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浙江文学翻译在中国
一、浙江籍翻译家在文学与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工作与作用
我国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较为系统地译介外国文学的历史已经近一个世纪。在这一个世纪中，一代又一代的译家奉献了大量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对吸取外国文学养分，丰富、促进我国文学的发展，增进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拿季羡林先生的话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根据史料记载，早在晋末和隋唐时期就形成了第一次翻译高潮。佛典的翻译花费了几代人的心血，其浩瀚的卷帙、科学的方法、卓越的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值得我们引以为傲。我国古代翻译家虽然没有做过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但他们的真知灼见散见于文献古籍之中，并在他们的译著中得以体现。如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犍为郡椽田恭译白狼王唐茸所作《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3首；又如东汉永平十年（67年）月氏摩腾和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四十二章经》，是为第一部所译佛典，虽然此说今无考证。与中国译事活动互动的是，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浙江留学生创办《钱江潮》刊物，译刊载有政、经、法、史、军等科学资料。鲁迅用文言翻译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1】是浙江籍翻译家在推动文学翻译活动中迈出的第一步。鲁迅因此被誉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伟大先驱。
清朝末年，西学文典的翻译开始了第二次高潮。著名翻译家严复译事三难“信达雅”的提出既说明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差异，亦是严复本人翻译实践的深刻体会。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和现代科技书籍，从而出现了第三次翻译高潮。而第三次高潮对我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浙江是我国文学翻译的发源地，我国最早的几部翻译文学作品便出自浙江。我国第一部翻译小说是1873年年初刊载在上海月刊《瀛寰琐记》上的英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该书于1875年出版，译者便是浙江钱塘人士蒋其章，他所署的笔名是“蠡勺居士”；最早译成中文的英国经典小说，是浙江译者沈祖芬在杭州所译的《鲁滨逊漂流记》；最早译成中文的美国经典小说，是翻译家林纾和浙江译者魏易在杭州所译的《黑奴吁天录》；最早译介高尔基、契诃夫、莱蒙托夫等俄国大师作品的，则是浙江钱塘人士吴梼。
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该会发起者浙江人周作人、蒋百里和郑振铎、叶绍钧等12人以《小说月报》作为机关刊物，并编印了“文学研究丛书”，刊登包括日本、印度、东欧、北欧等国家的文学译作和茅盾等新文学作家的创作。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小说月刊》才停刊，文学研究会则早已消散于无形之中。然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推动了文学翻译工作的开展。它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其发起人周作人等都是当时精通外国文学、热心外国文学的翻译者、研究者。其“缘起”中曾经提出三项宗旨：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作的基础。其“宣言”中的第二层意思就暗示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发展新文学的重要性，强调“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资料？？”亦就是说，非抓紧时间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不可了。不久，文学研究会云集了“五四”以来的文学家、翻译工作者一二百人，成为我国早期翻译界的主力军。拜伦、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翻译介绍到中国的。他们文学翻译活动的五大特点与贡献在孟昭毅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104页）中做了总结，其中鲁迅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是最早重视翻译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开拓者。
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周作人合作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是一部介绍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家和地区，反映人民苦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它的出版为当时的翻译界开创了新局面，奠定了翻译介绍被压迫民族作家、作品的基础，给“五四”以来的翻译家以重大影响。鲁迅在《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说道：“它为书，词致朴纳，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梨然有当心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维，实属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2】鲁迅以他二弟周作人的名义对文学翻译的态度和目的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得以管窥：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莫的希望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功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看来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3】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周作人，在我国文学批评界除了几篇把他作为鲁迅先生的反衬进行比较的文章外，很少有人愿意涉足研究他的作品。