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是唐初著名的政治家与历史学家。他本是李渊的太子李建成的洗马（辅佐太子的官），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看中了他的才能，就将他提拔重用。魏征为人耿直，常“犯颜直谏”。他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主张对人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反对“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的错误做法。这些，对当时人以及后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李渊建立唐王朝后，鉴于隋炀帝横征暴敛、大兴徭役、滥用民力，因而招致败亡的严重后果，不得不实行对农民的让步政策：一面推行“均田法”，适当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一面减轻徭役，让人民休养生息。唐太宗即位后，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下令停止地方贡献“异物滋味，口马鹰犬”，除征收正税每亩二升外，不另加税，天灾或歉收，另行减免税，这样就推动了生产发展。到了贞观中期，便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太平盛世。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以后，开始骄傲自满起来，逐渐改变了过去的勤俭作风，不断追求珍奇异物、修建豪华宫殿和对外用兵。在这种奢靡享乐之风已有所抬头并呈蔓延之势时，魏征仍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不失时机地给唐太宗上了“十思疏”。
魏征的奏章 说：“纵观历代帝王，善始的很多，而善终的却寥若晨星。这难道不说明夺取天下是容易的而巩固政权就比较困难了么？因为人君在面临重重忧虑时往往能对属下推心置腹、坦诚相待；夺取天下以后，大权在握，生活安逸，这时就容易滋生骄恣无度、奢靡享乐的情绪。如今陛下一统天下，海内咸服，勤政爱民，百废俱兴，大唐帝业正如日中天。陛下如果看到珍奇异物，就该想到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应知足常乐；将要大兴土木，就该想到不能役民过度，应停止这些计划；陛下居至尊之位，应想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要谦恭待人，礼贤下士；现在陛下功成名就，事业鼎盛，应想到用抑损之道去对待成就，不能被功绩冲昏头脑；陛下贵为天子，想要的东西应有尽有，应记住玩物丧志的古训，就要适当地加以节制，不放纵自己的欲望；现在我朝欣欣向荣、歌舞升平、四夷宾服、百姓安居，但要想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四夷慑于我朝强大实力而归顺，还有背叛的潜在可能，百姓生活虽有改善，但遇水旱饥馑之年，仍有流离失所的危险，因此对这些应有所警觉；陛下治国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不能被一面之词所蒙蔽，所以应该广开言路，使臣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陛下之朝，虽多治世之臣，也有奸邪佞人，陛下如果想不被他们迷惑，一方面要注意观察，另一方面也要端正自己，加强自己的修养，陛下一身正气，奸邪小人自然会心存恐惧，不敢近前了；遇到要赏赐臣下时，陛下要想到应以法律为准则，切勿因为一时高兴赏得太多，超过了规定；同样，在惩治罪犯时，也切忌因为愤怒而处罚得过于严重，使天下人视法律为一纸空文，执法官员也无所适从。如果陛下牢记这十条，又任用贤能，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哪里还用得着忙得焦头烂额呢？”
唐太宗读罢此疏，非常感动，认为魏征所言都出自肺腑，并且切中要害，于是亲自写了一道诏书对魏征进行表扬，说：“我反复地阅读、研究过您的奏章，觉得写得很好，我已经知道自己的过失了。我一定好好对待您的这些建议，将它们放到书桌上，时时揣摩，当做座右铭来警示自己。”
魏征在唐统治者奢靡享乐之风刚滋生时，便适时地给唐太宗上了“十思疏”，加以谏止。整个“十思疏”处处流露出节制欲望、役民适度、刑赏得中的思想，强调处理事情要掌握分寸、不走极端，为唐太宗恰到好处地处理政事提供了有力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