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整个进驻巴尔鲁克山区边境一线的“三代”工作队，包括后来进入该地区的边防部队，再也没有发生过因食用山野菜和野生菌类中毒事件。但是褚春云却因过量尝试有毒野生菌，导致终生皮肤病。每到春季全身都会大面积出现溃疡，直到现在也无法得到彻底根治。
1985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特批，褚春云被破例批准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因为在我国民政部门现行的评残标准中，目前还没有褚春云所患的这种病和伤残标准），所有费用由兵团自己负担，但是直到1992年她退休前。褚春云没有领过一次优待金。争议区里牧羊妇唱夫随
到1965年，兵团农九师在四百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建起了11个农牧团场，三万多人。成了永不挪动的血肉界碑。
褚春云的丈夫仇建夫，也是1965年秋天随她调到巴尔鲁克山区的。他原来是陶峙岳部队的电台台长，部队起义之后，仍留在二十二兵团二十五师作机要参谋。部队改编为生产兵团后，他才改行到四棵树垦区当了后勤处长。他调到一六一团之后，被任命为牧业办主任。从此他就和妻子一起，开始在争议领土上放牧、生产，以此来证明中国拥有这片土地的主权。
为了这样一个使命，他们在巴尔鲁克山走过的人生，注定充满艰难险阻。
仇建夫是位不善言谈的老人。在我与褚春云谈话的时候，他一直在忙着给我们端茶倒水洗瓜果，张罗饭菜。直到晚饭后，他才有空和我聊了起来。
他说：“我来的时候，边境地区和局势基本上稳定下来了，我们这边基本上没人再往前苏联跑了，反倒是他们那边经常有边民偷偷越境过来偷我们的牛羊，再加上他们的边防部队，经常在争议区里找事。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边境线上生产守防。现在说也就是一边放羊，一边看着自己的牧场、草地。可那种放羊，是冒生命危险的。每次进出巴尔鲁克山争议地区，都有可能就回不来了。慢慢地我们就学会了牧民所从事的一切工作，甚至还学会了给羊配种、接羔，就像世世代代以牧羊为生的哈萨克族牧民一样。开始过起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对于一个受农耕文化滋养了几十年的汉族人来讲，突然间接受并习惯游牧生活，这需要超常的勇气和毅力。一年四季，他们都在草原上奔波，从夏牧场转到冬牧场，从冬牧场又转到夏牧场。周而复始。烈风吹皴了面颊，雨水淋透了衣襟，风雪来了和风雪搏斗，野狼来了和野狼激战。尤其在冬牧场放牧，两三个人守护着一群羊，在空寂、荒凉、人迹罕至的山谷里，一呆就是漫长的半年，历经的艰辛和困苦难以言状。冬牧场离连队很远，而且马匹又少，回团场一次来回要在白雪茫茫的草原上徒步行走四五天。有时一个人走着寂寞得难以忍受了。他们就扯开喉咙使劲地喊，使劲地叫……
仇建夫说：“这些事习惯了也就不算什么了，最艰难的还是放牧时来来回回从人家的枪口下过。我们转场的两条路都在争议区里，对方士兵的枪口就盯着你，你还得装大模大样地走。别让人家看出你害怕、你心虚，这是最难的事。”
加卯路和克孜勒黑雅路，是这片老牧场上的哈萨克人。走了不知多少代人的转场牧道。但是自从“伊塔事件”后。前苏军就控制了这片争议领土。经常出兵阻挠我边境地区的牧民使用这两条牧道。
褚春云他们就奉命，每年都要通过加卯路和克孜勒黑雅路转场。因为这在当时是他们唯一能够直接进入争议区的理由，也是我国公民在争议领土上活动的唯一方式。
“如果你不走这两条牧道，就意味着我们自动放弃了这片领土的主权。我们必须年复一年地走。我在加卯路和克孜勒黑雅路上。来来回回走过上百次。这种非同寻常意义的转场，可以说，每次都是一场斗争——捍卫领土和主权的斗争。”
仇建夫说：“那两条牧道。全都是深山峡谷中的小路。狭窄又崎岖的谷地。两边都布满了前苏军的暗堡和哨兵。每次转场队伍接近暗堡时，就会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冲出来。蛮横地阻止队伍行进。有时。还会窜出几条凶猛的军犬。狂吠着撕咬羊和驮着家什的骆驼。有一次，我们赶着羊群走到一个转弯处时，从山坡上突然涌过来三十多名背着枪的士兵，他们站成人墙。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只有二十多个人，又没带武器。但是，大家谁都没有惧怕，手挽着手迎上去，和那些前苏联士兵说理……”
褚春云说：“没想到他们根本就不和你讲理，反而说这里是他们的国土，命令放下羊群，赶快离开这里。我们能听他们的吗？明明是中国的土地，他们是非法占领者，还让我们离开，不是岂有此理是什么？我们就组织人，上去碰撞、抗膀子。前苏联士兵一看我们要来真的了，全部上起了刺刀，指着我们的胸口，大声命令我们离开。”
