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言民主基本信仰在于民并研究今日民主国官吏
欺民之方术及真正民意与国策背道而驰之实情
书至此，便有人要发问：我是不是替今日的世界和近代文明绘一幅太阴沉黯淡的画？是否忽略某方面，过于张扬某方面，专画其穷形极相？答案当然是“是的”，但是我是在讨论政治，而政治［西文politics并指党派倾轧］总是任何事物的龌龊方面，任何民族的文化的臀后。可是一个文化有其臀后，也有其光明的正面，也许我不过在踢人家的臀后——愚莫甚焉。
须知欧洲是一条牛，我不过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牛虻”。政府是一条聪明睿智的牛，明达的人，只须做一只牛虻，刺叮大牛的屁股，功劳就不小了。因为老牛在青山绿荫上享受了一番，长得痴肥笨重，往往在危险的环境中茫然睡去。其筋肉日渐松弛，牛皮日渐顽厚。牛虻在四周嗡嗡低鸣，不予老牛安宁；老牛被它叮了数口，感觉疼痛，不禁烦恼起来，或许竖起尾巴，横扫一下，给那小东西知道些厉害。但是只要把智慧的老牛弄醒，目的达到，又何足惜？
不，我很知道任何民族都有他的希望、理想、渴念、善性。这乃是我执笔著书的缘故。如果你有一个如鲜花般美丽的理想，而亲眼看他被人家摧残，就不啻自己心中受创。千万男女都感觉到那痛苦，甚或怨恨那下毒手的人。
因为每—个战争都显示人民的本色。敦扣尔克显示了英国民众的本色，斯大林格勒显示了俄国民众的本色，巴潭一战，显示了美国民众的本色，重庆显示了中国民众的本色。一个民族老百姓往往有若干特点永远为人忘却，只有在战争的烽火中方为人重新觉察。这些老百姓与明争暗斗、心地不正的政客，和萎靡不振、卖弄花巧的文艺家，有霄壤之别。在一个乡村医生诊所中能看到人情之悲喜爱慕、克己牺牲、可歌可泣，以及生命之丰富深隽，岂是任何外交部内所能看到的？而人生就是这些悲喜爱慕、克己牺牲、可歌可泣之事所缀织而成。生命之源流得以继续不息，亦惟是为赖。
每在电影上看见俄国农妇协助军队捍卫国家，英国防空人员和女警看护执行职务，美国女人替军队赶制皮鞋，每见一般人民、志愿军、看护、工人、汽车夫、钢铁工人、机械匠，在机轮前、船坞中、俱乐部、工厂、渡轮内工作，便知道此乃人民意志的自然表现，出自人民的心坎，而使我尊敬感动。他们不仅口说为了建设较公正完美之新世界新社会而作战，并且在心中深信不疑。他们不仅需要新世界新社会，而且热望其早临，为之牺牲精力生命，亦在所不惜。
在美国如此，在英国如此，在中国、苏联也如此。民众要和平，正义的和平，并希望大家和好。人民之间，不无友善之意。任何人民，尤其是不学无知的乡民，都有若干经久的宝贵品德，能识别是非，明鉴责任。这次战争发现了中国的老百姓、苏联的乡民、英国的平民，以及美国的民众，真正的民众。他们不管你什么帝国主义，只喁喁望天下之安治、人间之太平。天下百姓都要太平。为什么不让他们享太平？
所以我们碰到今日的民主政治的闷哑谜了。如果人民的胸怀既然不错，祈望和平，而同时又生在民主国，他们的愿望为什么不能实现？有人在欺骗他们吗？欺骗者是谁？他用了什么方法、什么手腕，来欺骗今日民主社会中的人民？简括说来，近来有一种倾向，把政府由人民手中交给少数吏曹和“专家”手中，他们说他们知道“全盘事实”，老百姓不知道其中真况，所以不必过问。鉴于现代问题之复杂，这不足为怪，但是这也就是说我们对老百姓日渐失去信仰——一个不健全、不民主化的倾向。
所以我一定要替老百姓说话，今日世界上的平民，见了一般专家，至少有些畏惧，尤其是那些知道人民所不知道的“全盘事实”的吏曹专家。这是近世民主政治的一个怪现象；只须大叫一声，“我知道全盘事实”，便能吓倒老百姓，叫他们自封其口，不敢随便说话。这些事实，虽与客观的科学不相干，却借顶科学之名。官场吏曹自称通悉“全盘事实”，便把科学的威严加在自己头上，并在其头上发一道灵光。除非我们把历史中的“事实”仔细分析一下，分别清楚自然科学事实和社会事实的不同，近世民主政治下的人民，要永远听政治经济专家所欺愚播弄，那末世事便不堪过问了。老百姓是建议某件事该如何办理的人，专家是告诉你事情无法办理的人。由此推论，和平专家便是告诉你天下无和平可言的人。所以若把和平问题交给他们处理，世界便非永远厮杀下去不可。
