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浙江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文学翻译理论的作用在翻译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是有关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浙江的文学翻译理论自古及今，源远流长，资料丰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鲁迅用文言文翻译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署名自树）出版，至此开始了他的翻译活动，此后不但翻译了大量小说，也留下相当数量的翻译见解；另外，1920年7月，茅盾翻译的《译学的批评》，发表于《学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始，郑振铎长期主编《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句刊》等文学刊物。胡愈之（1896-1986）的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出版等一系列社会活动，他的翻译事业继承并发扬了鲁迅以来的优良传统。可以说，他们是中国“五四”以来第一批为文学理论的探索作出贡献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们一致主张文学作品的可译性，茅盾在全国第一次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世界文学翻译中的许多卓越范例，就证明了艺术创造性的翻译是可能的；“在我国，像鲁迅译果戈理的《死灵魂》，瞿秋白译普希金的《茨冈》和高尔基的一些短篇小说也证明了艺术创造性翻译，是完全可能的”【37】。
鲁迅先生的翻译研究是不可不提的。他可算作浙江最早开始译事活动的文学工作者。而对他的研究，早在1926年7月，开明书店就出版了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其中有景宋（原名许广平）撰写的《鲁迅先生撰译书录》，对鲁迅的译作作了介绍。【38】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有一种茫然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此，以为只要能达到介绍外国新思想、新文学的目的，是创造还是翻译并不重要。在这样的情形下当时的翻译呈两大特点，第一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鲁迅受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认为翻译可以改进国民素质，推进政治活动。第二从翻译风格上看，注重意思的传达，而不在乎是否忠实于原文。耳濡目染之下，鲁迅的早期翻译颇受影响。鲁迅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崇尚意译为主，到后期为了启迪民智，唤醒民众才改以直译为主，但是他同时也注意区分不同对象，并补充以重译、复译乃至意译。鲁迅翻译理论的逻辑思路是很清晰的。可以说，他的翻译理论虽然多属只言片语，未成体系，但他的许多翻译见解确实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39】
1914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的胡愈之曾任《东方杂志》主编，但是他始终未忘情于文学，他和文学有着不解之缘。“五四”新文化时期，他积极加入郑振铎、茅盾等组织的文学研究会，从事文学活动。他翻译了西方具有一定艺术价值和现实价值的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自从1915年至1928年出国前，起先多属适应综合性期刊需要，译文门类分散，撰著较少。不久译著双行，齐头并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已崭露头角。1920年，他与沈雁冰等已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骨干力量，用他自己谦逊的话说，“在文化界也小有名气和影响了”。1924年后，他实际主持《东方杂志》全部工作，帮助和培养了一批新作家和社会学家。他声誉日隆，译著更丰，对文学与国际问题，写了许多论文，译了更多文章。他不论在国内还是后来出国留学期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不但从未辍笔，还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启蒙与救亡的组织工作。1927年，胡愈之所译《东方寓言集》（陀罗雪维之著）作为《文学周报社丛书》由开明书店出版。【40】20年后即1947年改名为《寓言的寓言》，编入《开明少年文学丛刊》。初版付印时，叶圣陶郑重其事地写了长篇序言，充分说明胡愈之这部译文集的文学价值和原著主旨。到1949年11月，印行了四版。他还组织翻译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慢记》，为全稿最后润色，并且写了《译者附记》。该书中文译本之意义在于当时恶劣的形势下，给广大读者带来了空前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翻译出版工作产生的不可估量的效果，也是中国翻译史上令人难忘的辉煌篇章。胡愈之的翻译事业无论从译介主旨、选择趋向，还是从移译态度等方面都说明他所担当的社会职业，所执著的高尚襟抱，所具有的组织才能是为推进中国的翻译工作、开拓翻译活动的领域。胡愈之被夏衍称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文化战线上的光辉典范。无私奉献是他为人处世哲学的核心。智慧超群，落笔成文，妙语连珠，生动形象是他写作的特点。