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龙四年（710年）六月二十日夜，李隆基率刘幽求等人，在钟绍京的接应下进入皇宫禁苑，以钟绍京的官舍作为行动指挥部。紧接着，葛福顺率万骑将士攻占了玄武门，随后顺利攻进皇宫。李隆基得到信号，即刻率人杀进宫中，迅速占领了太极殿。韦后在睡梦中惊醒，仓皇逃进飞骑卫士营，企图组织兵力顽抗，却被飞骑军官所杀。稍后，安乐公主、武延秀、上官婉儿等人也先后被杀。
这场流血政变从当天深夜一直持续到了次日天亮。六月二十一日黎明，当韦后在宫中的党羽被全部肃清后，李隆基才踏着遍地的鲜血和尸体，出宫去迎接父亲相王李旦。一度拥有强大阵容、不可一世的韦后集团，就在一夜之间彻底覆灭，而韦后与安乐公主的女皇梦也随之烟消云散。
政变次日，相王李旦便以少帝李重茂的名义下诏，晋封李隆基为平王。政变第三日，太平公主以少帝名义发布诏书，禅让帝位给相王李旦；同日，平王李隆基官拜宰相，进入了最高决策层。政变第四日，在武周时期一度当过傀儡皇帝的睿宗李旦正式复位。
六月二十七日，众望所归的李隆基被立为太子。此时距政变仅时隔七天，李隆基便完成了由公司小股东到企业接班人的华丽转身。
但就像几年前的中宗一样，睿宗虽然被拥立复辟，本身却不是政变的领导者。当时中宗依赖的是五大臣，现在睿宗依靠的则是儿子和妹妹，虽说关系有亲疏，但性质却无异。也就是说，上位者与操盘手的角色分离，意味着此时大唐中枢的权力结构仍然具有一种不稳定的特征。换言之，即便经历了多重博弈，帝国公司政治的“失重”局面和权力裂变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睿宗一朝，大唐公司的权力蛋糕基本上分成了三块：一块属于董事长李旦，一块属于接班人李隆基，还有一块属于董事会资深成员太平公主。而最后这块，分量也是最重的。
这些年来，太平公主对公司的贡献有目共睹，“诛二张，灭韦氏，咸赖其力”。李旦对这个妹妹十分倚重，经常召她入宫商议大政方针。每当宰相奏事，睿宗总会习惯性地问两句话，一是：“与太平议否？”二是：“与三郎议否？”在听到肯定的答复后，才根据太平或太子的意见进行处理，而有时候吃不准太平公主的意思，往往要让宰相到她府上请示磋商，才敢最终敲定。
暗流涌动
毫无疑问，此时的太平公主已经成为大唐公司实质上的操盘手。对此，作为政变首倡者和企业接班人的李隆基，当然会感到深深的不安。
正当李隆基因太平公主的一手遮天而辗转反侧时，太平公主也因李隆基获取了企业继承权而夜不能寐。本来，她并不反对李隆基当太子，因为她原以为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完全可以驾驭这个年少气盛的毛头小子，可结果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李隆基刚一当上太子，就把两个精明强干的官员姚崇、宋璟引为心腹，并迅速提拔为宰相，之后又在背后支持他们大刀阔斧地改革。很快，大唐公司就出现了一派拨乱反正的崭新气象，姚、宋改革获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拥护，李隆基的政治威望迅速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眼看太子的人气指数和支持率节节飙升，太平公主忧心忡忡。随后，她开始授意党羽大肆散布舆论，声称李隆基不是嫡长子，没有资格当企业继承人。
眼看二者的明争暗斗和矛盾冲突越演越烈，一直在勉力维持平衡的睿宗李旦无奈地意识到，形势再这么发展下去，双方迟早会刀兵相见。于是，李旦决定提前退位，让李隆基当皇帝，以绝太平公主废立之望，彻底终结这场纷争。
随后的日子，睿宗一再提出逊位，但大臣们并不支持，太平公主更是极力反对，睿宗只好作罢。到了延和元年（712年）七月，天上出现了预示“除旧布新”的星象，睿宗终于下定决心，正式传位太子，同时退位为太上皇。同年八月初三，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
李隆基虽然如愿以偿地登上了董事长宝座，但面临的形势却相当严峻：在与太平公主愈演愈烈的权力博弈中，李隆基的手下干将纷纷落马，先后被罢去相职，多数还被逐出了朝廷；而太平集团则日益壮大，其党羽遍布公司高管层，仅宰相班子中就有三个是其死党。
在双方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李隆基阵营硕果仅存的元勋、时任右仆射的刘幽求决定铤而走险、率先发难。先天元年（712年）秋，他向李隆基提出，准备与右羽林将军张暐联手，先暗杀太平党羽崔湜和岑羲，然后再对太平公主下手。李隆基同意了他的计划。
