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枭雄们胆大妄为，但他们同样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要面对的是正轰隆隆而来的道德压路机，以及绝无可逃避的历史审判。不管他手下那帮世家出身的打工仔表面上多么驯服，但他们绝对不仅仅是载舟之水，更有覆舟之能，其中的野心家还不乏觊觎之心、诋毁之才。
为了让诋毁者闭嘴、觊觎者息心，枭雄们迫切需要证明自己上位的“合理性”—而依照“世家政治”模式下的传统契约精神，僭越上位的狮子除非创造出更大的业绩，否则绝难为狐狸们所接受。
于是乎，上位手段越是卑劣者，其背负的业绩压力就越大。
隋文帝终结了“五胡乱华”后近三百年的乱世，实现了又一次伟大的统一；隋炀帝则开凿了对中国历史后半段具有重大意义的大运河，但由于执政后期对经营风险估计不足，强推征高丽项目，终于导致帝国公司破产重组；也亏得隋炀帝的姨表兄李渊，还能把碎落一地的帝国公司重新拼补还原；而上位手段最为恶劣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交出了灭东突厥、破薛延陀、平高昌国、降吐谷浑、和亲吐蕃，令四夷臣服的不世武功。
“篡字号”的老板们，以辉煌的业绩稳定了帝国公司，也暂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一个要命的问题—业绩的增长绝对不是无限的。技术瓶颈和文明冲突制约着帝国公司的业务拓展。一旦光荣扩张达到极限，靠业绩提升来赚取喝彩与支持的办法就陷入了困境。
于是，摆在“篡字号”们面前的，就只剩下两条出路：一条是坚持惯性思维，无视经营风险，改从非常规项目上寻求业绩突破，比如说征高丽；而另一条，则是反求诸己，以人事制度改革为切入点，从帝国公司的组织架构上做文章，改走制度维稳之路。
然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红利均沾的发展必然皆大欢喜，利益再分配的改革注定阻力重重—即便是隋唐那样英雄群舞的时代，也是如此。
隋文帝、隋炀帝以及唐太宗，在思维惯性的驱使下，首先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他们先后强推高风险的征高丽项目，但除唐太宗适时收手、勉强实现了保本经营外，隋朝两帝均遭到失败。尤以隋炀帝杨广输得最惨，最后把整个帝国都赔了进去。
残酷的事实表明，超出帝国传统经营规模的扩张，边际收益率将大幅下降，而项目风险则大幅上升。换言之，以斯时的技术水平而言，帝国的经营规模已达到极限，即便是由这几个历史上最称雄才大略的老板亲自操盘，也难以实现更大的业绩增长。
强推风险项目所遭遇的挫折，让英雄们不得不正视现实：靠发展红利来维持帝国公司稳定之法，显然已不可持续。于是，他们只能转而尝试制度维稳—而这就意味着，对帝国公司传统模式下的既得利益者—世家大族的挑战。
董事长的逆袭之一：娶谁家闺女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世家大族之所以能长期操持帝国公司之权柄，全赖其垄断性的教育资源，以及通过婚媾关系构建起来的人脉网络。
因循传统的世家教育，固然难以培养出开天辟地的英雄人物，但它却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循规蹈矩、娴于政务、人脉熟稔、潜规则认同感强，且整体成材率较高的业务干部。
凭着个人的武勇与机遇，寒门庶族可能成为秦叔宝与尉迟敬德；凭着个人的智慧与投机，寒门庶族也可能成为徐茂公或魏徵。但没有家族的熏陶、培养与铺垫，一个寒门子弟绝难十二岁上成为甘罗（战国外交家、政治家，十二岁拜相），半辈子也难成为王肃（北魏政治家，出自琅琊王氏，娴熟于政治制度，为鲜卑帝国设计全套汉化官制），永远也成不了王羲之（东晋书法家，亦出自琅琊王氏）。乱世里提刀子卖命、设套子坑人，和治世里跑部委（认得门）、抢指标（认得人）、搞冷门科研（拉经费），在能力背景的要求上压根儿是两码事儿。
一言以蔽之：乱世随机抽取幸运儿，而世家稳定批产管理干部。
为了替家族求个稳定的发展，自魏晋以降数百年，乱世中侥幸上位的寒门庶族，无不以融入世家体系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就连出身塞外的番邦蛮夷拓跋氏，登上中原皇帝之位后，也不惜举宗做陈世美，集体改娶中原世家女子为妻，企图以血统之融合而求文化之认同（北魏孝文帝改革，鲜卑皇族改与中原卢、崔、郑、王四大世家通婚）。
