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乃两广说，即杨贵妃的荔枝来自两广。为这种说法提供最原始依据的是唐人李肇的《国史补》，李肇写道：“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所谓南海，即南海郡，郡治在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不论唐代还是今天，广东的荔枝都以增城、从化、茂名和湛江等地为盛，其中茂名乃荔枝原产地之一。广东荔枝中最知名的品种“妃子笑”，其得名据说就是当初杨贵妃曾拈果微笑。广西则以北海、容县、藤县、百色等地最为盛产，其产量和品种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二。依旧是《元和郡县志》提供的宝贵历史资料，让我们得以清晰地画出杨贵妃时代从两广到长安的路线，以茂名为例，要先后经过广州、韶关，然后翻越崎岖起伏的大庾岭——此山一直是古时中原地区深入粤桂的天险，苏东坡从海南回中原翻越此山时，曾在岭上与一位老翁交谈，并为之感叹不已，作诗说：“问翁大庾岭上住，曾见南迁几人回。”越过大庾岭后，前往长安的路线折而向东，进入江西，经赣州抵达南昌——唐时叫做洪州，再由南昌经九江抵达武昌、汉阳，进而经安陆到随州，由随州西行进入陕西，直至长安。这一路程，比起从福建到长安，的确要稍短一些，但以每天250公里的行程，大约也需要9-10天，同样无法保证在荔枝色变味变之前把它安全地运抵帝国中心长安。因此，两广说同样经不起推敲。
持两广说者在意识到这一问题后，提出了两种假设：假设之一，杨贵妃所食的不是新鲜荔枝，而是用荔枝酿成的酒，这些酒在两广荔枝产地酿成后，再由驿路运到长安。但如果真的是荔枝酒，则不需要赶时间，那么无论如何也不会用加急文书的方式送往长安。假设之二，当荔枝成熟时，把整棵荔枝伐倒，连枝带叶全部运往长安。因为荔枝还长在树上，虽然荔枝树已砍倒，但比起从树上摘下的鲜荔枝，这一方法的保鲜期要长一些。但是，这种假设之所以不可能成立，原因有两个：其一，唐代的驿路不比今天的高速公路，许多路段都是穿行于莽莽丛林中的崎岖小径，一棵挂果的成年荔枝树，至少也有几米的枝干，这不能不给运输平添许多麻烦，也使得速度变得缓慢，它所增长的保鲜期和更缓慢的运输时间，两者相抵，完全不再有优势；其二，如果真是把整树荔枝运往长安，那么杜牧不可能说“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其三乃巴蜀说，即杨贵妃的荔枝来自四川。我以为，这也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说法。巴蜀说虽然同样找不到正史上的证据，但比较严肃的野史则有明确记载，如成书于宋代的《鹤林玉露》就说：“唐明皇时，一骑红尘妃子笑，谓泸戎产也，故杜子美有‘忆向泸戎摘荔枝’之句”。此外，对家乡福建荔枝赞不绝口的蔡襄也认为，杨贵妃所食荔枝，就是来自四川。那么，这些荔枝到底是从四川哪个地区运往长安的呢？我认为，根据现有资料，只能断言来自四川，至于四川何处，则无法断言。我只能说，以下两个地方皆有可能，那就是四川涪陵（今属重庆）和四川合江。
暗香浮动的古道
只要不剥开荔枝的外壳，你几乎闻不到这种看上去色泽鲜艳的水果有什么气味。但是，在四川，有两条道路曾因杨贵妃的荔枝而变得暗香浮动，这是两条古老的交通要道，它们曾经是这个内陆的、四面俱山的省份与外界沟通的重要途径。
杜甫流落四川期间，曾游历到今天宜宾一带，在一次宴会上吃到了鲜荔枝，为此作诗说“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当时的宜宾称为戎州，其所辖区域远较今天的宜宾市为大。在邻近戎州的州县中，居于其下游的合江是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古县，也是四川最重要的荔枝产地，而杨贵妃的荔枝，可能就是从这里运往长安的。杨贵妃乃四川人，其父曾在四川做过多年地方官，正是在四川吃过荔枝，故而杨贵妃对荔枝念念不忘，以至于才有后来的唐玄宗为博美人一笑而不惜劳民伤财。
合江荔枝中的名品有绛纱兰、乌泡、铊提等数种，此地为全世界最高纬度的荔枝集中生长区，果实成熟期比沿海的两广和福建晚两个多月，当沿海荔枝早已不见踪影，这里的晚熟荔枝方才渐次成熟。
