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必要的历史的真相，更重要的就是对历史抱以痛感。痛感不是仇恨，更不是对某个人物的厌恶——单纯的厌恶往往出于无知，痛感才是正义感的孩子。产生痛感的第一步偏偏不是计较，而是宽容。117年以后，再去喊杀日本的罪行还有多少意义？他们倒是乐得中国人无比廉价的仇视，既不能阻止你买我的东西，也不能影响你看我的电影电视剧；每年你来日本旅游，我笑脸相迎，保准你满面春风地回去。相反，“永远宽恕你的敌人，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他们恼怒了”——宽容就像一口幽深的古井，可以给路过的任何人解渴，但没有人会低估它的深邃，月光照在里面，整个宇宙都被它收下了。如果把它愚蠢地掘开，任甘甜的井水流淌成一条浑浊的泥沟沟，旁人轻松地蹚过去，还要怨恨你溅污了他的鞋袜。
当然，宽容绝不代表遗忘，越是宽容，越把一代人的记忆写成永恒的精神——后人接收到精神，翻译成各自听得懂的真话。真话使历史充满了活性，不必担心遭遇一连串假大空的口号，不必疑虑被一道道武断的宣判绊倒，不必负担艰巨的甄别任务和痛苦的自我开解的过程。自我开解是最痛苦的，把从小腐烂在脑子里的破烂清除出去，接受真相和新的思想，是对人巨大的考验。有些学者，穷其一生欲摆脱装在心里的垃圾场，倒不如生下来就听真话，用自己的脚感受大地的厚重和尘埃的轻薄。说谎的传统以及坚持传统带来的好处已经使几代中国人费尽心思地从垃圾场里突围，即便艰难地闯出来，如袁伟时教授所言 “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一身恶臭也终生不可去除。不把“教育”从“愚弄”的宝座上拉下来，我们只有白白浪费大好青春往脑袋里填送假话、空话，再耗尽余下的生命驱除偏见、拓荒宽容。
除了宽容，历史的痛感还来自对史料和史论的零距离感知。换句话说，就是“读”。学校里学到的历史大多是“听”来的，听来的东西受到太多的局限——讲授者的语言魅力，那一刻你的心情以及对该学问的兴致，甚至有人直接把偏见倒给你。声音是稍纵即逝的，文字却可以永恒，尤其离我们很久很久已经鲜有人讲授、更谈不上音频视频资料的历史，尤其需要“读”。读历史要读一辈子，即便是真话，20岁读和40岁读大不一样。《马关条约》之后，张之洞怆然地说：“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上、皇太后将如后世史书何？”伊藤博文也同李鸿章讲过：“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15岁的时候，我开始关注真相，但是注意不到这些真相；20岁的时候，我关注到这些，但吉田松阴、山县有朋这些人如何针对中国一步一步地设计阴谋，我还说不清楚。不同的年龄，我们关注不同的真相——也许深度不同，也许角度不同。但无论什么样的真相，都要在兴趣的导引下一字一字地读进来，等着旁人来传授是等不起的。
不只是史料，给人更直接痛感的其实是史论，尤其是诗论。台湾割出去之后，丘逢甲写下那首著名的《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更有《往事》里“不知成异域，夜夜梦台湾”的痛人心魄。黄遵宪的《台湾行》：“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诗人也许没有立即拿出“历史规律”、“唯物史观”这些东西，但他们近距离感受大厦将倾、废墟余烬而传递出的痛感是无比生动的。比我们云里雾里地读几篇论文、拨几拨故纸要痛得切近。历史带给凡人的除了温暖，就是疼痛，不管是温暖还是疼痛都以我们的有效接收为落实。如果无法接收，或者片面接收，不过是又种下一枚谎言的隐患。
那历史的痛感真的重要吗？我找不到比它更重要的事。感受历史的温度一如在基顿、劳埃德的喜剧里发笑，有人感受的是滑稽、有人体会得到悲喜；感受历史的痛感，仿佛看一出《哈姆雷特》或《赵氏孤儿》——悲剧直抵人心的效果总是更好一些，和喜剧相比，它穿过了更少的傲慢。往大了说吧，历史的痛感会让一个民族长记性，每当碰到一些伤口的位置，即便疤痕不甚清楚了，但疼痛的记忆还在——一个有疼痛的民族才有敬畏，一个有敬畏的民族才有可能把胸膛贴在荆棘上前行。往小了说吧，历史的痛感会不断提醒我们的良知，提醒我们曾经有多么愚蠢，而如今的一点点清醒竟然付出如此惊人的代价。
