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桓温来说，以他的声望、地位和权势，的确处在可上可下的位置，通过搞几个“标志性工程”建功立业积攒人望，大方向其实是对的，问题是他接连犯下选择性错误：目标过大过难，打击面过大且同盟者过少，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皇室、朝臣以及敌情等）太多，结果自356年第一次上书请求还都，到369年夏攻伐前燕失败，不但威望不升反降，还消耗了十三年宝贵时光。等他终于找到“废立”这个力所能及，但副作用同样巨大的“标志性工程项目”，霸王硬上弓地总算完成，该得罪的人统统得罪光不说，自己也已是王猛口中的“六十老翁”。结果换皇帝成功后不过两年，就在自己一场大病，和谢安、王坦之等朝臣百般掣肘下，离皇位一步之遥之时咽了气。
即便比桓温运气好的，如被北魏名臣崔浩称为“司马德宗（晋安帝）之曹操”的东晋末年权臣刘裕，凭借能力、实力和运气，最终奇迹般地完成了一系列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宏大工程：攻灭后燕、后秦，收复洛阳和长安两个故都，还顺风顺水地给东晋小朝廷最后换了一茬皇帝，最终完成了改朝换代的美梦，刘裕成了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但囫囵吞枣的“标志性工程”耗尽了南方本就有限的资源，也让“暴发户”刘裕难以消化—他收复的北方领土还没等他正式建国就丧失殆尽，依靠武力上台的刘宋王朝，最终只过了一代，就落得“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局面，南北朝的力量平衡经此一番折腾，到了刘宋末年，反倒还不如东晋末的光景。
“标志性工程”三条基本原则
“标志性工程”不搞不行，搞大了也不行，“量力而行”四个字说来简单，做来却不易把握，那么，该怎样去做才好？
首先，目标要“够得着”，太高了不行。齐桓公要当霸主，必须压倒最大竞争对手楚国，但齐国的实力其实有限，倘跟楚国对拼消耗，一来未必稳赢，二来其他中原大国趁火打劫，后果不堪设想。管仲的高招，便是降低目标值，大张旗鼓纠集多国部队去打，目标却是让楚国同意恢复每年进贡周天子的几担野草（包茅），人多势众可以吓住对手，只要野草可以让对手觉得让步也没啥。平心而论，齐桓公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战绩是“水汪汪”的，名气却在“春秋五霸”中数一数二，量力而为的“标志性工程”居功不小。
其次，要懂得“止损”。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天下，急欲通过平定割据诸国，提高自己的实力和威信。当时有个谋臣叫王朴的，提出个“先易后难”的方略，主张先撇下和强敌契丹勾勾搭搭的北汉，转而攻打南唐。南唐是江南大国，一旦夺下，就是个光灿灿的头等“标志性工程”，足以震慑其他小国。照计而行的赵匡胤很快便发现，南唐实在太大了些，一时吞不下，他便果断改变计划，转而打其他南方小国的主意。当拟定中的“标志性工程”可能因难度太大而导致“资金链断裂”的节骨眼，及时“止损”，转移目标，将一系列中小项目，滚雪球般积累成一个值得夸耀的大成就，不失为明智之举。
第三，要懂得与人分利。桓温的“还都”和北伐之所以屡屡被皇帝、朝臣软磨硬顶，最终弄到泡汤，关键在于那些“标志性工程”只对他桓家有利，对其他人全无好处，皇帝会“下岗”固不待言，那些好不容易在江南安家的朝臣和世家大族，又有几个人喜欢这般折腾的？与之相反，另一些聪明的策划者，就不动声色地弄出些看似不够威风，却能把自己利益和更多人利益连接起来的“标志性工程”，如明成祖朱棣修《永乐大典》，清康熙皇帝修《明史》、开“博学鸿词科”录取民间知识分子，这些“标志性工程”的实质，当然是给“老大”脸上贴金，却也同时满足了当时、当地举足轻重的士大夫和民间知识分子的面子、里子。这样的“标志性工程”非但捣乱者不会很多，甚至还能吸引到不少“自带干粮”的“义工”，成事的概率自然也就大了许多。
说来容易做来难，“标志性工程”既要做，又不能过，个中分寸，实难拿捏。曾有人指出，桓温如果在公元347年攻灭成汉、权势和威望达到顶峰时便果断启动夺位计划，成功概率甚至会更高。因为这时他是年仅三十五岁、年富力强、“军政双优”的常胜将军，拥有并不逊色于晚年的实力，和远比两次惨败、一次废立后更好的口碑。