合江地处长江之畔，历来为交通要道。当年，从这里摘下的荔枝，经由泸州、隆昌、资中、简阳，尔后直抵成都，再由成都向北，也就进入著名的古蜀道。李白曾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还说“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其实这只是诗人的夸张之辞。历史上，从先秦起，虽有群山阻隔，但就在山与山的垭口间，有一条条连接起四川和陕西的秘密通道斗折蛇行。这条古老的道路从成都北上，经德阳、绵阳、梓潼，越过大小剑山，经广元棋盘关出川，然后沿着褒河过石门，越秦岭而达长安。为了杨贵妃心爱的荔枝，那些强壮的驿卒和驿马一站接一站地以每天250公里的速度飞奔，大约4-5天即可抵达长安。
多年来，合江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荔枝保鲜法，据说就是当年为杨贵妃运送荔枝而发明的：把刚摘下来的荔枝放进大竹筒内，再用湿泥把竹筒封上，这样便能以竹的生气使荔枝的保鲜期得以延长。在合江采访期间，我曾询问过从事了20多年荔枝研究的县农技站工程师沈先生，得到了他的肯定答复。当然，至于这是否真的就是从唐朝流传至今的民间保鲜术，则有待考证。
白居易的《荔枝图序》提笔就写道：荔枝生巴峡间。“巴”即今天的重庆，历史上一直属于四川，“峡”指三峡。当年白居易写作此文的南宾，即今天的石柱，就在重庆境内。这说明，重庆石柱一带，在唐代也是荔枝产地之一，虽然今天这些地方已很难找到荔枝的影子了。蔡襄认为，杨贵妃的荔枝就来自于四川涪州，即今天的重庆涪陵，而很长时间里，石柱都是涪陵下辖的一个县。
从涪陵运往长安的荔枝，经行的是另一条古道，这条古道甚至因为为杨贵妃运送过荔枝而被人改称荔枝道，其基本线路在明朝学者的著作中尚有明确标识，即涪陵－垫江－梁平－达县－通川－宣汉－魏家－通江－长石－镇巴－西乡－宁陕－长安。荔枝道全程约1000公里，其里程与合江到长安相差无几，费时也是4～5天。上个世纪50年代修建的210国道，就沿着古老的荔枝道行进在秦巴山地的崇山峻岭之间。在万源县所属的长石乡境内，有一棵高达10余米的古松。这棵挺立在荔枝道旁的大树，据说已有1000多年历史，松树附近，曾是荔枝道上的一个古老驿站。许多年前，也许当这棵松树还是幼苗时，那些剽悍的驿卒们，就骑在急如电光石火的驿马上，背负着一个君王给予他的美人的恩宠之物，急急忙忙地从古道上飞奔而过。这些驿马和驿卒，在进行一场与保质期争分夺秒的接力赛。为了这色泽鲜红的小果实，这个叫大唐的帝国留下了它深刻而生动的背影。
洋浦盐田：阳光与海水的千古传奇
月光下的制盐工地
又逢农历十五。下午7点，中国南方的天还很亮，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了，但落日的余晖纠集在又高又蓝的天空。与夕晖相对的海那边，一轮月亮正从海面浮起。十五的月亮又白又胖，像一个老成持重的世袭侯爵。明月，海潮，海湾里茂密的树林，其情其景，让人一下子就联想起唐代诗人张若虚那首名垂千古的《春江花月夜》描述过的情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但距离风浪乍起的海面不过几十米远的谭老汉对眼前的景致视若无睹。对这个在中国南方的海南省洋浦区盐田村生活了七十多年的农民来说，这些足以令游人骚动不安的美景，都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寻常物什。他当然不知道张若虚，也不知道《春江花月夜》，他只知道，得抓紧时间，以便在今夜的大潮涨起之前，完成必须完成的工作。此刻，他正弯着腰，站在一小块被当地人称为盐田的黑褐色的地里，用力挥舞手中的钉耙，一下接一下地向地面挖去。钉耙类似于电视剧里猪八戒的武器，上面布满尖利的铁齿，能够把脚下那些叫做盐泥的泥土耙得更加松软，细碎。
等到海面的月亮有一根竹竿那么高的时候，谭老汉的工作终于画上了句号。他扛着钉耙，满意地走到我们身边，用一块打了许多补丁的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双手接住我递过去的烟，就着我的火，重重吸了几口。然后，他轻轻吐出烟雾，用含混不清的当地方言说：“洋浦盐田，朝潮夕钱呐。”原来，他刚才所进行的劳作，就是沿袭千年的日晒制盐。