可让李隆基万万没料到的是，刘幽求未及动手，张暐便在无意中把计划泄露了。李隆基情急之下，不得不丢车保帅，主动向太上皇李旦举报了他们的暗杀计划，借此撇清干系。刘幽求和张暐旋即被捕下狱，本应斩首，因李隆基向太上皇求情而改为流放。
这次交手，李隆基不但没有伤到太平集团半根毫毛，还把自己硕果仅存的股肱大臣赔了进去，而随后的日子，太平公主的势力却迅速膨胀，“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形势变得对李隆基越来越不利。
自刘幽求事件后，到先天二年（713年）夏天，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玄宗和太平公主这两大势力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大唐公司中枢忽然变得风平浪静。然而，李隆基的心腹、中书侍郎王琚却敏锐地意识到：这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通过这段时间搜集到的情报，王琚判断，就在这种貌似平静的表象之下，一场旨在推翻李隆基的军事政变，已经在悄然策划中了……
巅峰对决
太平集团已经迅速制订了两套对付李隆基的行动方案。第一方案是派人暗杀。由于太平公主很早就在李隆基身边安插了不少卧底，其中就有一个姓元的宫女，所以太平一党决定充分利用这条内线，让元氏在汤药中下毒，鸩杀李隆基。
第二方案是发动政变。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常元楷和李慈率羽林军突入武德殿（玄宗举行朝会、批阅奏章的地方），诛杀李隆基；另一路由窦、岑、萧、崔四宰相率卫兵在南衙（朝廷各部门所在地）响应，控制帝国公司的政治中枢。
史书没有记载太平一党是否执行了第一方案，但不管是元氏未及行动还是行动失败，总之第一方案没有成功，所以太平一党决定执行第二方案。政变时间定在先天二年七月初四。
太平公主自以为她的计划天衣无缝，可人算不如天算，宰相班子中唯一的中立派魏知古不知从何渠道得到消息，突然在七月初一入宫，把太平集团的计划全盘告诉了李隆基。这个原本态度暧昧的骑墙派，终于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太平集团已经图穷匕见，原本还举棋不定的李隆基当然没有理由再犹豫了。他随即做出部署，于七月初三抢先下手，命龙武将军王毛仲率兵在虔化门埋伏，然后召见常元楷和李慈。常、李二人根本没料到皇帝已经全盘掌握了他们的政变计划，遂毫无防备地进入虔化门，立刻被埋伏在此的王毛仲砍杀。解决掉这两个人，禁军就完全落入李隆基的手中了，行动已经成功了一半。
随后，李隆基亲自上阵，率兵从武德殿一路冲进朝堂，诛杀了太平集团的一干党羽。曾经根深势大的太平集团，就这样步韦后集团之后尘，在李隆基的铁腕镇压之下灰飞烟灭。太平公主无法面对如此惨重的失败，逃到终南山的寺院里躲了三天三夜。但三天后，她还是万般无奈地回到了长安。一迈进府门，玄宗的赐死诏书就到了。当天，太平公主自缢身亡。
之后，李隆基着手对大唐公司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整肃—各级官员中，凡曾获太平公主青睐者皆遭贬降，而原本受她排挤的均获升迁，整个换血行动一直持续到这年年底仍然没有停止。至此，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弈局终于尘埃落定。
大唐公司在非常时局下经历的这些阵痛和嬗变，既表明了“内部人控制”（如五大臣）和“身边人控制”（如女人帮）对于公司组织的严重危害，也凸显了一个组织从权力失序到秩序重构必然付出的代价，同时揭示了王朝公司在组织架构和接班人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会因权力裂变导致怎样的利益纷争，并付出何等高昂的成本。追根溯源，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公司的变盘乃至崩盘，就是因为这方面的成本居高不下乃至彻底失控而导致的。
尽管后武则天时代的混沌失序并未导致大唐公司走向衰退和没落，但中枢和高层的频繁动荡却使这个原本生机勃勃的企业一度丧失了动力和方向，只能在纷争和迷乱中徘徊蹉跌。
所幸，李隆基终于引领这个历经沧桑的百年企业走上了一条凤凰涅槃的重生之路。此后，大唐公司在李隆基的精心治理下，进入了一个组织机构稳定，业绩高速增长，企业文化繁荣，资本迅速扩张的全盛时代—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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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世家政治”公司格局，唐太宗人事改革维稳