他一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业绩极其辉煌，为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施蛰存（1905-2003）是继鲁迅之后又一活跃于中国文学翻译舞台的诗人、小说家、翻译家，从1927年翻译《十日谈》起开始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他不断受到鲁迅与茅盾的影响，其翻译偏重苏、欧诸小国的文学。他说：“最先使我对于欧洲诸小国文学繁盛感兴趣的是周瘦鹃的《欧美短篇小说丛刊》，它介绍欧洲诸小国的文学状况之一斑，使我得到了初步的文学史知识。”施蛰存为《十日谈》出版译本写了篇“题记”，非常准确地评价了《十日谈》作者及作品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说：“濮加屈（今译薄伽丘）的《十日谈》，不仅是文艺复兴之有力的前驱者，意大利散文小说之鼻祖，它还很大地影响于欧洲文坛，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法国的那伐尔王后的《七日谈》，英国诗祖乔叟的《冈德勃莱寺故事》（今译《坎特伯雷故事集》），都受了濮加屈的灵感写成的。”此后，欧洲文学中也确实有许多利用了《十日谈》的故事为题材。【41】1930年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影响广泛。1932年5月1日《现代》创刊，主编施蛰存先后对叶芝、高尔斯华绥、萧伯纳等现代作家予以重点译介。1952年起，他一直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50年代至70年代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重新开始受到重视。1950—1958年间，他翻译了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吴宓先生赠予钱钟书的诗句，用在施先生身上，也非常恰切。学术界因二位中西学问融会贯通，固有“南施北钱”之说。施蛰存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最早宣扬比较文学的学者之一。1984年《中国比较文学》创刊时他出任刊物副主编。施蛰存的译事活动可参见刘凌的文章。【42】
施蛰存在文学翻译与文学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均成果丰硕，贡献卓越。他结集出版的译作达30余种，是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东、北欧文学的最主要翻译家。其对文学翻译的眷恋使得他在晚年还将旧译诗歌整理出版了《域外诗抄》（1983）等。施蛰存就1990年前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从无“文学翻译卷”问题说到“外国文学的输入与我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保存一点外国文学如何输入的纪录，也许更容易透视近代文学发展的轨迹”【43】。因此，他为三卷本的《翻译文学集》撰写了洋洋万言的长篇“导言”，高屋建瓴地勾勒出20世纪前中国的两次翻译高潮，梳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输入。他总结了近代文学翻译在传播西方思想与观念、开启民智、提高小说文学地位、改进文学语言与创作方法等方面，所作的贡献和深刻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施蛰存在文学翻译研究方法上较早提出应注意对译本序跋的研究。他认为“通过这些点、题词辞和序跋，我们可以观察当时外国文学的译者和读者，如何评价和认识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在哪些方面对他们起过影响”【44】。
王佐良（1916-1995）是一位博学多识、才华横溢的文人学者，却有着令人景仰的译学思想。中国著名的翻译出版家李景端先生曾对王佐良先生做了三方面精辟的总结，认为他“正统教育，不守成规；治学严谨，不容浮夸；不摆架子，自视平凡”。他的翻译理论见解及堆积如山的译品，显示出他喷泉般的不竭才思和对翻译的情有独钟。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译诗观、标准观、文化观、译者观和文体观等，建构了系统的译学思想。他的译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翻译：思考一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1997年再版）一书中。李赋宁、潘绍中、杨恒达、胡德香等都撰有文章评赞王佐良的翻译思想。此处不再赘言，本章第二节我们已经就其“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的诗歌翻译理论这一独特思想有过详细论述。如果想深入学习与研究，可以参阅上文所提学者的论文。【45】
袁可嘉（1921-）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后期活跃于上海诗坛的“九叶派”诗人，中国现代主义诗派的主要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翻译和外文出版翻译，现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袁先生为中国新诗现代化和新文学走向作出了独特贡献，其事迹已经载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出版的《世界诗人名录及诗人百科全书》（第七版，1993）。然而袁先生文学翻译领域的成就与主张亦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从1953年底开始翻译《毛泽东选集》到英译杨朔的《三千里江山》，甚至英译陈其通剧本《万水千山》，都充分表现了他谦虚的态度和严谨的译风。他总是一次又一次提到要“钱钟书先生修改”，也一再表示感谢“英国专家修改”。在《论译注和加注的原则》一文中，就是否加注他提出切实可行的六条原则。袁先生主张着眼于时代，翻译与研究并举，才能译文准确传神，相得益彰。他自己的许多译作可谓形神皆备，炉火纯青，至今读来振聋发聩，富有启发意义。1959年与叶水夫等人合著的《十年来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一文谈到诗歌一是要提醒译者在采用“顿”的方法来译格律诗时，要防止绝对化，切勿胶柱鼓瑟；二是语言的“民族化”，把外国诗歌汉译成整体统一的中国五言、七言或者中国民歌，这样虽有诗意，但经常导致削足适履，矛盾重重。袁先生从事诗歌翻译达三十年之久，仅英诗汉译一项就成绩斐然，硕果累累，译有布莱克的诗歌、彭斯的诗歌和英国宪章派诗歌等，受到译界的交口称赞。
