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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三空书院(8)

萨特说:“人被迫自由。” 海德格尔说得更彻底:人不自由的时候感到不满,人自由的时候感到恐慌。即便自由是这么一个烫手的洋芋,他人的干涉也损害着我们站在这个并不美妙的起点上体验世界。于是,《间隔》里的男主角终于替全世界千百年来的虚伪文人喊出:“他人即地狱。”对王国维来说,他人即便不是地狱,也不会是天堂。他太理解贾宝玉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太理解即便借叔本华之眼,贾宝玉也还是痛苦的,他的痛苦是一种伟大的颠覆,并在颠覆的起点上不断延伸,一直延伸到整个中国文化——“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叔本华解读不了《红楼梦》,萨特仿佛可以,但时空的局限,他只能遥遥地丢下一句“他人即地狱”,既解救不了贾宝玉,更解救不了王国维。王国维也好,贾宝玉也好,受困于他人的地狱里,以审美回应无边无涯的痛苦。王国维的《红豆词》,其中两句“纵教踏破江南种,只恐春来茁更多”;评纳兰性德:“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可略看他窝在审美的角落里,瞪着一双携带几分卡夫卡式恐惧的老眼,穿过墙头上的枯草,投射在心中一个尽可能干净、尽可能孤独的梦。

安·兰德曾被美国头号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说成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在她的小说《源泉》里,主人公霍华德是个建筑师,经历一系列波折,他最终成功了。在他的成功之路上,最疯狂的莫过他亲手炸掉自己设计的房子,只因为他的设计被工程的主持者修改了。我一直怀疑“成功”这个概念,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和最愚蠢的人凑在一起,商量着确立了它。多少人在盲目追逐成功的路上腐烂了,多少人终于挺到成功之路的尽头,而被先行一步的欲望养蓄至臃肿的成功已丝毫勾不起幸福感。兰德的“邪恶”很可能在于她高挥着“个人意志”,在个人意志的语境里,成功被无限宽阔地诠释着,以致于不成功也挺好。放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很容易看清:成功终究是俗人手里揉脏的抹布,它掩盖掉的东西、顺手污染的东西,远远大于它在灵魂的烛台上清理出的光泽。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里以高更的生活为基础,创造出查尔斯这个人物。他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字条后离家出走,只身去了巴黎。他在巴黎果然经历了人类能想象到的所有噩运。又过几年来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与土著人一起生活,身患麻风病,双目失明。刘瑜在短文《另一个高度》里评价查尔斯道:“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我们太多人作为所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被拱向“人们”里面的那个“们”,并在沦落半生而又不至于堕落提不起来后庆幸自己成为大多数。而从大宇宙、大世界、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分工也许是合适的,那些绝顶优异的思想者、知识人负责“人们”里的“人”,茫茫庸众负责“们”——只是在“们”的队伍里,我们可不可以给自己保留一些“人”的瞬间,把心脏的跳跃从六便士上暂时移开,以真诚的苦闷悬一轮独照我心的明月?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写道:“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外物是无罪的,“轻视”相比“重视”并不一定代表着深刻,人究竟有没有诗意,要看他是不是在流浪。背包远行是流浪,原地不动也是流浪,与人握手是流浪,把酒言欢也是流浪——一旦安定下来,人就回到社会关系中,成为“们”里的一员。鲁迅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鲁迅是资深的流浪者,光是“鲁迅故居”全国就好几处,日本也有;鲁迅也深谙流浪的深味,化笔底的冷静尖刻为浮动着勃勃生机的语言,不光从思想上,从审美上也是超越时空的。孙郁在《鲁迅对汉语的贡献》里说:“他无疑是一个忠实于存在、历史和自我的人。”——越是现实主义者,越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家。

我们在互为地狱。因为我们除了“自我”这一亩三分地,走到世界上的哪里都是“他人”。我们的存在互相挤压着,我们的历史互相纠葛着,我们的自我互相离间着。谁都不自觉地收编别人,收编别人进入自己的梦想,进入自己的价值观,把别人变成自己的一段历史,装在自己作为“他人”的地狱里。这个被装在地狱里的人,如果没有霍华德和查尔斯的勇气,便只能在“们”里永世囚禁着——直到他彻底忘记在自由里呼吸的方式。

