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谈了佛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在阐释佛教“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效应之前，让我们回到一个企业家常会迷惑的问题。
同一个行业，两家企业规模相仿，设备类似，A企业的员工常带着对老板的仇恨而离开。由于员工跳槽频繁，这里管理紊乱，效益滑坡，老板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B企业员工收入并不比A的高，但员工非常稳定，内部环境融洽愉快，事业蒸蒸日上。
相比上述的虚拟情形，现实更富戏剧性也更惨烈。
总部在深圳的一家知名台商企业，至2010年，员工已经连续十几个跳楼了，并且对企业的怨声早已载道，一度形成大厦将倾之危。其实，它给的工资在同行业是偏高的，生活硬性条件算比较好的。
还有一家总部在深圳的大企业，也曾出现员工因过度劳累、精神抑郁而自杀现象。它的领袖很快反思，诚恳地给员工写了一封信，倡导“理解、欣赏和接受高雅的生活习惯与文化活动，使他们从身心上自己解放自己”，甚至坦陈“我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的患者，在医生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乐观，我的病完全治好了”。公司调整了内部文化，很快度过困难，进入新成长期，并跻身全球前三强。
这两家企业大家耳熟能详，一家是富士康，一家是华为。它们在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人心越来越焦虑的时代，难免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两个领导面对问题的心态和姿态不同，产生了相反的结果。
26年，上海的一家媒体报道富士康“血汗工厂”，郭先生勃然震怒，状告该弱女子记者赔偿3 0万元，创下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纪录。如果那时，郭先生能够以之为镜鉴，听到其中的天意警示，改变自己的霸道作风，或许就不会有今天大十倍、百倍的危机。遗憾的是，他利用大企业的财力优势，台商的政治特权，以泰山压顶之势迫使媒体“和解”，失去了避免犯更大错误的机会，内部强压变本加厉，员工反抗无路、逃避无门，难免更加抑郁内向，员工身心崩溃的悲剧发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为什么任正非能变，而郭台铭当时难改呢？因为任正非先生将员工看成是平等的人，而郭台铭未必。华为的加班很多，而任正非是加班最多的人之一。华为的床垫文化，也是始自他办公室的简易折叠床。任正非到非洲视察，竟然和员工一起在酒店打地铺。他的一大乐趣是为员工做饭，员工吃得开心他就高兴；而员工们吃了老板亲手做的饭菜，心暖了，再苦再累也没有怨言。任正非先生有句名言：对客户好，对员工好。唯独少了对自己好，他为华为付出全部身心，但在华为的股权很少。
与此相反，企业做到富士康这么大，像郭先生仍拥有那么高比例股权的更罕见。郭先生对自己好得没的说，“迎春慈善幸福晚会”，能够一掷数百万金请来台湾第一美女林志玲，当着成千上万员工的面，抱着美人的大腿，舞了一回探戈。他在台上无限风光时，台下员工可能无限自卑——因为这是绝大多数人永远无可企及的梦想，也就成为绝大多数人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不过，经过2010年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事件，郭先生似乎开始有所反思和改变，2011年7月，郭台铭携新夫人在企业晚会上与员工共舞，使富士康开始有了点“家园”的温情。作者注）
作为一个男人，追求最美的女人似乎天经地义；作为一个老板，郭先生的做法并不违法。然而，他如耸立身边的千仞华山，高不可攀，深不可测，难免让员工恐惧压抑，怎么能有精神凝聚力呢？
真正的领袖，如任正非已接近于水之美德——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或接近于地之大德——承载万物，支持众生，含藏万宝，却不取为私用。
有人会问，绕了半天，这和“红尘禅心”有何关系呢？“红尘禅心”其实就是入世修行的“菩萨”之心，利益世间有情众生，滋养他人疲惫之心，这就是“菩萨道”。
菩萨道有“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同事就是做共同的事情，令对方亲近信任；布施是同事遇到困难的时候，尽己所能帮助对方；利行是做对同事有利益的事；爱语是同事抑郁之时，用慈爱去安慰他，用热情去激励他。这样凝人心，聚人气，自度度人，自利利他，做成较大乃至伟大的事业。任正非正是这么做的。
在“红尘禅心”看来，做大企业的领袖其实就是“修菩萨道”。一个人拥有1亿元财富是为自己，拥有10亿元财富是为了子孙，拥有1亿元财富是为了社会大众。想做领袖要么就修菩萨道，要么就做到1亿元把企业卖掉，自享物质福报好了，但也就无法享受到受人尊重、被人敬仰的精神大幸福。
最后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在工资、物质待遇相似的同行企业，A、B两家命运迥异呢？因为B有一座企业家的“精神花园”，这个花园里盛开着慈爱、平等、乐观、自信、自律等花朵。企业领袖以身作则，让员工明白——“奋斗的乐趣，人生的乐趣，无论处境多么困难，只要你想快乐一定会快乐”（任正非语）。
华为的超凡成功，何尝不是任正非先生超凡的“精神花园”的财富溢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