在这个不算特殊、易于淡忘的日子，可否请你闭眼一听：听听117年前急骤的雨声？——那阵雨在历史的穹顶上哔驳作响。再捡起书来读一读，可防止彻底的淋湿。
写于英国Swansea
2012年4月17日
巴黎路尽
——纪念焦阿基诺·安东尼奥·罗西尼诞辰
2月29日是历法上一个特殊的日子。小学的时候学“闰年”，就觉得人类有点矫情，非得四年凑一天，去盛放那些“多出来”的光景。当时甚至连一个月要区分30天和31天也觉得麻烦，“平头齐”多省事啊。孩子是无所谓“愚蠢”的，愚蠢是掌握了足够知识和经验的大人们的事。
2月29日却是罗西尼的生日。这个遥远的意大利人，如此有才华，又如此风趣、庸俗，听听他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当然还有《〈威廉·退尔〉序曲》，一种玩儿精致、一种玩儿深沉，都各自达到了艺术世界和世俗人心的巅峰。——这么多年过去，这是我为人类设置2月29日寻到的一个意义。
罗西尼这个人在那些星光熠熠的名字里是个不大不小的异类。“不大”在于他并未登上睥睨众明星的高度，他在那些嫌贫爱富、附庸风雅的欧洲贵族心里一度接近艺术上的基督，但历史的尘埃落定，罗西尼究竟剩下什么也是很清楚的；“不小”在于他贫寒的出身，大音乐家里也有苦出身的，舒伯特、帕格尼尼，但更多见的是李斯特、梅耶贝尔一样有家学传统的，即便如此，舒伯特等人也始终对音乐维持着比较神圣的想象，音乐不曾横断他们做人的尊严。——罗西尼不然。
大环境上来说，当时的意大利受尽法兰西和奥地利的欺凌，文艺青年罗西尼甚至还被奥军扔进过监狱；小环境更不如意，他的母亲是一个爱唱歌的家庭妇女，父亲是一个屠宰场的检验员兼本城乐队的号手，每天只有可怜巴巴2个半法郎的报酬。——多年之后，功成名就的罗西尼还向瓦格纳念叨父亲的2个半法郎，和他写作《塞尔维亚理发师》时头一稿1300法郎的稿费相比，这伶仃的几个铜子儿敲在记忆里，只格外清晰地漾出了几圈苦涩。如果说罗西尼得了一点遗传的便宜：母亲爱唱歌，父亲会吹两下小号——这就是全部！
音乐在年轻的罗西尼眼里并不意味着辽阔的想象力和深沉的情绪化，母亲为了生计只好带着他参加一个乡间草台班子的剧团，四处奔波，在自己的故乡做流浪者。甚至有理由相信：罗西尼或许曾恶狠狠地盯着舞台，他在心里诅咒着贫穷，也顺便诅咒着如此卑微的谋生方式。37岁的罗西尼即停止了歌剧的创作。37岁远远不到封笔的时候——临终前的巴赫还能写出《赋格的艺术》，69岁的海顿拿出了不朽的《四季》，威尔第在80岁的风烛残年也能写出饱含激情和爱意的《福斯塔夫》……太多大师级的人物一直把艺术燃烧为血肉生命的余烬，罗西尼何必37岁就甩手不干了呢？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罗西尼赚够了钱，多到足以他狠狠地报复贫穷的记忆。罗西尼这个人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庸俗，即便已贵为王侯的座上宾，出入大理石雕塑簇拥下的宫殿，但金钱对罗西尼而言更意味着对心理空白的填补。他的暴发户心态，以及一系列暴发户的做法蜚声音乐史。在罗西尼的晚年，人们筹集巨额资金准备在米兰为他塑一尊雕像。他居然说：“只要他们肯把这笔钱送给我，我愿意在有生之年，每天都站在市场旁的纪念碑的石台子上。”——简直和郭德纲的段子不分伯仲！朗多米尔这样评价他：“罗西尼对于自己的艺术，并没有给以应有的尊敬和热爱。他把它看做商品，按照社会的需要来确定他的劳力。他滥用了他那敏捷的才能，他有时写下那样纯洁明朗的旋律，有时也写出了那么平庸的乐句。”
朗多米尔写下这句话时，心里一定有惋惜。我太能理解罗西尼的做法，身边太多这样脱贫的例子，他们中的多数还被当做励志的教材。罗西尼究竟对音乐有多少热爱？这个很难讲。我们并无必要去强迫一个伟大的天才非得忠实于他的天才。天才首先是人，当民众多余的道德想象攒和成一团不清不楚的历史感，天才便无立锥之地。天才的灵魂一旦不寂寞，他留给历史的惊叹也会随之弯腰。
