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饭能吃八个馍馍的女兵，在目睹另一个女兵惨死之后，她变成了“男人”。若干年后，当她再想淑女一回时，老营长看上了她，她却说老营长比她爹还大。从此。她成了女光棍。后来自己找了个婆家。可婚后除了生儿育女，她一生几乎就没干过女人的活。今天。老人们还是把七十多岁的关丽奇叫做“假小子”。
关于树的一次讨论
认识关丽奇，是一次完全的偶然。
那是十多年前，在塔里木盆地深处，一片秋后的胡杨林里，我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宣传部朱副部长，从他的一幅名为《胡杨》的油画，探讨起了胡杨的属性。我说，在我国的“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也可以说，在整个广义上的北方，可以称为男人的树，只有三种：桦、枫和胡杨。
在我看来，三种树男人味都在于秋后，秋越深。男人味愈浓。
桦之美，于秋，是一种小男生刚刚退去青春痘后的美。是青春的骚动和成熟开始兼容的果，是花季的姑娘们钟情的花。
枫之美，于秋，是一种老男人的美，是奶奶们喜欢的男人之美。
胡杨之美，于秋，则是一种四十岁的男人之美，成熟、阳刚、坚毅、智慧，是少女们梦中崇拜的偶像。是妈妈们誓死守卫的阵地，是奶奶们回味了一生的经典。
但是。我的论断一出口。就遭到了朱副部长的一顿臭批。他说，桦枫之美，是中性的，而胡杨则是女性之美。
在他看来，胡杨具有的品格更像女人，更像母亲。
他说，在秋风中，你一个人站在高高的沙包上，望着成林成片的胡杨林，马上就会想到“中国劳动妇女”，就会想到勤劳、善良、忠贞、俭朴的母亲形象。
为了说服我，老朱给我引出了一大串塔里木兵团的妇女，加以佐证他的观点。
其中，有一个叫关丽奇的湖南女兵，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十多年后，当我决定要写这部作品时，我又想起了我和老朱的那次关于胡杨的对话。
“这一觉睡的连子孙都成了新疆人”
关丽奇的一生，有许多可以让人一听就能记住的故事。
在没见到关丽奇时，我就有了许多关于关丽奇的传说。
“我和毛主席是老乡。我是来参军的。”这是1951年，关丽奇在报名参军时和接兵干部的对话。
关丽奇是湖南湘潭人，她的家乡离毛泽东主席的老家韶山冲，只隔着一座山头。关家有七朵金花，虽说是在湘潭山区，世代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但受新思想的启蒙还是很早的。早在全国解放前，关丽奇的几个姐姐，就先后加入了地下党。四姐还参了军。
关丽奇在家里排行老五，从小受几个姐姐的影响。思想积极上进。1950年底。她听说镇上来了接兵的，而且是去抗美援朝，她拉起村上一个也是解放前入党的姑娘。就去了县城。可到那里一打听，人家说，去朝鲜的部队不要女兵。
关丽奇不服气，就和人家理论上了。说：“我是毛主席的老乡，为什么不要我们女的参军。”
人家给她解释说，不是不要女的参军，是必须要有初中以上学历，我们是给西南军干校招兵。她说，这好办。
说完，关丽奇丢下同来的姐妹，自己跑了。她几乎是一路跑着回到家里。找出姐姐的毕业证，又向县城跑去。
可是三天之后，等她返回县城时，人家那拨接兵的早就走了。就在她准备打道回府时，湘潭又来了几个接兵的部队。她就跑去报名。费了半天劲她才挤到跟前，人家问她多大了，叫什么，什么文化程度。她就说我十六岁，叫关丽奇，初中毕业。人家接过她的证件一看，名字对不上号。她说证件上是她原来的名字，现在才改成关丽奇的。人家就出了几道数学题，让她试试，只有小学文化的她一下就露馅了。
原来，这个接兵点是一所军政干校招生n后来，人家建议她到汽车站附近那个接兵点看看，那里招普通兵。她去了，结果十分顺利地报上了名。
回家不久，关丽奇就接到入伍通知。1951年1月4日，关丽奇和同乡的几个姑娘一起，从家乡出发，坐火车北上，去长沙报到。等她们到达长沙时，部队早就集合好了，接兵的干部直接将她们送上了火车。
初次见到关阿姨，她就说起了当年参军的事：“可能因为我是第一次出远门，也可能是前些日子，为当兵的事折腾累了。一上火车我就犯困。一路上，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等火车到了西安，我才知道这一车的女兵，原来不是去朝鲜打美国鬼子，而是去新疆。心里就有点后悔，可又一想，当兵吃皇粮，到哪不都是一个样，去新疆就新疆吧。”
关丽奇笑着说：“你们说说，我这一觉睡得好吧，到了西安才知道去哪儿当兵。可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新疆会是那么远，更没想到我们这一车的女兵，拉到新疆就是为了给王胡子的老兵当媳妇。这一睡就在新疆睡了一辈子，连子子孙孙都睡成了新疆人。”
世上的许多事情是由偶然的巧合决定的。关丽奇的命运就是这样，一觉就把自己睡到了新疆，把子子孙孙都睡成了新疆人。可是她说：“当新疆人又怎么了，我这一辈子就从来没有后悔过。”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性格，才构成了她一生中的许多传奇故事。