上述所谈到的这些成果大多是翻译工作者的经验之谈，大都尚未上升到理论化、体系化的高度。这就需要研究者对它们进行擢升总结和阐发。对翻译理论的大范围的体系整理和出版，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1984年，被译界称为“傅译传人”的罗新璋（1936-），浙江上虞人，编选了资料集《翻译理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76万字，收集了汉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1700年间有关翻译的文章180余篇。按照时代，分为汉魏唐宋、明末清初、近代、“五四”以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共5辑。此书所收译论，尤其是古代的译论，并非纯粹的文学翻译理论，但由于中国传统翻译是对宗教经典的翻译，其中包含着文学翻译的因素，所以，《翻译理论》在现在看来仍是研究中国译论的最集中、最丰富、最权威的理论全集。它的出版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研究，包括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文学研究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冠于卷首的罗新璋的题为《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作者开门见山地写到：“近年来，我国的翻译刊物介绍进来不少国外翻译理论和翻译学派，真可谓‘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相形之下，我们的翻译理论遗产和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就那么贫乏，那么落后？编者浏览于历代翻译之余，深感我国的翻译理论自有特色，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似可不必妄自菲薄！”罗氏在该文中以古代翻译直译，意译之争与近代以严复提出“信、达、雅”主张为中心，总结提炼了我国翻译理论的精华和特色。他还认为，翻译要离形得似。罗大冈认为罗新璋译的太自由，傅雷回复后者来信时谈到翻译不会太自由，往往是不够自由，脱离原文不够。真正能够脱离原文，事实上又离得很近，这是本事，实际很难做到。
罗新璋的其他主要著译编作品有《红与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斯当达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世界文学和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丛书》之《莫洛亚女性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等。罗新璋认为“文学翻译”不是文字翻译，有的人做的看似是文学翻译，事实上达到的水平只是文字翻译。就是说翻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语义，把语言信息传达过来，作为文字翻译已经达到了。但是文学翻译还有更高的层次，就是原文的美，翻译当中失掉了。因为原文的美，到了译文中，躯壳换了一个，原著的语言美也随原文而去。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点，以为只要意思翻出来，语言的美也出来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罗氏的《红与黑》就是这样的译本译著。【46】翻译一部外国文学名著，分析原著的艺术特征，把握原著的整体风格，是再现原作风格的前提。文学翻译应注意追求译文整体风格的和谐统一。许钧先生曾著文两篇评注罗新璋的译著《红与黑》。从人物语言、性格与其他、叙事方式与风格、“纯粹之中文”与“洋句”三方面与后者对话。【47】前者认为《红与黑》的翻译中有着明显的风格追求，句子求短、句式求精、用词求工，构成了罗译显著的语言风格标志，而斯丹达尔文笔冷静、语言不多装饰，追求美丽、雕琢的东西。因此，译者笔下的《红与黑》与作者本我的《红与黑》在风格、神韵上有一定差异。诚然，由于两种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着实际差异，要再现原作风格（包括原作的语言特色），是非常艰难的一项创造性活动。译作成功与否，除了要看其是否比较接近原作风格、声韵和气势之外，译文本身的风格是否和谐统一，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对他们翻译思想的商榷体现了翻译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事实上，许钧对法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他不仅译著等身，而且理论研究颇有建树。他就文学名著重译问题、思维与语言和翻译的关系问题、法国文学翻译现状问题、翻译中“化”与“诈”的问题、“形”与“神”的问题、“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问题、文学翻译中“异”与“同”辨的文化观照问题等撰写论文发表在中国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刊物中供众学者讨论、批判与研究。