王国维做到了什么?他不过是一个终生的流浪者——他到哪里,旅途就跟到哪里。

初稿写于K大学图书馆

二稿写于北京家中

2012年6月5日星期二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我对两首歌毫无抵抗力。一是《恋曲1990》,再是《你的样子》,都是罗大佑写给电影《阿郎的故事》的。无论从哪个窗口飘来这两首歌,我都会站住,从第一个音符跟到最后一个,停二三秒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

舒曼、勃拉姆斯他们的作品当然是音乐,称流行歌曲为“音乐”实在是人类语言贫乏的表现,一些并没有天才、甚至缺乏起码是非和品味的造声者动辄称自己“音乐人”,也是社会分工并不美妙的结果。在我心里,罗大佑的这两首歌可以叫音乐,两三百年后的人们玩赏起这些旋律和词句同我们今天品鉴舒伯特的《鳟鱼》、《野玫瑰》大致不离。对其他的“音乐人”完全没必要苛责,一个时代若能在音乐的沙滩留几片记忆的海水打不褪的贝壳,已经不算平庸。此行业内剩下的人也要吃饭,而行业外吃饱了饭的人往往就不那么认真——能把生活和生命清楚地分开,并在分界线上站定了不走,配上天才和运气,估计能在贝壳上刻几道虚线。从声音的编年史看,罗大佑的时代不平庸,我们这个时代够了一点它的尾巴,也还过得去。很难想象我的儿女们会在什么样的声音里长大,耳机越来越大、播放器越来越小,这几年却不听歌,越听歌越想念过去。

还有一个原因是人的变迁。人的变迁包括作为消费者的变迁和作为听众的变迁,而更重要是作为听众的变迁。可能是娱乐途径过于多元,听众变得非常好对付,歌曲不好——干吗那么认真,有的是可选,实在不可选就干点别的。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缺乏真诚。反映在歌曲身上也是这样。中国人的真诚是独特的一种魅力,它很有节制,不会拉开大嘴苍白地呼喊,“我爱你呀”,“我痛苦啊”——它因此而归于各自的审美意象,“流水落花春去也”,“为伊消得人憔悴”,谁走开这条月光下打扮着乌鹊寒枝的曲径,谁就会掉到一片完全失重的虚空。任你怎样拳打脚踢,别人感受不到力度,只有表面化的动作而已。当然,如今的虚空业已“客满”,踩在更愚者的头顶上也找到一些重力感觉,动动拳脚也有人喊疼,似乎“我爱你呀”,“我痛苦呀”也产生某些真诚的仿像。是的,仅仅是仿像,来自遥远的有关真实生命的传说,节奏足够人躁动的话,歌词就来得更为缭乱。

评视中国人的变迁,至少要从生活层面和生命层面来看。生活的话,不用多说,从隔着山沟喊话到互相之间发微信,变迁是显著的;生命层面的变迁,最主要体现在天人关系的割裂。

传统中国是农业国,天人合一深刻地体现在民族心理和文化习惯上,皇帝称“天子”,百姓愿意相信,正因为“天”是一套完整的信仰体系,顺天时、致中和、忠君爱国一脉相承,荀子曰:“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违和就会动摇主要宇宙势力,即所谓天、地、人的合理运行。换言之,天、地、人从来是绑在一起运行的,它们互相成全靠的就是“合一”。从荀子、庄子起,中国哲学的折中趋势逐渐开始,儒家知道“道”之末,而不知其本;道家知其本,而不知其末,两家合一才是全部真理——这里又出现了“合一”。粗糙地说:儒家是人学,而道家是天地之学,天人合一竟在广阔的形而上的层面再次发生。

天人合一支持了中国人超过三个千年的生命观,这一观念永远不会过时。严复先生在《译<天演论>自序》里认为:“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易》书中对此的发挥早于西方很久很久,“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错不在古人,在不肖子孙不学无术上。严复、康有为等人都尝试以“文艺复兴”的方式启蒙,送郁积如山的老花眼们回两千年多前朴素的起点,云端盖楼的日子太久,降下去踏一踏泥土吧。人类在环形轨道中运动着历史,走得越远越接近于回归。哲学真正说来没有取得任何进步,隔着遥远的时空,我们和希腊人研究几乎同样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说:“……对于‘实在’的意义,哲学家们并非具有比柏拉图更进一步的理解……”智慧的花园里再没有加入新的科目,我们再怎样组合它们的基因,也暂不会让花的种子直接结出钻石。有时候不是太新,而是不够旧,某种程度上:怀念过去是对未来最强烈的想念。