而为了在乱世中自保门楣，骄傲的世家也只好放宽婚姻标准，“屈就”于暴发户们抛出的橄榄枝。而大唐朝的寒门新贵，也忘怀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只要世家略开一扇旁门，他们便会寻机蜂拥而入。
《新唐书·高俭传》道是：“房玄龄、魏徵、李勣（即徐茂公，因功赐姓李）复与（山东士族）婚，故望不减。”房、魏、李三人，一个是典型官僚，一个是敢谏直臣，一个是圆滑狐狸。然而，他们却以共同的选择，将寒门出身的大唐新贵之口味暴露无遗，即对世家政治的迷恋与复辟。
而对比鲜明的是，大唐皇帝的女儿却常常无人问津：唐宣宗时，进士王徽听说自己当选驸马，一急之下跑去找宰相哭诉推脱，连俺身体不好这种理由都搬了出来；唐宪宗时，皇帝求公卿大臣给公主介绍驸马，大家却纷纷托词说自家子侄条件不靠谱……就连游方术士也瞧不上堂堂帝国公司董事长家的闺女，玄宗要将妹妹玉真公主嫁给“八仙”原型之一的张果老，孰料他竟生造出“娶妇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这样的极品言论来加以拒绝！
非但公主们爱情不顺，就连身为董事长继承人的太子爷，同样也难逃吃瘪。大唐文宗皇帝，欲为其太子迎娶宰相郑覃孙女，但郑却宁可把孙女嫁给九品官崔某。皇帝乃在悲愤之下叹道：“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新唐书·杜兼传》）
从各届董事长子女的婚嫁遭遇来看，抱皇帝大腿不如抱世家大腿的价值观，贯穿了大唐公司始终。
而在初唐动荡的政治环境下，世家竞相与新贵缔结婚姻，还隐含着更严重的政治斗争意味—这哪里是和皇帝抢亲家，压根儿就是争夺政权支柱嘛！如果任其发展，让世家完成人脉网络的大布局，大唐朝就又有沦为“齐梁世界”的危险（在世家势力的怂恿、支持以及投机下，南朝篡夺内讧不断，尤其以齐、梁两朝为甚，故后人遂以“齐梁世界”为政治乱世的代称）。
一旦牵扯上政治斗争，世家与新贵之间的“婚姻自由”，就成了帝王心中“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严肃问题。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便对房玄龄抱怨道：“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贞观政要》）
然而，此时的李唐根基尚不够稳固，皇帝还不敢公然挑战庞然大物样的职业经理人集团，发发牢骚而已。直到太宗之子高宗朝，坐稳了宝座的皇帝才下诏书明令禁止著名世家圈内缔结婚姻：“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
为了防止新、旧职业经理人结成小集团，进而架空老板，帝国公司的董事长一方面与世家争抢身居要害职位的亲家们（如太宗便嫁女儿高阳公主与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无奈公主性情蛮横且不守妇道，搞得房公子破家丧命，反更坐实了“暴发户的女儿没家教”之类的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则悍然禁止他们以缔姻手段继续拓展、巩固人脉网络。
然而，即便是最严肃的行政命令，也仍然不能改变时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世家情结。这些“禁婚家”，反倒因此“益自贵”。
于是，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便借重修《氏族志》事件，对世家发起了第二轮逆袭。
董事长的逆袭之二：与时俱进的唐版“大学排行榜”
要破除世家大族的影响力，首先就要打破帝国公司人事部门长期坚持的人才标准参照系—陈旧落伍的《氏族志》—一部详细记载某地某族出产某专业人才的工具书。比如说陇西李、吴兴沈出将才，琅琊王、博陵崔氏出宰相，谯郡桓出叛贼，诸如此类。
贞观六年，唐太宗在对房玄龄发完前述那场忿忿的牢骚之后，便即下旨重修《氏族志》—大唐董事长企图以现实地位为标准，重定世家等级，从而打击泥古不化、惯以历史成就自诩的世家大族（尤其是离心力最强的山东士族）。
为了表示编撰工程的客观、严谨以及科学性，太宗提出了“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的大方针。为严肃其事，主持编撰《氏族志》者，也皆是帝国公司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