罗氏的《翻译理论》发表之后，又有多种翻译论文集问世，较早的有《翻译通讯》（后改名《中国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作为《译学丛书》之一出版的《翻译研究论文集》，这些论文集中刊登了有关翻译标准、翻译单位、翻译美学与风格、翻译批评、翻译教学、反史、与译论史的研究。1998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许钧教授主编的翻译论文集《翻译思考录》，时间上基本承序《翻译新论》，编选了1998年之前约10年间有代表性的翻译研究文章80多篇，分“翻译纵横谈”、“翻译艺术探”、“翻译理论辨”三部分。其选编的文章大多是翻译界，特别是文学翻译界的名家或新秀，是近20年间最精妙的译学理论选本。1997年，许钧与张柏然合编，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译学论集》。此书是浙江翻译家与江苏翻译界学人80至90年代发表的有关文章，共52篇。1998年起，许钧在《译林》杂志上就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问题，有针对性地与当代一些著名翻译家罗新璋、赵瑞蕻、草婴等浙江翻译家对话，并于2001年编辑成《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一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谈到了灵活的翻译形式，翻译家们将自己的翻译经验和理论主张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为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及译学理论提供和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改革开放以后对文学翻译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不乏其人。具有代表性的浙江翻译家有郭建中、飞白、范景中、曹意强、虞建华等。我们将在本书的结语展望浙江省文学翻译未来部分对这些学者展开述评。显然，浙江翻译理论从20世纪初起步到70、80、90年代的蓬勃发展，引领中国翻译学术界走向世界，从鲁迅的“拿来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宁信而不顺”到罗新璋、许钧的以中格西的翻译思想，使世界文学在中国得以健康发展和吸收。
虞建华主要研究美国文学。他完成《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后，撰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文学断代史研究之我见》。该文第一部分讨论外国文学断代史研究的特点、重要性和可行性，指出文学断代史研究既提供了一个认识作家和作品的大框架，又能通过切片观察和分析加深对整个文学史的理解，具有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的视野和优势。但是，断代史的研究在我国外国文学界仍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广阔领域。文章的第二部分以笔者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文学的新作《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一书为例，将撰写这部断代史的选题范围、理性基点、编排设想、讨论方法等，做了简要归纳，从而强调外国文学断代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虞建华不但对美国文学史颇有研究，而且对当代文学思潮亦有涉足，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小说近年来引起了我国读者的极大兴趣，其代表作品也陆续翻译出版。他还结合自己的翻译著作，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时震》，谈一些这类小说文本翻译的思考。在《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翻译的一些思考》文章中他把理论与实例相结合，一方面讨论后现代主义小说这种“拒绝”被合理“翻译”阐释的小说文本特征，另一方面列举并简要讨论这类文本对翻译提出的七个方面的新问题。
注释：
【1】署名庚辰译：《翻译法国雨果的短篇小说〈灰尘〉》，载自《钱江潮》（第5期），1903年6月。
【2】鲁迅：《域外小说集》，1909年3月东京出版第一册。
【3】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61-163页。
【4】钱里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
【5】卢寿荣：《鲁迅翻译理论的发展与评价》，《山东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第23-26页。
【6】孟昭毅、李载道：《中国文学翻译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7】孟昭毅、李载道：《中国文学翻译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4页。
【8】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引自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01页。
【9】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引自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07页。
【10】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引自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11页。
