涩混乱”，据我看来，全因为作者把人类的是非判断，引进了客观科学的森严境界。想起美国学界对威格博士的呼吁，竟毫无反响，就不寒而栗。
反之，最近史突老斯胡伯（Strausz-Hupé）、威德时（Derwent Whittlesey）、陶柏伦（Andreas Dorpalen）等所著论地略政治的书，①以及威格那本著作，②对霍斯何弗主义都有正确的批判。德国的地略政治思想，值得仔细研究，正如《我的奋斗》值得仔细研究一般。（陶柏伦之《霍斯何弗将军之世界》一书所备载的资料，多半非美国读者所能搜得者。）
可是在我看来，地略政治，不论是霍斯何弗派或其他派，50％是集合而成的客观材料，30％是冒牌科学，20％是德国玄学，或可说是“浮士德的悬望”。地略政治定义太多，有的故意戴上客观科学的高帽子，看了反令人糊涂，不如听霍斯何弗自已的话：“地略政治，乃是国家机体在争取生存空间的生死战中所采取的政治行动的科学基础。”试删去“生死战”、“国家机体”。“生存空间”这种杀气腾腾的名词，地略政治便不能引导政治行动了。删去以亚洲“核心地”为基础，建立欧亚大陆大集团这种动力的意念，地略政治便成为连霍斯何弗都不屑看它一眼的东西了。
很明显的，地略政治也有它的贡献。第一，它告诉我们，不论为世界战争或世界和平作政治计划，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地理，正如草拟战略需用精确的地图一般。华莱士副总统建议空中航道，顾及北极地带，便显出优良的地略政治头脑。其实，不论是谁，凡考虑到巴拿马运河或苏彝士运河的政治重要，都是在运用地略政治思想。第二点，地略政治教人战争与和平的世界观，最为中肯。德日两国精悉此中道理，而西方民主国家则落后得可叹。纳粹战争“罪状”最好的证据，如果需要证据的话，乃是他们的充分准备，以及民主国即使在珍珠港事件一年后对亚洲政策之糊涂。德国人和日本人计划世界政治战略，实在头头是道，详尽无遗，而英美人应付亚洲问题，昔日今日，始终如在混水中摸鱼。此处顺便可以提起，绘地图，看地图的艺术，也可从地略政治中学得不少进益。霍斯何弗创办慕尼黑学院时，最大的不满便是说德国军官不知道如何阅读地图。
我们都同意，罗森柏（Rosenberg）的亚利安（Aryan）优秀民族之说，乃是冒牌科学。这种问题大家心中明白，无须多费口舌去排斥。地略政治之为冒牌科学，就不怎样明显了，因为地略政治家口上总挂着“地片”（Land -Mass）和“世界岛”这种名词。然地略政治之为冒牌科学，实因其中心对象是世界政治，而世界政治，因其性质关系，决不能像矿学般以纯客观的眼光来研究。人事关系中根本无客观可言，有时我们因某事必须作一选择，在选择的时候，主观的成分便渗透入内。主观成分一入，地略政治便缺乏客观性，不亚于亚利安民族之怪论。在这种地方，道德观念之颠倒，一般见解之不可靠，即时可以看得出来。
李南教授（Prof． George T． Renner，哥伦比亚地理教授）的建议，便是一个有趣的例。他说，由地略政治的观点看来，瑞士民国应该消灭。这建议非但有欠公允，简直是倒行逆施，因为瑞士民国凭靠李南教授目力所看不到的民主精神，并违反地略政治学的“伸张空间公例”，在七百年来，竟能异族杂处，国泰民安。又如史班克孟教授对英日在地势上的酷似点，甚感兴趣，于是主张美国应以同样的方式，与英日两国合作。然而英国国民性根本上非恶战，而日本国民性根本上好战，这条不同，便置之不理。我所反对的乃是这种荒诞的论说，对世界政治现实茫茫无睹的见解，都要借科学的名义做幌子。须知逆情悖理，并不一定便是科学。
地略政治之为冒牌科学，不易察觉，因为它的根源较深，且与十九世纪自然主义的论调吻合，这自然主义就是将达尔文物竞论移来适用于人事。这自然主义乃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思想的一个特征。前面已经说过地略政治在欧洲的国际共同的来源。拉塞尔先倡“国家有机体”，把国家当做一个为生存竞争的有机体，克介伦继倡“国家是活物”［书名］之说。自然主义，明明发端于达尔文物竞原理，并顶了科学的冠冕，要把这自然物竞公例应用到人类的关系上去。在“生存空间生物地理之研究”（1901年）这篇论文内，拉塞尔借用达尔文应用于动物世界的名词术语，光明坦白，毫不隐讳。
危险性乃在除非你否认人类意志的自由，专谈物质势力、“伸张空间律”、“有机体”，把地理当做决定国家生死之天神，否则你不能排出“科学家”的身分。此外，科学要预言未来，而只有定数论，方能帮我们预言。在地略政治的思想上，史本格勒（Oswald Spengler）是霍斯何弗所绝对信仰称引的一个人。他最清楚代表一种看法，把植物学应用及人类文化，当它是根生在“土”中，生由土死亦由土的东西。他的悲观主义完全出于定数论，而定数论又出于自然主义。因为地略政治已在欧洲思想界及欧洲权力政治圈中根深蒂固，所以我们不能再把霍斯何弗的论说当做德国一地独出的畸形怪物。
因此，我们也不能说地略政治毫无道理；它自有一套自然主义的道理——强权政治或深山荒林野兽相残的道理。如果我们接受自然主义，结果必陷于史本格勒式的悲观主义中，无法挣脱。除非我们情愿与强权政治和此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一刀两断、根绝关系，史本格勒的悲观主义是不无理由的了，或许西方文明将永远陷于战争中。
自然主义的毛病，乃在自然的东西太多了。深山野林、弱肉强食，在我们学者看来是很自然的。屠杀已成为科学上自然的事。轰炸小学生也成为自然的事。我们的自然主义已够了罢。不近人情，装出科学的面孔，已不为我们所不许了。
我们必须悬崖勒马。除非我们对于许多人事起立信心，拆下假充科学的招牌，这个时代的文明必陷于不可收拾的田地。除非我们排斥造成1914年及1939年洪祸的意识标准，把自然科学与人的范围分别清楚，自然科学归自然科学，人归人，否则我看不出西方文明如何能免灭亡。有许多许多事情我们无法“科学的”处置，因为我们绝对无法“证明”它，甚至于连冲量都不能。人类的平等就不能证明。世界合作的可能性也不能证明。我们只能信而行之。我们必须树立人道信义，来替代自然主义的观念。我们的真理观、真理标准都须改变。孔子的标准并不太错，“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是孔教给自然主义的回答。
地略政治家自称为“现实家”，这就是说他们不耐烦理想主义，他们当代许多人属于颓丧派的时代，而慕尼黑好汉和其他妥协大家却被认为“现实家”。替印度自由运动说话的人被人讥笑。呼吁肃清强权政治的人，被人讥笑。谁相信如果我们心正意诚，大家出力，苏联与西方民主国间一定能友谊合作，也被人讥笑，但是教导世人走上互相猜疑，均冲武力的血路的人，却自称为“现实家”。
归根结底，这不过是自由意志与定数论问题，以及善意友谊能否改造我们人类世界的问题。人间和平，容我再说一次，只能由信而行之。信心消失，我们便无法自拔。说到最后不过是这句话：耶稣“和平之主”，是不是一个大撒谎家，我们必须打定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