其实他著译丰厚，本当以鸿儒相称，但却为国内学术界所不齿；他曾是“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坛骁将，终了却为帝国主义的文化附庸；他笃实敦厚，却与许多文人结下恩怨？？然而，1902年在南京水师学堂求学期间，通过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首次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从而开始自己文学翻译生涯，与鲁迅携手共同在我国早期译坛上开创一代译风。为草创时期的文学翻译事业作出了一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他在翻译实践中一直倡导“直译”原则。【4】可以说，他的翻译观点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代佛经翻译及清末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其“直译”的观点事实上与玄奘所主张的“贵无乖缪”一脉相承。他1918年重译的《法国的俳谐诗》虽遭郭沫若的严厉批评，但的确促使他对自己早期的翻译观点进行反思和改进。周作人翻译了日本作家永井荷风的作品，译作再现了原文那种措辞不雕不腴之美，笔调有婉区舒缓之妙，表现了一种幽玄凄清的境界，其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令人折服。
中国文学创造社是另一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崛起的文学活动团体。它继1921年研究社成立后，于1922年步入译坛从事翻译活动。这支“异军突起”的队伍开展多种形式的翻译工作，有翻译诗歌、小说、戏剧作品的，有对象征主义、表现派等艺术思潮译介传播的。其中该社骨干浙江富阳人郁达夫（1896-1945）在浪漫主义文学译介方面的工作可圈可点。他的译事活动、译作数量虽不如该社的成员郭沫若和穆木天，但是他与中国文学翻译的关系，却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文学翻译对他自身的文学道路和创作表现特色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和作用。他最早接触文学翻译作品是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期间，《初恋》《春潮》的英译本小说使他从原先只关注俄国作家，渐渐地对别国作家作品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参与翻译作品中，俄国作家屠格涅夫（Ivan Sergeevich Turgenev，1818-1883）与德国19世纪末作家鲁道夫·林道（Rudolf Lindau，1829-1910）对其影响最为深远。1928年，郁达夫应鲁迅之约，为《奔流》杂志译林道的中篇小说《幸福的摆》，译文两万三千多字，分两期在《奔流》出刊。郁达夫还较早地注意到20世纪德语世界的小说大师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的作品。1927年3月8日，他买到托马斯·曼的小说《先生与狗》，打算一年内把它翻译出来。当时国内着手翻译托马斯·曼的作品的人可是微乎其微。
可以说郁达夫以浪漫主义的情怀开创了“五四”新文学翻译的道路，而鲁迅则以一代译风的开创者和楷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事业的领导者。他被誉为文学翻译史上的“主将”和“旗手”。【5】自“五四”直至左联成立以来，茅盾（1896-1981）所从事的翻译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功不可没。特别是编辑《小说月刊》期间，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倾注大量精力，其介绍研究外国文学的文章在数量上、影响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一方面茅盾在《小说月刊》上开辟外国文学译介专栏，提倡译介研究，另一方面他自己身体力行翻译并撰文外国文学译介。值得一提的是，茅盾作为文学翻译的实践者与组织者，除了繁重的文学活动还将自己翻译实践方面的建树提升到理论高度。他所提出的“有利于我国新文学的发展和新思潮传播的文学翻译”的目的，“了解作家生平、看出作家风格”的要求，主张“直译与意译并重”的翻译方法与原则，充实了我国文学翻译理论，促进了翻译事业的发展，引领“五四”后文学翻译的方向。
事实上，世界文学译介历程是个漫长的历程，外国文学家作品进入中国语境之中，经受着种种考验，其中不乏误解，甚至曲解。外国名著翻译在中国的传播通常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接受国与输出国翻译力量的合力。其次，特殊语境下的特殊理解与接受。再次，新时期对文学性和作品本身的回归。作品通过两种途径被译介到国内。第一种是传统的常规式的译介模式，即文化接受国自发自为的翻译活动。译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语境下，抱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将作家作品介绍到本国来，体现了译者本人对于作家在文学、思想等方面的特殊理解，对读者群体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译作。第二种译介模式，在于输出国的翻译介入。1952年，我国成立了专门从事对外书刊宣传、编译出版外文版书刊的外文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曾用43种文字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党和政府文件、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和政治理论书籍以及我国古典、现当代文学作品。鲁迅作品在法国译介情况就是明证。我们更是能从英国诗人米尔顿、雪莱、拜伦，俄国作家契诃夫、法提耶夫、戈尔巴脱夫、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译介的流行、沉寂的历程得以蠡测。
二、全国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浙江翻译家的活动与作用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来，中国翻译界为改变翻译工作的盲目性、无秩序，为形成一支高质量、高水平的文学翻译工作队伍，帮助国家制定完善健全的翻译专项制度，我国译界先后召开的全国性翻译工作会议不下4次，其中浙江省翻译学者的贡献有目共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51年全国翻译会议召开之前，沈志远（1902-1965，浙江萧山人）在《翻译通报》第1卷第1期的发刊词中就特别强调了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克服翻译工作无组织、无政府状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提高翻译水平等问题。历时两年的讨论和准备，使得次年的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邀请全国各编译机关、各主要出版社的代表和各方翻译专家共165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规模的翻译工作大会，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会议由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致开幕词，沈志远作了《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的报告。