【11】中国译协自1982年成立，第二届全国理事会会议。
【12】参见中国翻译协会大事记。
【13】叶水夫：《中国苏联文学研讨会开幕词》，《中国翻译》（第3期），1994年，第4-5页。
【14】叶水夫：《亚洲翻译家论坛开幕词》，《中国翻译》（第5期），1995年，第3-4页。
【15】叶水夫：《外国文学名著翻译中的一项奠基性工程》，《中国翻译》（第1期），2001年，第54-55页。
【16】戈哈：《团结求实奋进——第二次全国文学翻译研讨会侧记》，《中国翻译》（第1期），1995年，第6-7页。
【17】叶水夫：《肯定成绩，面对现实，继续前进》，《中国翻译》（第1期），1995年，第2-4页。
【18】黄源深：《多读多写——英语学习谈》，《外国语》（第6期），2002年，第13-17页。
【19】黄源深：《关于后现代小说的一些思考》，《中国翻译》（第1期），2001年，第35-38页。
【20】许均：《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5页。
【21】陆如钢：《诗歌译文的文本差异与读者反应特征》，《外语与外语教学》（第4期），2000年，第52-55页。
【22】Susan Bassnett，et.转引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es，2001，p7.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39页。
【24】刘全福：《徐志摩与诗歌翻译》，《中国翻译》（第6期），1999年，第38-42页；杨匡汉：《中国现代诗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展望人：《徐志摩传：飞去的诗人》，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
【25】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第1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社，1989年；王佐良：《论新的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
【26】陈全国：《王佐良先生的彭斯翻译》，《外国文学》（第2期），1998年，第84-90页；潘绍中：《立意新颖，富于启迪的力作——读王佐良著〈英国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1997年，第71-74页；李赋宁：《〈王佐良文集〉序》，《外国文学》（第1期），1996年，第90-92页。
【27】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第2期），1947年。
【28】王佐良：《谈穆旦的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29】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9页。
【30】郑振铎：《戈尔传》，先于《小说月报》14卷9、10号连载，后于1925年出版。
【31】刘国忠：《译史探真——郑振铎：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开拓者之一》，《外语教学》（第5期），2005年，第73-75页。
【32】臧棣：《袁可嘉：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文艺理论研究》（第4期），1997年，第85-92页。
【33】蒋洪新：《诗人翻译家袁可嘉》，中华读书报，2005年7月13日。
【34】袁可嘉：《用新和眼睛传递诠释灵魂的艺术》，《中国翻译》（第2期），2007年，第51-54页。
【35】彼德·阿克罗伊德：《艾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28-129页。
【36】沈念驹：《从读普希金到译普希金》，《出版广角》（第8期），1999年，第56-57页。
【37】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译文》（第10期），1954年，第1-17页。
【38】李春林：《1981-2005年鲁迅翻译研究述略》，《鲁迅研究月刊》（第5期），2005年，第70-76页。
【39】卢寿荣：《鲁迅翻译理论的反战及评价》，《山东外语教学》（第5期），2002年，第3-26页。
【40】胡愈之：《我的回忆》，另详见《西行漫记中译本》及《中文重译本序》。
【41】陈子善、徐如麒：《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0页。
【42】刘凌：《施蛰存先生著译年表》，《华东师范单学学报》（第5期），2003年，第3-10页。
【43】施蛰存：《导言》，《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第1期），上海书店，1990年，第7页。
【44】施蛰存：《导言》，《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第1期），上海书店，1990年，第19页。
【45】李赋宁：《〈王佐良文集〉序》，《外国文学》（第1期），1996年，第90-93页；潘绍中：《立意新颖、富于启迪的力作——读王佐良著，〈英国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1997年，第71-74页；杨恒达：《王佐良与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第5期），2005年，第40-46页；胡德香：《从〈翻译：思考与试笔〉看王佐良的翻译观与译笔特色》，《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期），1999年，第90-92页。
【46】张成柱：《谈罗新璋译的〈红与黑〉》，《中国翻译》（第5期），1996年，第28-31页。
【47】许钧：《文学翻译应追求整体风格的和谐统一》，《出版广角》（第5期），1995年，第4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