作为观众也好、非天才也好，我们往往对不起天才。罗西尼当年创作《塞维利亚理发师》时，首演并不成功；他的《威廉·退尔》，今天我们更多也只是欣赏序曲，可能是音乐太过杰出的缘故，故事情节被排在很后的位置，越来越多的人忘记它原本是一部完整的歌剧。真的有足够多的鉴赏者能配得上这样的天才吗？导演冯小刚说得好：“大多数人看交响乐，快感就是鼓掌的一分多钟，中间也睡。”每年有太多游客从卢浮宫“镇馆三宝”跟前路过，几个人流连于艺术？几个人浮受于名气？
罗西尼取得过巨大成功的巴黎就是一座出了名的薄情寡恩的城市。巴黎除了记得罗西尼的作品，更记得罗西尼的餐馆和那道著名的“罗西尼风格的里脊牛肉”。我甚至觉得：罗西尼脱贫后把餐馆开在巴黎，心里不无对这座城市的嘲讽。尝尽人间冷暖的他太晓得这座光鲜靓丽的城市里都居住着一帮什么样的蠢蛋，事实上他们对牛肉的理解远远超过对《威廉·退尔》。何止是罗西尼，肖复兴先生在《罗西尼与比才》一文里为罗西尼的后辈——同样是歌剧大师的比才鸣不平：“真不敢想象那时的巴黎竟然会如此的良莠不分，艺术的品位是如此的败坏，他们只能欣赏那些香歌曼舞，纸醉金迷，只能接受陈词滥调，靡靡之音，只能消化香水脂粉，矫揉造作，只能喝彩豪华排场、高贵上流。”当比才拿出《卡门》，巴黎的态度是生冷的拒绝，从普通观众到歌剧界，无一不应被看为杀害比才的刽子手。
历史就是这样坦白不做作。后半生享尽荣华富贵的罗西尼高高兴兴地活过了70岁，而创作出《卡门》、《阿来城姑娘》的比才，则像一个真正的天才那样死去——死在不满37岁时，这正是罗西尼封笔的年龄。如果罗西尼继续写下去，很难想象他能活得这么长，上帝赋予这些伟人才华的同时也在吸血鬼一样抽干他们的生命。太多的天才拥有极其相似的悲惨命运，如果他们中止天才一样地活着，厄运就不会过早地骑上他们的脖子——贝里尼、门德尔松，英年早逝；唐尼采蒂和舒曼一样不到40岁患上精神分裂症；福莱、贝多芬，晚年患上耳病；巴赫晚年失明……罗西尼实在是个生活的智者，他看清了“巴黎路尽”这回事，明白了：这条路走下去只能供后人在自己的坟墓前多生出几许尊敬，尊敬到底值几个钱？——对这些愚蠢的成人的脑袋。天才和芸芸众生的关系其实是极其紧张的，他们中的多数并不为任何人创作，甚至看不起那些买票捧场的观众——不管这些粉丝是贵族还是苦力。正如高行健总结的那样：他们觉得非写不可才会写，不写就憋得难受。事实上，艺术家作为一种职业是“社会分工并不美妙的结果”，这帮人就该被伯爵夫人豢养起来，每天琢磨一些与“改天换日”、“发展就是硬道理”毫无关系的事情，一旦攒够了钱后半辈子就被放回社会，既留下了艺术品，也留给自己一个完整的人生。
我们平常人是残忍的，在我们的冷落里，有无数条天才的性命；在我们设计的无聊的游戏规则里，多少玲珑剔透的心被玎玲咣当地投掷在为生计的饭碗里，摔出一片乞讨者的媚态。罗西尼才不惯着你，才不搭理你，我玩够了就歇了，人类灵魂的世界交给其他天才接管去。后人又凭什么觉得惋惜？难道天才就要不得好死吗？
这个世界在艺术感上的抽象体就是一座缩小的巴黎，它永远是不识货的，永远是愚蠢、自以为是的。它唯一可贵的是：多年之后，它一旦醒悟，还会挠着头、满心愧疚地反思。——当然，彼时彼刻，它靠在老去的传奇上，而看在眼里的只有一片沉没着回忆的波光。
写于英国Swansea
2012年2月29日
胡适是一种武侠
——纪念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
经常读一些拿胡适和鲁迅作比较的文章，老实说：凡能静一静读下去的，大都写得不错。敢拿这两个大先生说事的，不仅要有“文勇”，还要有“文谋”——有勇无谋，往往得出一些蹩脚、甚至哭笑不得的结论，“老不读……少不读……”的；有谋无勇的，机巧聪明而已，“问问明月”，再“问问内心”。
我武侠阅读的经验非常可怜，断断续续、影视剧掺着小说，有两个人物钟爱有加，巧的是这两个人还有伯侄关系——郭靖、杨过。胡适先生和鲁迅先生都是有侠气的知识分子，胡适先生很像郭靖，为国为民、十八般本事，没有太了得的创举却有唐德刚所言“大名重宇宙”；鲁迅先生很像杨过，特立独行、个性鲜明，充满了美学上的“鬼气”，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江湖传奇。至于辈分不对应，不好意思，我只熟悉这两个武侠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