报告中，他将中国近代翻译史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旧民主主义时期和新民族主义时期的翻译两部分。他认为“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表明我国文化思想斗争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特征”【6】。他还进一步明确了有计划、有系统地认真严肃地大量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科学著作，推进用马列主义教育全国人民和确立马列主义在文化教育工作中的纲领性地位这一伟大历史任务是今后翻译工作的基本政治任务之一。会议主要解决的是翻译工作的管理、计划和质量等问题。在孟昭毅主编的《中国文学翻译史》一书中把这次会议总结为继往开来、前所未有、制度化、计划化的会议。【7】
1954年8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浙江老一辈翻译家茅盾作了《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纲领性报告。郑振铎等出席并就文学翻译工作问题发表了讲话。会议在总结过去和现在、展望未来的基础上阐述了文学翻译工作的意义与要求，译文语言运用、创造性翻译方法、译者的修养、翻译工作者专业化、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和集体互助精神等问题。这次会议的意义有三，其一，它是我国自有文学翻译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在文学翻译的地位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茅盾在其报告的第一部分“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重点阐发了翻译是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武器之观点，指出“文学翻译工作对于我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8】。其二，它促成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建立文学翻译工作者队伍，在文学翻译的组织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茅盾在其报告的第二部分“文学翻译工作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中探讨了文学翻译工作存在的问题是与当时国家有计划的文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就此他还提出有计划地进行文学翻译工作的三条建议。【9】其三，它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了艺术创造水平的高度，在文学翻译理论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茅盾在报告的第三部分“必须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的高度中指出了一个误区，强调了一个翻译标准，提出了一个对策。【10】综上所述，虽然茅盾提出的翻译工作目标无法一蹴而就，艺术创造的标准也不适宜当前所有的文学翻译作品，只有付出长期的不懈努力才能达到。1954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所制定的文学翻译工作政策和纲领功不可没，茅盾高瞻远瞩的艺术翻译思想对我国文学翻译的工作起了引领作用。
自1956年以来，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官方翻译机构来筹划、管理全国的翻译工作。翻译工作如何发展，翻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翻译出版规划如何制定等问题只是由翻译作品的出版单位通过协调、竞争，通过翻译学术团体开展学术探讨得到逐步解决。虽然全国文学翻译工作有过间断、停滞和反思，但是浙江的译介工作者依然默默耕耘。飞白、郭建中、吴笛教授等以杭州大学（1999年改名为浙江大学）为中心的译介学者不但培养了大批翻译人才，而且亦在翻译的道路上走出了自己的路子。郭建中在科幻小说翻译领域硕果累累，于1991年荣获国际卡佩克翻译奖；飞白翻译的英国诗歌成为全国各大高校英语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的必读书目和教材；吴笛的俄国诗歌翻译以文学艺术与图像艺术相结合，解读20世纪俄罗斯“诗歌建筑师”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的诗歌《凝》，分析莱辛提出的“绘画能摹仿动作，但是只能通过物体，用暗示的方法去描绘物体”的论断，这无疑是独特的尝试。
1986年4月21日至26日，中国译协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11】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地区译协代表和翻译界人士400多人出席了这次盛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伍修权、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赛福鼎·艾则孜、杨静仁、包尔汉、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出席了开幕式。会议高度评价了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在中外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作的贡献，明确指出我国翻译工作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将发挥重要作用。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发来贺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会议选举姜椿芳为会长，叶水夫（浙江宁海人，1920-2002）等20人为副会长。1986年6月14日，中国译协会长姜椿芳，副会长叶水夫在北京会见了英国著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1986年11月26日，中国译协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叶水夫副会长兼该委员会主任。【12】