所以我迄今不认为中国人“清算”原有的天人关系是件好事。反正走着走着还要走回去,庙门变了,扫地的和尚变了,即便佛像也变了,拈花一笑是不会变的。生命层面的中国人涣散得太厉害,至今已逾幻灭。我们拥有了飞行器,却离天空越来越远;拥有了机动车,却离大地越来越远;拥有了房子,失去了家;拥有孩子容易,拥有爱人很难;活命容易,生活很难,以致于多数人不过如王尔德所言“只是存在着罢了”。这不仅仅是“不接地气”的问题,在于中国人逐渐丢掉大生命观、大生命情怀,变得越来越小气,越来越偏私。民族主义居然成了越来越多人的挡箭牌,披着它招摇过市,却也能四处讨好。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中国”作为政治概念是近一百多年的事情,过去动辄称“天下”,虽然明知道不可能真的成为每一片土地的主人,但习惯了关注“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习惯了把世界的制高点作为运行思绪的位置。及至中国的知识分子,乃至近代,如鲁迅,把关注天下作为自己内在的生命需要,尽管与天下充满了隔膜,也拒绝把自己悬挂成一张灶王爷的神龛去呼吸那些虚无缥缈的香火。

如今,对大生命的关注在减退,各自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活的欲望无限膨胀,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只偶尔被唤醒(如汶川地震)。反映在流行歌曲上,如提线木偶在半空中耍得热闹,一切都是做上去的,不是自然送出来的。每当唱起“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想起十多年前的黄昏,一家人吃过饭凑在广场上纳凉,有穿着连衣裙的彩虹一样的姑娘,夜已经深了还能照亮周围一圈的黑暗,有压着眼镜聊天的小伙子,看谁说到精彩处能博得姑娘朝这边扫上一眼……画面里满是真诚,不会像现在听见一些歌曲,唯一让我联想到的就是交叉在一起的欲望。15年后,当《泰坦尼克号》再次上映,卡尔被越来越多人理解,杰克死得倒不如当年那样壮烈,背后生锈的就是人心里的真诚——我们陷在生活的水草里,令生命的夕阳逐渐沉在远山。

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不再唤起一个民族的激动时,这个民族就真的老朽了。而当乌溜溜的黑眼珠唱不出你的笑脸,你也渐进忘了真实的幸福是什么样子。一个时代值不值得留恋,还要看它召唤了什么,而不是虚悬起什么。

写于英国Swansea

2012年4月27日

历史的痛感

——《马关条约》签订117周年

不论隔着多长的岁月,信史往往带来痛感。痛感不需要学者在一旁考订,把大致的情节展开、人物排下来,有良知的人自然感到不舒服。从来没有哪种标准可以比较哭声和笑声,为历史落几滴泪,或者为它哈哈大笑都让人觉得真诚,而落下的眼泪频繁浸为后人零落的墨迹,恐怕历史自己也会伤心。

1895年的今天,《马关条约》签订。清朝代表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和钦差全权大臣李经芳,日方代表为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因李赴日后遭刺,赔款减为库平银二亿两;缩减辽东半岛割让范围并减三处商埠。我们自小接受的教育:李鸿章是汉奸!卖国贼!稍在课本外读几页书就会清晰地看到李鸿章的无奈;年纪再大一点,无需刻意多读,又要看到李鸿章作为大清一“裱糊匠”的可怜。中国人是爱动不动就讲原则的,尤其牵涉所谓的爱国。原则是什么?诚如马克·吐温所言:“原则是偏见的另一个名称。”原则大都作为一层尘土,附在历史的印章上——我们要打一个清晰的印记,还要先行擦掉它。爱国是什么?王尔德说:“爱国是恶人的美德。”多少爱国者事实上做了蛀虫,附在胜利的华表上,一天天地啃干净上面的龙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