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恺禁兄弟仗势经商
◎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
孔恺（416—466年），字思远。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少骨梗有风力，以是非为己任”，曾历任散骑常侍、秘书监、廷尉卿、御史中丞等朝官，亦屡次出任宗室诸王的长史，佐其出镇方面，并同时兼任州、郡长官。
东晋南朝时期，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官员经商之风大盛。官员们经常利用赴任、还朝或探家的机会携带大量土特产进行交易。由于他们有免纳关税的特权，不惧沿途的关津盘查与重税勒索，而且经常利用的是公家船只，故其获利要远高于一般商人。因此，官员经商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交流物资的作用，但影响了正常的商业往来，破坏了民营商业的进行。加上部分官员贪利，利用特权以牟求暴利，损害了百姓与商人的利益，而且影响执行政务，还助长了上层社会的奢靡之风。因此南朝宋孝武帝刘峻曾下诏：“贵戚竞利，兴货廛肆者，悉皆禁制。”光禄大夫谢庄并进一步提出应禁止官员经商：“臣愚谓大臣在禄位者，尤不宜与民争利。”但这种诏书多是官样文章，起不到多大实效，而南朝宋的孔恺则真正以行动来管束其兄弟经商。
孔恺不治产业，虽然身居高位，但平常生活相当贫困，他也不以家中丰俭为意。而且他“性真素，不尚矫饰，遇得宝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粗败，终不改易”，被当时公认为清廉节俭的典范之一。他不仅自己持身甚严，对家中子弟的行为也十分注意。
孔恺的弟弟孔道存与从弟孔徽，都喜经营产业，家中颇为富裕。一次，这两人请假回会稽探家，孔恺到江边迎接，见到他们有辎重十余船，都是绵、绢、纸、席之类的物品，孔恺假作高兴，说：“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就命令将东西全部搬到岸上。然后，他正颜厉色地对孔道存等说：“汝辈忝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邪！”于是命令左右取火点燃，直到这些东西烧尽，他才离去。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孔恺被召入朝任司徒左长史，由孔道存接替他担任后军将军长史、江夏（今湖北武汉）内史的职务。这时，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一带大旱，使得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米价甚贵，达到一斗将近百钱。孔道存知道孔恺素无积蓄，恐怕他缺乏粮食，就派属下官吏用船运五百斛米送给孔恺。孔恺将官吏叫来，对他说：“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指孔道存）至彼未几，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载米还彼。”官吏说：“自古以来，无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孔恺坚决不允许，官吏只好载米溯江而上。
◎故事感悟
孔恺在江夏任地方长官三年，离任时，竟没有路途中所需的粮食，其廉洁之风令人感叹。孔恺不仅自己做到安于清贫，对子弟的行为也决不漠然视之。对不清不白之物原物退还。像他这样不拘于情面，不计及利益，不仅以言语，而且以实际行动管束子弟的做法，值得后世仿效。
◎史海撷英
元嘉之治
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因嬉戏失德杀刘义符，立刘裕三子宜都王刘义隆为帝，史称宋文帝。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文帝元嘉之世（424—453年），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绍兴周氏三兄弟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鲁迅（1881—1936年），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回首20世纪中国文化史，能以一家兄弟闪烁绵延其间而长盛不衰的，唯有周氏三兄弟。大先生周树人，以“鲁迅”的笔名震撼文坛，一生桀骜不驯，四面为敌，斗争而终；二先生周作人，才华横溢，与世平和，像手工艺人一样日日雕琢，在纸笔之间，在一生荣辱之中，艰苦劳作，也成为一代大散文家、翻译家。在两位兄长的巨大光环下，三先生周建人自强自立，以牺牲自己而始，以尽职尽责而终，也在文化谱写了光彩的篇章。这三兄弟留下了许多谜，令后辈之人仰望，更令人期望寻找到其足迹，而随其前行。
周家在绍兴生根700年，早已是巨姓望族，占地一万平方米，房屋上百间。周树人的诞生为周氏一族增添了无限的喜悦，当然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的文化大师，更不会想到这个老宅会在四年后又诞生一个文化奇才周作人，七年后再出现一个文学家、民主政治活动家周建人。
周氏三兄弟本来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但他们幼年早夭，只剩下兄弟三人。
仕宦之家的子弟总是自幼就要送去读书的，周树人和周作人两兄弟先后都进了离周家大院隔河相望的三味书屋。童年，他们一起读书，一起玩耍。
1893年，在北京任小京官的祖父周福清因考场行贿案被光绪皇帝判了死刑。父亲周风仪变卖家产保下祖父，却使周家极速败落。周风仪怕连累孩子，便把周树人兄弟安排到离绍兴城不远的大舅家。
1898年，周作人在杭州监狱里服侍祖父，周树人给母亲磕了一个响头，离开了绍兴，去南京求学。周树人与两个弟弟感情至深，他在1900年2月写的诗《别诸弟三首》之一中说：“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在周树人的提携下，周作人也于1901年来到南京，进入哥哥先前读过书的水师学堂。
兄弟相聚在南京不到一年，1902年，周树人以第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这时恰逢江南选派留日学生，于是，他漂洋过海，去了东京。他在日本更加怀念家乡的兄弟，在给南京读书的周作人寄去近照时，照片背面有一行蝇头小字：“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他除了给周作人寄去《时务报》等大量刊物外，还给绍兴的周建人买了很多书。
1906年，远在故乡的母亲听说儿子在和日本女人谈恋爱，焦急地催促他回国完婚。母命难违，周树人娶了同乡一位普通人家的女儿朱安为妻。婚后第四天，周树人带着刚刚通过公费考试的周作人启程，东渡日本，一走又是三年。
此时，18岁的周建人在会稽县学堂毕业了。他已联系好去南京求学，准备有朝一日像两位哥哥一样东渡日本。但大哥周树人劝他留在家里，陪伴母亲。还许诺说：“将来我和作人学成了，赚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着用。我们兄弟友爱，将来永远生活在一起，永不分家。”于是，周建人留守在绍兴，在僧立小学当了校长。
