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阿Q
鲁迅的叙说抵达现实如此迅猛，就像子弹从现实的躯壳中穿脱而出的速度，这般犀利，而不会留在他的体内。
阿Q则是一个被打得千疮百孔的人物。从小学，初中，乃至高中，他每每出现在课本中，便众说纷纭。有人说自嘲精神，有人说乐观精神，也有人说精神胜利法。众人似乎很能接受这个悲伤之中充满喜感的人物。
也许我至今无法真正理解鲁迅写阿Q的真实用意，就像《了了》，用幽默的笔调去刻画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也许是最好的方式。患得患失，患喜患忧，无谓其他，从阿Q身上，我只看到一丝戾气，一丝愤慨，只看到千百年来，国人身上的一种奴性。
何谓奴性？即满清遗毒，国父之痛。孙中山怎么也想不到，现今的国人，身上仍残留着这种卑贱的气息。的确，千年的君主专制，唐风宋雨，李杜诗篇，皆化为一抔黄土，期间的剥削、压迫、霸凌，乃至日军暴行、奴化教育，把国人训得同傀儡一般。历史的流水浸过，留下血迹斑斑而“谄媚”地讥笑，我们这群多么懂得“明哲保身”，懂得奉行“忍”之道，懂得暴君暴官的聪明的奴隶。
国父驱除鞑虏，驱何？还终究是改不了这劣根性，国人一身奴颜媚骨，唯剩鲁迅。毛泽东曾叹，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性格。正是在这个人笔下出现了这么一号人物——阿Q。鲁迅并没有像对待孔乙己那样对待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文带过，虐着阿Q的肉体，尊严，灵魂。
试看阿Q的外貌，癞掉的头皮，穷得只剩一条裤衩，滑头滑脑，举止屈躬卑膝，人前人后判若两人。待看鲁迅，那版画上最为深刻的便是两道凛冽的横眉冷对，刀削般锋利的面庞，严谨的气质。
鲁迅曾戏言，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譬如说这屋子太暗，须开一扇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掀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说开窗罢。看来人们都愿意奉行“中庸之道”啊！没有人像晏子说的那样“顺于己者好之，逆于己者恶之。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现今下级与上级之间，后辈与先辈之间，亦少不了阿谀奉承。明知城市市政规划设计有缺陷，领导已拍板，下级便不敢有异议；民工进城，挥汗洒泪，到头来，得不到报酬竟畏畏缩缩不敢上诉。国人的腰板何时能挺起。诚其意，慎独之，人前人后当如一人，即使是面对现实生活的残酷。《伤逝》中那一对看起来勇气可嘉，却在现实生活中败下阵来的“新青年”，就是很好的例子。
抗压能力弱的人们也许可以找借口，昔日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以及种种不堪我，当如何？”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汝且看他。”
待几年？这岂不可笑，又为何不奋起反抗，用骨子里血一般辛辣的热情。难道国人甘愿被谤、被欺、被辱、被笑、被轻、被贱、被恶、被骗？
再问现今学者，笔者，有几人敢言，直言？犹如鲁迅两把铡刀一般干脆利落的态度，而不是阿Q的讨好赞美。
做人如此，作文亦如此。的确，作文免不了矫揉造作，而现人的笔气如弱柳扶风，玉软花柔，并且充满功利性。不似当时鲁迅的“度尽波劫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和“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江湖气。文人至少应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连吐露本心都做不到，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了。本心是高于意识的。
大多数不敢写不敢言的人不是自负便是自卑，总是以低声下气的姿态去应和别人，一人表态集体鼓掌，如同矮子看戏。所以不能气馁，总应干，但也不可以自满，仍总用功。就像是临花照水的张爱玲走过弘一法师的寺院外围墙时，那油生的谦卑心态。不是奴性，而是自知。
殊不知，我们的性格是从何时起被打磨得如此圆滑细润，找不到一丝棱角。也许有些人想做便做，想说便说，有一份力，发一份热。但看看周身傀儡般的人，他们也被同化。
恍然间忆起一首诗：
黑胡须发达如野草的季节
你在赵太爷钱太爷之流的流域里散步忧郁
月，依然千年前那样索然无味
夜，却已深沉得入木三分
河滩上随手捡起一个人生
在手里团啊团啊团成一个阿Q
看惯手术刀的目光严酷地雕刻
雕刻这个卵形空洞的灵魂
手中笔虽神奇如魔棍
毕竟沉重做不得幽默大师
于是你悲哀地耸了耸眉
猛然将这卵形把玩之物甩了出去
在铁屋子硬壁上摔个粉碎
淋漓的液汁让国人看个触目惊心
之后，你慢慢转过身
目光，出奇的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