对我这样的冒昧闯入者，谭老汉已经见惯不惊。这说明，在我不远千里来到这个苏轼曾流放过的被称为儋州的地方之前，已经有许多好奇的异乡人来过。因此，谭老汉才能从容地讲述他所知道的关于洋浦千年古盐田的故事。只是，他的方言实在艰涩难懂，只能依靠一个久居海南的朋友做翻译，我们才能得以沟通。
在我们抽烟说话的时候，刚才还小风小浪的大海突然汹涌澎湃，高高直立的浪头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海岸，一会儿就把谭老汉刚才劳作过的那几块盐田全部淹没在黑暗的海水下面——让预期的每月初一和十五的大潮淹没疏松的盐田，这只是谭老汉制盐工程的第一步。
谭老汉和整个盐田村大多数的村民都知道的一个故事是，早在1200多年前，也就是大约40多代人之前，他们的祖先就已经用同样的方法在这片小小的海湾里为获取餐桌上的滋味而艰辛劳作了。谭老汉的记忆里，当他还是个小孩子，就跟随爷爷一起耙过盐泥。他说爷爷和他一样，也有一张被海风吹皱了的脸，皱得像一朵被人弄得奄奄一息的酱紫色的野菊花。
“要不了两天，盐田里的海水就会全部蒸发，那时候，就该进入第二道工序了。”随行的朋友“翻译”了谭老汉的方言。谭老汉介绍说，含盐量颇高的盐泥被太阳晒干之后，他就把它们搬运到旁边的盐池里。盐池是经过特殊加工的，底部铺有细密的竹制席子，这种席子既能保证含有盐分的水流到下面，同时又能把泥巴和其他杂质留在席子上方。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土法制作的过滤器。当盐泥铺到一定的厚度——大约15厘米到20厘米时，谭老汉就得用被海水侵蚀得有些变形的手把盐泥扒出横竖两三道沟槽，紧接着，再挑来一担担海水浇下去。随着海水的徐徐注入，盐泥里的盐分就会和着海水渗下去，经过下面的竹席的过滤，再流进旁边的储卤槽。
“是不是接下来就可以把卤水搬运到太阳下暴晒了呢？”随行的朋友问。谭老汉摇头，“不行，浓度不够还不行的。”谭老汉一边说，一边向旁边的灌木丛走去。一会儿工夫，他手里拿着一小段树枝走了过来。“这种东西叫黄鱼茨，用它就可以检验卤水的浓度够不够，可不可以晒盐。”谭老汉说，把这种叫黄鱼茨的树枝扔进卤水池，如果黄鱼茨漂浮在水面上，说明卤水的浓度够了，可以进入下一道工序：晒盐。
“晒盐就得靠那些东西了。”谭老汉信手往盐田那边的海滩比画了一下，虽然月光皎洁，但我们睁大眼睛，也只能看到海边上有一些黑糊糊的石头，乱七八糟地呆立着。一条条弯弯曲曲，仅可容一两人行走的小路，如同一条条绳索，把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头绑在一起——我自然知道，那就是洋浦千年古盐田制盐工程最重要的工具：盐槽。
夜风很凉，谭老汉要忙着回家吃晚饭了。一个辛苦了大半天的劳动者，的确应该在这习习海风的吹拂下，享用一顿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太丰盛的晚餐。临行前，我们和谭老汉约定，明天再来看那些据说已经薪火相传了几十代人的被盐田村人视为传家宝的神奇之物：盐槽。
“那时候，有个国家叫唐朝”
临行前查阅了相当多的资料，结果大多数资料都说，人类为何要吃盐，一直还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疑难问题。有人说，这种行为既可能是生理的，也可能是心理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习惯。我以为，那最初把盐加入食物之中的人很可能是偶然间的好奇之举，久而久之，等到吃盐成了一种习惯，盐便成为古代人类社会比黄金更强势的硬通货。
一般来说，根据盐的存在形态，古人获取食盐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井盐，也就是把储存在地下的卤水抽取出来熬制成盐，如我的老家自贡，就是举世闻名的井盐基地；一种是池盐，像青海地区的许多盐湖，由于含盐成分高得惊人，只要揭开十几厘米的盐盖，即可捞取天然结晶盐；一种是海盐，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煮海为盐：相当漫长的时间和相当广阔的地区，人们把海水直接倒进大号铁锅。铁锅下，木柴重叠，猛火长烧，直到把锅里的水分全部蒸发掉，锅底就会结晶出一些含有杂质的粗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