大唐公司创建伊始，除被世家所垄断的家族教育体系外，董事长们便再找不到一种稳定的管理人才来源。因此，各种治国安邦的具体业务，亦即帝国公司的经营权，遂只好长期交由世家大族把持。
“世家政治”的职业经理人以业绩为导向考核董事长，并随时准备把他当做替罪羊抛出去。于是，帝国公司的董事长与他的职业经理人们，在最根本的利益上，逐渐出现了不可调和的严重分歧。这种随时会遭叛卖的处境，当然不是那些雄才大略的董事长所能忍受的。
面对这样的境况，对董事长来说，最理想的办法莫过于在帝国公司体制之内彻底消除一切以血缘裙带关系为基础、政归私门牵引相继的小团伙，改让整个职业经理人集团在董事长的监控下，保持随机抽取、平稳交接、有序更替的新陈代谢。意即，以人事制度改革为切入点，从帝国公司的组织架构上做文章。
传媒技术的进步，使“世家政治”存在的技术基础崩溃，家学垄断不再是培养人才的障碍。而隋唐两代中央集权的加强和蛮族压力的减轻，也使得帝国公司的董事长们有了闲暇来研究如何提高内部组织效率的问题。这就是自隋唐以来实行的公司人事制度改革—科举。
不出彩，就下课：“世家政治”中的董事长悲剧
在两汉短暂的政治稳定期后，帝国公司的组织构架就又一次出现了危机苗头。
魏晋南北朝的人们发现，无论一出出英雄史诗如何磅礴大气，一旦创业老板风流云散后，他巧取豪夺所赢来的血酬红利，便罕有传得出三代之例（除非皇族内部先来几场火并）。帝王家族，总难逃血光之灾，而且因果循环越来越快。
英雄宿命之轮回，皆源于政治构架之因循和扭曲。斯时的帝国公司，除被世家所垄断的家族教育体系外，帝王们便再找不到一种稳定的管理人才来源。因此各种治国安邦的具体业务，亦即帝国公司的经营权，遂只好长期交由世家大族把持。
然而，世家大族，又永远是胸怀英雄崇拜情结的政治投机商—在这群狐狸眼中，帝王不过是巡护公共领地的狮子。一旦他衰老或无能，不再能维护帝国稳定或创造新的业绩，狐狸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从无数觊觎帝位的野心家中遴选出新的枭雄取而代之。一言以蔽之，狐狸们以业绩能力为导向考核狮子，并随时准备把他当做替罪羊抛出去。
于是，自魏晋以至隋唐，皇帝常倒，世家不倒。恶名与风险统统归诸帝王，荣誉与实利一概入于私门—春秋时代的管仲，曾提倡帝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应该“善归于上，恶归于己”，主动替董事长扛黑锅。然而，魏晋以下“世家政治”中的职业经理人们，为了沽名钓誉自高门楣，竟全不顾及职业道德操守，愣是把风险与黑锅统统扔给了董事长去背（从历史记录看，中国历史上“最缺人品”的董事长，几乎全都出自这个时代。这恐怕不仅仅是个简单的“人品问题”）。所谓“魏晋人物”，委实只是一帮缺乏企业责任感的问题员工而已。
然而，时代局限如斯，帝国公司的董事长尽管满不高兴，却也只好战战兢兢地坐在悬有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宝座上，一个不当心就会被那帮随时准备换东家的打工仔们轰下台去。他的工作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竟发出了“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这样没出息的哀叹（南朝宋顺帝刘准语，遭萧道成篡弑时，年仅十三岁），而世家大族却在熙来攘往的政权纷替中游走自如—无论谁当皇帝，总得请他们来打理帝国公司不是？
就这样，帝国公司的董事长与他的职业经理人们，在最根本的利益上，逐渐出现了不可调和的严重分歧。这种随时会遭叛卖的处境，当然不是那些雄才大略的董事长所能忍受的。
“篡字号”老板的战略转型：从业绩维稳到制度维稳
尽管自建安末年曹丕篡汉以来，帝国公司的老板们便罕见得国以“正”者，但篡位手段之恶劣和连续，却也无过于隋唐两代。
隋文帝杨坚以勋臣之贵、国丈之亲，篡了女婿、外孙的皇位不说，还将北周皇族宇文氏斩尽杀绝；其子隋炀帝杨广又进一步，弑生父烝庶母而篡；隋篡周不及四十年，杨坚的内侄儿李渊又篡隋立唐；随后，李渊之子李世民再上演一出“玄武门之变”，以弑兄杀弟迫父之举夺取帝位……隋、唐两朝四代之帝位交替，可谓无一不“篡”。
为了夺取帝国公司的第一把交椅，为大时代所驱迫的枭雄们，噬恩主、噬生父、噬同胞、噬子侄，从而异彩纷呈地将一个“篡”字，演绎到了不道德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