很明显的，自然事实同社会事实或政治事实，性质迥异。氧与碳合成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是无可置疑的自然事实。可是社会事实则不然。譬如说，法庭审判案子。姑谓一切有关的证据，已尽极人力收集在案，问题是犯人有罪无罪。前后经过已经审问，双方辩论完毕，法官宣读案情摘要，最后十二个陪审官围坐讨论，判决被告或则有罪，或则无罪。然此判决结果，不能与碳与氧混合结果相提并论。审判案件时，或许七个陪审官认为被告有罪，五个认为被告无罪，而一项化学物，则不能召集若干科学家于一室投票判定其为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在严格的科学立场说来，被告之罪，不过是近情之猜度或假设而已，或则合理，或则无稽，不得而知。所以不同者，一个自然科学家对某物或某现象，可以暂时存疑不论，而在人事上，一事却非于某月某日讨一个取决不可。
再者，在人类关系中，某桩单独的事实可用科学方法证实肯定，但是一桩社会事实始终不过是一个推论，如审判官之判决“有罪”或“无罪”。当然，一人如在纽约时报馆附近行凶，而当场被捕，可说是一桩事实，甚至可说是科学事实。不幸得很，外交家与专家自称在握的“事实”，并非此类事实，而实在是对复杂错综之社会局势的臆测悬断。这种局势，都有许多不同的方面可以加各种色彩，作各种不同的解释。
可是我们的头脑已弄昏了，我们不敢自信。谁敢非议专家处理印度或北非问题的方法？甘地是一个妥协主义者，抑或是一个圣哲？北非的人民拥护达尔朗呢，还是拥护戴高乐？我们老百姓怎能知道呢？缄口不言，岂不是智慧的表示？不，人民的感觉总不会错，因为人民最凭是非原则，而天下简单明晰者，只有原则。此外，历史中之事实，决无人全盘领悟。试听麦弗氏（Robert Murphy）之话，再看北非通信记者之话，便能知道拥护达尔朗之“人民”，是有钱的皇族难民，抑或是真正的法国人民，无法断定。
政治家能发表日记回忆，新闻家能记录访问会谈，但是你尽管放心，所谓社会事实——譬如说，北非民情之向背，利用良好领袖发挥此情绪之方法，及两种不同政策在法国国内所产生之心理反响——乃是凭断、偏见和杂零消息的混合物。一般外交家察看历史事实，正如凡人肉眼仰视月球。一个人罚咒说月亮中有一只兔子，一个人说有一只猴子，再有一个人说有一只青蛙。外交家所知道的“全盘”事实，就是这种“事实”。事实是，那几个坐井观天的家伙，争论着月球中有兔子、有猴子、有青蛙，对于真相的糊涂，同我们不分伯仲，而因为仰首凝视太久的缘故，视线或许较我们更模糊。他们要说服你，对你说：“我告诉你，其中有一只兔子。”你固然怀疑不信，但也应该给他面子，在暗中对你自己说：“他们的眼睛已看花了。”你应该保持自己的正悟，知道月亮中有亮光、有幽影。达尔朗、毕鲁东、维希官吏都是幽影，法国的人民乃是亮光。明白是非，鉴识正反，你便不会错了。你知道你是老百姓的一分子，而老百姓总不会错，尽可放心。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无需四大自由，一个自由便够了——摆脱欺诳的自由。今日的大欺诳，就是说只要通悉事实，便可丢开主义原则。但请记住一件事，专家们知道图表事实，然而老百姓都能识别是非。这个信心不可动摇，因为一旦动摇，民主政治便会堕入专家手中，一经堕入专家手中，便寿终正寝。上帝的发言人是老百姓，独此一家，别无分出。