刘备的遗嘱
公元223年，三国蜀汉先主刘备临终，在白帝城对丞相诸葛亮说，自己儿子刘禅能力平庸，你做长辈的能辅佐就辅佐，如果不能，干脆废了他自己干，免得被外人夺取江山。
这个故事，十个中国人怕有九个都耳熟能详，解读可就五花八门了：有说刘备气度不凡，跟诸葛亮君臣莫逆的；有说刘备阴险虚伪，幕后不定藏了多少刀斧手，只要诸葛亮胡说八道便一拥而上，而诸葛亮早就心中有数，知道是鱼饵，再怎么香味扑鼻也不敢动糊涂心思的……前一个说法貌似太理想化，刘备再怎么大方，也不至于拿老刘家江山开玩笑，更何况这个刘从理论上还是刘邦的那个刘，不全是他刘备的刘，正所谓“高皇帝江山，子孙安敢私动”，哪能说送人就送人？后一个说法看似合理，其实更不靠谱—病入膏肓的刘备能在幕后设埋伏，大权在握的诸葛亮就不能在屋外动机关吗？
其实，这年刘备已经六十二岁，在那个时代算是准高寿的老人，且一生颠沛，饱尝人情世故，又在白帝城休了那么久病假，大道理早就该想个通透。他之所以这么说话，多半是早看明白一个道理：生前的事自己管得了，死后的事，那就不是自己能管得着的了，刘禅也好，诸葛亮也罢，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选择和造化，煞费苦心地做安排，定遗嘱，看似万无一失，实则人走茶凉，别看这会儿忠臣孝子，煞有介事，等您这边一“完成历史使命”，那几位替补该干啥干啥，用得着时随手扯过“先帝遗训”，给自己做个廉价的魔术道具，用不着那便是提也休提了。
企业当家人，守着份偌大家业不易，总想自己荣退之后，安排得妥妥帖帖，笃笃定定，让接班人顺当平稳地继承家业，所以当家人临终之际，或身退之前，总会绞尽脑汁，安排下一大堆的机关套路，希望自己谢幕之后，这出戏仍然照着自己留下的板眼唱下去。
然而，真的能如意吗？不见得。
少管身后
清太祖努尔哈赤临终前，搞了个“贝勒共治”，一方面让皇权独大，另一方面又扶持了八个贝勒牵制皇权，这八位分开都不是皇权的对手，合在一起却足以压倒皇威，如此一来，皇帝不用担心某个贝勒造反，贝勒们也有信心在皇帝实在过分时联手“换马”，君臣之间就可保持一种微妙的政治平衡，让家业在这种平衡中传承下去。作为一种政治平衡术，历朝历代都是老一辈帝王考虑身后事的首选方略。
然而，这种设计实在是一相情愿：政治势力有消长，您怎么就能保证几年后，皇权不会变得更大或更小，贝勒、诸侯们不会出现分化瓦解或生老病死？一旦出现状况，这个平衡又如何维持？努尔哈赤留下的这架“共治”摊子没过几年就被打破，先是皇帝皇太极不肯跟贝勒们平起平坐，连削带打，把“共治”变成自家一人说了算，等他也撒手归西，贝勒们又“优化组合”，把“皇三代”顺治皇帝硬是架空了好多年。清朝皇帝都喜欢玩这套相互牵制，却没一个玩顺当的：没记性的顺治弄了个四大臣平衡，结果最终弄出个鳌拜之祸；咸丰连“总部”都外迁，还念念不忘搞出个八大臣和两太后的平衡木，结果自家棺材还没运回北京，慈禧的“祺祥政变”已有声有色地搞完了。
给继承人指定监护人，也是老家长们爱干的一件事。开头提到的刘备那不用多说，蜀汉人才凋零，托孤是诸葛亮，不托孤也是孔明，政治遗嘱云云，不过是个场面活。可有些皇帝那是正经给儿子找干爹，磕头、抱脖子、声泪俱下，仿佛监护人但凡一拍胸脯，以后的问题便都不再是什么问题了一般。
其实，是个人都有想法，就算接班人上位之初暂时没什么想法，等逐渐聚拢掌控了资源，想法自然也就有了。雍正皇帝如此精明，儿子乾隆又整天把“祖训”挂嘴边上，可雍正留下的几个得力大臣，像鄂尔泰、张廷玉，乾隆没过几年就都让他们挂了闲差。别说乾隆这么自以为是的“十全老人”，就连公认废柴的刘禅也有个土性子—干爹诸葛亮公元234年就死了，可这位干儿子愣是顶着民意压力，直拖到公元263年、也就是他亡国的同一年，才同意修了第一座武侯祠，而且还修在眼不见心不烦的勉县。
道理是明摆着的，你当老大，喜欢唱自己的一出，用自己的一班人，并且觉得这才是最佳人选、最佳方案，这才是稳妥、体面；接班人也有自己的喜好，也想用自己的人，听自己的戏，也有自己认为的最佳人选、最佳方案和稳妥、体面，你当家，他不愿说、不能说或者不敢说，如今好不容易熬出头来，迫不及待想自作主张一把，又有什么好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