叶水夫为新时期的中国翻译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94年，在太湖之滨的无锡召开了苏联文学翻译研讨会，叶水夫为大会作了开幕词，确立了该会探讨的问题，即苏联文学对各国文学和读者的积极影响和消极作用，以及苏联文学本身发展的全过程，包括文艺的指导思想、共产党的文艺政策。【13】1995年，他为亚洲翻译家论坛的召开致开幕词【14】，致词中他充分肯定该组织在促进友谊、开展合作、扩大交流方面所发挥的桥梁作用，回顾了世界翻译史上的四次大规模翻译活动。一是中国汉唐间的佛经翻译，二是中古时代阿拉伯人与欧洲人对古希腊哲学与科学经典的翻译，三是对四五百年来欧洲各国学术著作与文艺作品的互相翻译，四是中国近代大量引进东西方的文艺、哲学、社科著作。同时展望了国际译联亚洲中心的成立。他还为2000年10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编译出版工作撰写文章，高度赞扬了“三套丛书”取得的巨大成绩以及严谨的出版作风。【15】1987年，中国译协副会长叶水夫被授予莫斯科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对其主持翻译工作的肯定。
三、浙江文学翻译界翻译家们的活动与贡献
1988年10月，中国译协和湖南省译协在长沙联合召开全国文学翻译研讨会。中国译协代会长叶水夫致开幕词，题目为《繁荣文学翻译事业，为文化建设服务》。文中围绕中国译协的任务及其会刊的办刊方针，提出了诸多改进意见和建议。
1994年被称为中国外国文学翻译的“尤利西斯年”。由萧乾、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在译林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的深秋，第二次全国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举行。【16】这是值得翻译界庆贺的大事。老中青翻译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文学翻译的技巧和方法、文学翻译批评、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的文艺学理论等各种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对上述问题达成共识之时就是中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完善之日。中国译协会长叶水夫作了题为《肯定成绩，面对现实，继续前进》的主题报告。【17】他认为出版卷帙浩繁的翻译丛书，力推翻译理论之流派，形成规模的翻译队伍是译界的成绩，但是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叶水夫提出了提高翻译质量的三点要求。因病无法到会的王佐良先生（1916-1995，浙江上虞人）为译协第二次会议发来了贺信。他主要从事翻译、研究浪漫主义时期英国诗歌，如彭斯、雪莱等诗人的作品。在贺信中，他殷切希望翻译工作者们团结一致，共同提高。文学翻译对于文化交流和繁荣文艺极为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籍翻译家裘克安在会上就文学翻译的上述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深有感触地说，文学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介绍国外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读者得以了解外国文化背景的真面目。不应该在翻译时只图汉语译文的流畅，更不应该随便将外国的事物中国化，以致使读者误认为外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并无二致，误认为外国的事物中国古已有之，达不到了解外国的目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许钧（1954—，笔名文沛，浙江衢州）在会上介绍了他与袁筱一合著的论文“‘翻译诗学’辩”。该论文与随后在长沙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成立大会暨学术研究会”上提出的翻译的文艺学派观点不谋而合。该文指出，西方诗学的发展历程正是一个与语言学不断融合的历程。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有着悠久诗学渊源的中国，有没有，或者是否可能出现中国自己的“翻译诗学”？许钧论证了法国学者亨利·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思维实质趋向与中国的传统思维实质接轨。其文结论是：翻译之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至少它可以提供一种方法，教我们有整体的观念。我们认为梅肖尼克现象正好印证了“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的论点，翻译既不应完全属于语言学范畴，也无法完全划归诗学领域。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的文艺学理论都是翻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2002年，浙江省世纪初万国文学翻译、教学研究研讨会召开。这是一次由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浙江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和绍兴文理学院联合举办的盛会。会上40多位代表们畅谈了21世纪初浙江省外国文学学术领域发展的可喜局面，回顾了世纪之交浙江省外国文学工作者所作的贡献，追忆了彪炳译介史册的20世纪众多浙江籍学者名流。与会者用数字以及蔚为壮观的翻译家阵容，如：鲁迅、茅盾、郑振铎、周作人、周建人、陈望道、梁实秋、徐志摩、戴望舒、郁达夫、丰子恺、傅东华、罗大冈、叶水夫、草婴、冯亦代等，说明了自20世纪初始，浙江人对域外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浙江省文学翻译工作者为中国译协承办的翻译大赛，为培养中国翻译后起之秀所做的工作也可圈可点。2004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第16届韩素英全国青年翻译颁奖大会上，围绕文学翻译做大会主题发言的5位学者中4位是浙江学者，他们是黄源深、许钧、虞建华、殷企平。他们本着各自的学术背景就文学翻译所涉及的主体素养、过程意识与理论自觉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观点。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具有语言、文化和主体创造性等多方面的深厚素养，同时更应该树立高度严谨的过程意识，形成理论自觉，在实践和理论的紧密结合中提高翻译水平。黄源深认为整体语感的培养常常依靠的是多读多写。专业学生必须大量阅读，阅读优美的外国文学原著，同时逐步培养写作能力，将所读化为己有，这样学到的英语才是“地道的、自然的、活生生的”【18】，并且通过他本人的后现代小说翻译实践，指出由于原文本内容混杂，指涉无定，译者更应该博览群书，旁骛杂学，还需要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去捕捉原作的境界。【19】会上许均引用他的专著《翻译论》中的话指出：“小到一个词义的选择，大到原作者和读者身后的两种文化的接触、碰撞、理解与沟通，复杂的翻译工作给译者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同时也赋予了译者巨大的活动空间。”【20】目前中国翻译界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翻译大赛及其后的颁奖活动为后继翻译人才提供了一个展示翻译才华的竞赛场所，为促进翻译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