领衔编撰者是人事部经理高士廉（吏部尚书，唐太宗的妻舅），接下来顺次为：纪监办主任韦挺（御史大夫，关陇士族）、秘书处副主任岑文本（中书侍郎，“二十四史”中《周书》史论部分的主要作者）、培训部副经理令狐德棻（礼部侍郎，《周书》主编）等人。
照说这支编撰队伍人才济济，阅历才智均强，编撰工作应该极其顺利才是，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第一稿便让唐太宗驳回重撰，编撰小组还差点挨处分。
原因也简单，项目负责人高士廉本人便是山东士族出身（北齐皇族疏属），他保持惯性思维先入为主，愣吃不透领导意图，于是选出来的结果，自然就不能“与时俱进”了：排第一的头等士族，居然是帝国公司行政办副主任（门下省黄门侍郎）、博陵崔氏出身的崔民干！
博陵崔在北魏确曾人才济济，煊赫一时，但在隋唐交替之间却并无特别出色的人物。崔民干虽从龙关中，但毕竟资浅位低，在门下省尚只挂个副职，《氏族志》贸然评他做魁首，这让一帮武川、关陇出身的副总、老总、董事长们情何以堪？
于是，大唐董事长太宗皇帝遂愤然批示道：“今崔、卢之属，唯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民）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贞观政要》）
眼见李董态度坚决剑拔弩张，认清人事改革方向的高士廉们乃不敢再打擦边球，赶紧改弦易张，充分领悟领导“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俭传》）的批示精神，终于贞观十二年捧出成稿：李唐皇族列为第一等，皇后长孙一族列为二等，博陵崔民干则打入三等。
太宗皇帝打着尊重“世家政治传统”之名官修《氏族志》，明里是要制定一部“客观公正、与时俱进”的“大学排行榜”，暗里却大行其掺沙子打破传统士族等级之实—在压制离心力最强的山东士族集团（即崤山以东的博陵及清河崔、范阳卢、赵郡李、荥阳郑四大头等士族）同时，刻意抬高自己所属的、声望较逊的武川（以皇族李氏、后族长孙氏为代表的武功贵族）、关陇（以韦、裴、柳、薛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士族集团。
“大学排行榜”仍在，只是“有问题”的“历史名校”都被撵进三流—经过换了尺度的人才筛网遴选，大唐初年的干部队伍，自然“纯洁”了许多。
然而，在士族集团之间找平衡，虽能奏一时之功，归根结底还是走钢丝的技巧，并不比汉光武帝刘秀玩的那套更高明。崔、卢、李、郑淡化，武、韦、杨、薛便崛起。稍有不慎，帝国公司仍会失衡，然后陷入不断纠偏，矫枉过正，然后再纠偏的振荡态。
最理想的办法，当然莫过于在帝国公司体制之内，彻底消除一切以血缘裙带关系为基础、政归私门牵引相继的小团伙，改让整个职业经理人集团在董事长的监控下，保持随机抽取、平稳交接、有序更替的新陈代谢—这样董事长就可以袖手噤口，躺在深宫中安享经营红利了。
技术水平的进步，让大唐皇帝可以迈出更大的人事改革步伐。下一节，我们聚焦科举这一技术支撑下的大唐公司人事制度改革。
§§§第二节
科举启动：
大唐公司的“干部竞聘”人事改革
历史常常厚待英雄。正当大唐太宗皇帝威望如日中天之时，他面对的对手却是刚刚遭受过数轮沉重打击的世家大族，而实施人事改革的技术条件又恰好全部发展到位—语言标准的统一，廉价造纸术的普及，雕版印刷术的成熟，使求学模式从“汗牛充栋”一跃而成“牛角挂书”。
从“世家政治”到“科举竞聘”，帝国公司人事改革的步伐得以在此时迈出。
帝国公司的人才培养流水线，已逐渐呈现出标准化、廉价化的趋势。数百年来，世家一直赖以实施人才垄断的技术门槛，正被时代的大发展所彻底跨越。一个草根大崛起的时代，至此已如磅礴朝日，呼之欲出。
当成熟的技术条件与恰当的政治条件交汇时，至少从理论上讲，帝国公司的高管会议室，向每一个人公平地敞开了大门。
技术支撑下的人事制度改革
科举为什么始于隋，而盛于唐？如果我们仅仅拘泥于政治智慧的能否，而不把技术可行性纳入考虑范畴，那就难免将魏晋至隋唐间的帝国公司组织者，统统评价为没脑子的猪头三。
为了直观体验，我们不妨穿越一番，假想一出魏晋时代的“科举”场景—
场景一。
考官：“本场是国语水平考试。请朗诵‘我爱北京天安门’歌词全文。”
东吴考生：“侬厄伯京替昂门……”
西蜀考生：“握挨白静填鞍门……”
辽东考生：“北京天安门我的爱思密达……”
鲜卑考生：“%&#￥*！@……”
匈奴留学生：“我爱北京天安门……”（四声不分，一调到底）
场景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