个人觉得上帝行事，总由老百姓代表。归根结底，老百姓有一种神圣的权利。我的灵感并不一定源于《书经》这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源于直觉的鉴察以及研究历史兴亡之迹的结果。老百姓怨望，便是上帝怨望。老百姓动怒，便是上帝动怒。老百姓要暴动，发明断头台［法国革命］，便是上帝认为暴动发明断头台的时机已到。老百姓犹豫未决，便是上帝犹豫未决。老百姓回家卖刀买牛，安居乐业，上帝便得意微笑。
所以如果人民排斥某项政策，其实是上帝在排斥。大众反抗希特勒的霸道，其实是上帝在反抗。只要记得，上帝借人民说话行事，魔鬼借专家说话行事，报告他们“全盘事实”，谁敢说美国官吏所知道关于北非的“事实”，不是魔鬼使用妖术，偷放在衣柜内吓人？我们都听惯训教礼貌的寓言。在商店内，顾客的话不可非议；在帝制国家，国王的话不可非议；在民主国家，外交部的话不可非议。原来老百姓相信光明行事，重视主义原则，而外交家在黑夜中偷偷摸摸，诡异莫测，有如猫头鹰一般，在黑暗中最能显弄本事。不论何地，人民与外交家的争斗，必是上帝与魔鬼，光明与黑暗之争斗。
冤杀西班牙政府军，把他们捉到集中营去的，并不是英法人民，而是他们的政府。组织不干涉委员会，纵任希墨两魔公开动手干涉［西班牙］的，并不是英美人民，而是他们的政府。真正的“事实”，乃是英国的克莱夫登派和法国赖伐尔辈畏恶共产主义之心，远深于畏恶希特勒之心。停止供给西班牙共和军汽油的，并不是美国的人民，而是他们的政府。放任日本自由侵略满洲，听任墨索里尼自由侵略阿比西尼亚的，并不是英国人民，而是国联的吏曹。迟迟不肯发表战后人民自由之意义，而说“打了胜仗再说”的，并不是老百姓，而是他们的政府。
我决难相信，天下顽夫庸人都生在过去时代，而当代所见，都是圣明。历史事迹屡证政府措置之荒谬愚笨，人民意见之正确可靠，而如果以往的政府能犯错致乱，今日的政府也能犯错致乱。所以就做一个牛虻罢，把政府刺醒！
但是论世故人情，我们只能刺叮瞑目作古的政治家如张伯伦辈，却不能用同样方式对付今日活着的大人物。岁月消逝，孽祸已成陈迹，人民之痛苦悲哀已变成回忆后，指责抨击，乃是态度镇静，感慨系之的历史家的特权。然而今日目睹政治家走上歧路，重蹈覆辙，而昭告世人当前危机，热血沸腾的爱国者必动怒而大兴问罪之师。
虽然如此，在民主国内，总还有一线之望，因为在民主国内，做领袖者，只须踏步走，随人民之意志转动。一个伟大的领袖，总是踏步走，向右一望，向左一瞧，四面机敏张顾。如果右边把他推得够重，他便偏到左面，左面的人把他推得够重，他便斜倚右面。只有这样，才能领导人民。如果他老是顺着我们的意思转动，我们便称他为“大人物”。我喜爱民主政治，就因为我喜欢推拉我们的领袖，我厌恶暴君，因为我不欢喜被人推拉。民主政治还有希望，因为此次如果我们老百姓用力推他一下，或能有一个伟大的民主领袖应时而出，亦未可知。将来或许有一本白皮书发表，像老年健忘的演员埋怨提示者多嘴一样，它会在好戏收场后对人民说：“你们这些多管闲事的傻瓜！我在干些什么，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人民会像后台的提示者那样对他说：“不错。好莱兄，你总是顶出色的。”
这就是我著本书的原因——做一些提示工作，学牛虻刺人家一下，把我们的领袖向他们的命运和青史上的牌位推去。等到胜利到手，他们会站在戏台上向我们得意微笑，我们会在台下拍手喝彩，他们会挥帽致意。但是在喝他们彩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喝自己的彩；我们觉得他们顺着我们的意思进退，心中自然高兴。民主政治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便是真正为战争出力而取得胜利者，乃是我们人民——风头可以让才华盖世的大人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