在东京，周树人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执论》等论文。周作人受到哥哥的影响，由工科改学日本古典文学和英国文学，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和兰格合著的小说《红星轶史》，书中的16节诗是鲁迅帮助译成的。兄弟俩一起筹办《新生》杂志，共译《域外小说集》，并一起跟从章太炎先生学习《说文解字》。
周作人是次子，当他爱上一位日本姑娘时，母亲没有干涉。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恋爱瓜熟蒂落，商定了结婚日期。为此，周作人既高兴、又烦恼。他的开销主要来自公费，一旦成亲，官费根本不够。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周树人放弃去德国深造，回国谋事。1909年，周树人在老同学许寿裳当教务长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和化学教师，每月收入甚微，“不足自养”，但他还是节衣缩食，给周作人寄钱。一年后，他转到绍兴府学堂，担任学监兼生理教师，收入增长，寄给周作人的学费也就增加到60元。
1911年，周树人去日本将周作人夫妇接回国。辛亥革命后，他就任山会师范学堂监督；周作人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继改任浙江省立四中教员，兼绍兴教育会会长。
次年，周树人受蔡元培的聘用，到北京任教育部教育司科长、佥事。他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利用业余时间辑录整理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古籍。1915年，他花费大量精力辑成的《会稽郡故事杂集》曾用周作人名义印行。北上后，周树人除了在经济上继续接济周作人夫妇之外，还开始在事业上为周作人作指点和帮助。周作人翻译了中篇小说《木炭素描》，但在投稿中华书局和《小说月报》连连碰壁，一时万分苦恼。周树人就为弟弟奔波，最后在文明书局出版。
1917年，辞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手持黎元洪总统的委任状去北京大学走马上任。周树人特地向他推荐弟弟周作人，于是蔡元培聘周作人为北大中文系教授。
这一年4月1日，周作人一到北京便雇了洋车，直奔绍兴会馆。周树人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兄弟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周作人的日记是：“至四时睡。”由此可以想象，兄弟俩久别重逢，该是多么兴奋呀！
1918年5月，周树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狂人日记》，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一笔名。当时中国文化界刚从文言文解放出来进入白话文，《狂人日记》是我国第一篇白话小说。周树人的笔名很多，有：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自树、索士、令飞、迅行等，但只有“鲁迅”这一笔名随着他的作品成名而成为闪耀光芒的字眼。
此时，周作人写出了《欧洲文学史》。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像样的西方文学史专著。鲁迅又连续发表了《孔乙己》、《药》和《故乡》等新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周作人则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战斗性的文学论文，还写了“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长诗《小河》以及《前门遇马队记》等散文。兄弟俩曾一起用“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以致鲁迅的《热风》中也将周作人的几篇杂感选进去。这段时间，兄弟俩并肩作战，一起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成为文坛冉冉升起的两颗巨星。
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了巨大声誉，也带来稳定的高收入，然而此时，周家天南地北，生活上十分不便。北京两兄弟除了每月要给绍兴母亲寄钱外，还要负担周作人太太的日本娘家。为了改变骨肉分离的现状，实现10年前的诺言，鲁迅和周作人买进了体面的八道湾新宅。10天后，鲁迅雇了一条船，带着母亲鲁瑞和三弟周建人夫妇去了北京。
以后的四年里，鲁迅先后应聘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述中国小说史课程，他的讲义辑成了《中国小说史略》。同时又发表了有划时代意义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呐喊》。《阿Q正传》发表后，第一位撰写评论文章的是周作人。他以文学理论家的身份说，《阿Q正传》是一部讽刺小说，阿Q是中国传统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典型。
此时，周作人自己致力于写新诗，他和朱自清等八人的新诗结集为《雪朝》于1922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些诗则收入后来出版的诗集《过去的生命》中。同年，他还与郑振铎、耿济之等人一起筹组了文学研究会。
20世纪20年代初，周建人也厚积薄发。他进入北大哲学系，甘做一名旁听生去学习。1922年，周建人联合二哥周作人和胡愈之，组建了“妇女问题研究会”。他翻译的《性与人生》成了中国性科学的启蒙读本，他撰写的《性教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论述性教育的教科书。周作人在西山养病期间，还帮助他校阅译稿。周建人翻译的短篇小说《犹太人》，是经过两位哥哥仔细校阅的，周作人还写了附记，这才得以小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但是，严重的危机恰好潜伏在美好的生活之中。八道湾这所大宅子名义上的主人是鲁迅，但周家的财政大权却由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掌管，鲁迅必须把每月的收入全部交给信子处置。不过，鲁迅倒没有觉得这种体制有些过分和碍手碍脚，反倒是信子觉得这位名义上的主人有些多余甚至可疑。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和周作人本是一体形象，但到了八道湾时期，周作人在文坛上的地位日益升高。由于他的背景是北大教授，所以，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工薪收入，都远远超过鲁迅。这段时间的日记里，鲁迅的活动记录明显减少，兄弟之间的隔膜潜移默化地增长。恰在此时，教育部接连5个月发不出薪水，鲁迅随愤怒的同事们到财政部集体静坐，最终只是领到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信子从鲁迅那儿收到的钱少了，便怀疑鲁迅私蓄。而羽太信子自己早已自视为“名教授的太太”，她忘记了自己穷苦的出身，出门必坐汽车，买来的东西必须是日货，仅家里雇用的管家和工仆就有8人之多，大家庭的收支逐渐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