“那怎么办？打又打不过，讲理又没用？”我说。
仇建夫接过话头说：“还是她们（指褚春云）有办法。九个女人，全部皮大衣一脱，就迎了上去了，每个人的胸膛上都顶上了一把刺刀尖，有几个人的棉衣都扎透了。可她们还在往前顶，我们男的也都把帐篷杆子拔下来，冲了上去。前苏联士兵被这几个不要命的中国女人吓住了。他们的军官命令士兵放下枪，收起刺刀，我们就借机用力冲开他们的人墙，赶着羊群过去了。”
“我们几个女的从刺刀下过来后，腿都软了。”褚春云说，“可在当时，胆子也大，腿也没软。我们几个女的一商量，脱下大衣来就上去了。你不是拿着刺刀吗？有本事你就捅吧，只要你捅了，那就是流血事件。这在外交上对我们有利，结果他们也没敢捅。再加上当时我们几个人全都大声叫着，骂着。说你们也有母亲。你们的母亲也会像我们一样保护自己的家园，你们怎么忍心用刺刀对着一个放羊的母亲呢？我们看见那些前苏联兵手慢慢地就发软了。我们往上顶。他们就往后退。他们还是不敢用劲。可是中间一个大个子兵就是不让，闭着眼睛，把刺刀端的直直的，刘红茹往上一用劲棉衣就扎穿了。我们几个一看就扑上去和他们撕扯开了。他们的军官一看，没法挡住我们，就让他们收起武器。让我们过去了。通过他们的人墙时，我们就大声唱国歌，气得那个前苏联军官来来回回地乱转……”
一路暗堡。一路枪口，一路阻挠。
褚春云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上级规定，经争议领土转场的人和畜群必须在三天内通过，不得逾期。可转场的时间又都在秋末和春末，正是巴尔鲁克山季节更替、气候最恶劣的日子。每次转场都要在狂风和雨雪中进行。我们就几个人赶着一群羊，一刻不停地往前走。二十多个羊群，一下子摆出十几里，前后还得照应着，提醒着，掩护着，小跑着通过，没有片刻歇息的时间。饥寒交迫，道路泥泞，加上对方军人不断寻衅，人和羊都疲惫不堪，许多体弱的羊都不能到达目的地就倒毙在牧道上了。直到1970年以后，我方又在控制区内开辟了新的转场牧道，那两条路才走得少了，但每年仍然要组织一定数量的畜群，象征性地通过加卯路和克孜勒黑雅路，以示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主权。”
他们是普通平凡的牧工，同时又是深明大义的战士。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么不停地走下去，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一天才不会站着异国的军人。
他们在这里走了四十年，用青春和血肉证明了这片土地的中国属性。
2003年7月29日，中哈两国共同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哈国界勘定协议书》正式生效。历史遗留的中国西北边界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巴尔鲁克山包括加卯路和克孜勒黑雅路在内的数百平方公里争议领土，正式划归我国行使主权和管辖。
在另一片边境牧场的妹妹褚秋雨
萨吾尔山是阿勒泰大草原西南角上一座至今还不为人们熟知的山峰。它和巴尔鲁克山一样。耸立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边境线上。
在萨吾尔山一望无际的草地上，有一对被当地哈萨克牧民称为双湖的湖泊，静静地安卧在萨吾尔山的碧草蓝天之间。
双湖就像一双明澈的眼睛，目睹了一百多年来，萨吾尔山这片边地上的风云变幻。
早在一百多年前，萨吾尔山还是中国的内山。1864年，沙皇俄国利用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塔尔巴哈台条约》等，强行将萨吾尔山变成了中俄界山。从此，这座海拔高度只有三千多米的草原之山，就成了阿勒泰草原西南边境的最后一道屏障。
但是，“伊塔事件”之后。前苏联军队连老沙皇和满清政府达成的不平等的边界协议也不遵守了，擅自越过界约线，进入萨吾尔山我国境内的阿吾斯奇草原，强行控制了草原北部水草丰美的双湖地区、善都克塔斯地区和大木巴地区。并将整个察汗鄂博地区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为争议领土。
一夜之间，萨吾尔山的屏障作用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中苏两国外交人员，频繁使用几十年的“察汗鄂博争议区”这一新的名词。
褚春云的妹妹褚秋雨，几乎是踏着姐姐的脚印走进这片争议区，她是在姐姐褚春云当兵两年之后，作为第三批山东女兵进疆的。但是尽管姊妹俩一个在奎屯垦区，一个在石河子垦区，相距不到两百公里，八年中却从未见过一次面。
1963年，褚秋雨作为第二批支援边境一线的骨干，也被抽调到了一三七团新组建的阿吾斯奇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