一口气能吃八个大馍馍的小女兵
自从“毛主席的老乡”关丽奇，在西安知道要到新疆当兵的消息后，什么也不想了。一路上除了吃就是睡，火车、汽车全都一个样。用她的话说：“后来别人都说路上是如何苦，如何累，可我什么也不知道，反正稀里糊涂就到了新疆。现在别人都还记得那次我们坐了多少天的火车，坐了几个月汽车，我只记得是坐过火车、汽车，还有马车，至于走了多少天，一点也不知道。等到了焉耆，就不走了。这我才清醒地认识到，我得开始好好当我的兵。
焉耆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上一片肥美的绿洲。它东临博斯腾湖。西接尤尔都斯盆地。自古就是盛产名马和歌舞的土地。但是关丽奇她们所在部队驻扎的地方却有点偏，处在今天的博斯腾湖和焉耆回族自治县的交界处。
2001年5月，湖南卫视一个摄制组从遥远的湘江岸边，进疆采访当年的女兵。在一盘素材带子上，关丽奇正在讲述五十年前，她从马车上下来时，看到的景象。
“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上，只有一排孤零零的土坯房子。带队的干部告诉我们说。那就是你们的营部。房前的空地上，有一眼伸手就能够到水的老井。水井的边上是两排光秃秃的木架子，从地上的马粪看，是拴马用的。营部门前停着一台熄了火的拖拉机和四架木轮子的马车。当时我心里还想，这哪里是支部队呀，大炮、机枪、大汽车什么都没有。往大说是一个农庄，往小里说，还不如现在的南疆的一户普通人家的家当多。”
“我这么说行吗？”关丽奇好像是在问摄影师。
“行行。不错。你想到哪就往哪里说吧。”摄影师很随和地说。
“那就行，我接着往下说了。”关丽奇笑笑，“营区里空荡荡的，连一个人都没有。过了很长时间，带队的干部才从地窝子里喊出一个胡子拉碴的兵。紧接着就从地底下走出了好多人。原来在我们不远处一个又一个的土堆下，就是他们的营房。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叫地窝子，全都是背风而挖，一条渐渐斜下去的通道是门，门又都冲着营部，从地下上来，就是一个操场。”
画面上的景变了。一座在新疆南部几乎家家都能见到的葡萄架下（看来这是关丽奇的家），关丽奇一边为客人们摘着葡萄，一边讲着当年的经历：“开始我们还笑，说这里的部队真怪，怎么都像老鼠一样住在地下。可是不一会儿，教导员给我们致完了欢迎词，老兵们就把我们也领到了地底下。这下谁也笑不出来了。因为我们到的时候，都是春末夏初了，地面上早就没冻了，再加上焉耆是南疆地区降雨最多的地方，又靠博斯腾湖近，地上整个就是烂泥塘。到夏天就更有意思了。地窝子里到处都是癞蛤蟆，连被窝里、鞋子里都有。开始怎么也受不了，害怕、恶心、睡不着觉。但是，没要多久，超负荷的生产劳动。就是癞蛤蟆爬到头上，我们这些女兵也能倒头就睡。”
关丽奇拿起一串葡萄冲摄像机走去，画面虚了起来，但同期声还在：“那时部队主要任务就是开荒，砍芦苇、挖胡杨、刨红柳、整理大田、种庄稼。你吃葡萄，新疆的葡萄好，可甜了，真不像湖南的，那年我回去，在湘潭买了几串，全都酸不拉叽的。跑题了。刚才说哪里了？该说夏天了。等到了雨季，我们连队就与外界完全隔绝了，一切都要靠自给自足。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很多生存的本事，怎样在大旷野中识别方向，怎样在饥饿中保存体力，怎样在野外与狼和野猪打交道……”
带子出现了空白。
在这样的环境中，关丽奇一干就是三年多。三年中，她不仅从一个柔弱的湘妹子变成五大三粗的大姑娘，而且繁重的劳动让她变得饭量惊人，是当时全营有名的吃手之一。
1952年秋天，垦区部队的生产获得大面积丰收，部队加班加点抢收庄稼，许多连队吃住全在大田里。
关丽奇她们连已经连续二十多天没回营地了。一天三顿饭，全部由炊事班送到地里，吃完了接着干。有一天，过了开晚饭时间都几个小时了，饭还没送上来。连长就喊着让大伙继续干，一直干到天大黑了，饭还是没有送来，连长就让人回去催。原来是送饭的毛驴车在半路上掉进了盐碱地，出不来了。等饭送到地头上时，都晚上十一点多了，关丽奇早就躺在田边的庄稼上睡着了。
班长见她睡得正香，就说反正饭菜都凉了，先别叫她，让她再睡一会儿吧。可当班长把馍馍筐子抬到她跟前时，她头也没回，伸手从背后的馍馍筐里两把抓出了四个，一句话也没说，一口菜没吃，一口汤没喝，转眼间四个馍馍下去了。
炊事班长给大家打菜的空儿，她又一手抓了两个，开始吃第二轮了。炊事班长见她这么狼吞虎咽，给她打好了汤，却没敢给她，一直端着碗蹲在她旁边等着随时准备递给她。老班长好像生怕一打扰，就噎着她了。等第七个馍馍下肚后，见她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炊事班长这才拍了拍她的头，将碗送到她嘴边，示意她先喝口汤再吃，她接过碗就喝。班长就从她手里接过第八个馍馍，就去给她夹油泼辣子。等炊事班长转过身来时，她端着空碗，冲班长笑笑，接过第八个馍馍又吃了起来……
八个馍馍和一碗汤下去之后，关丽奇擦擦嘴，又冲炊事班长笑笑，站起来做了个深呼吸，说：“班长，我还想再吃一个。”
班长怕她撑坏了，就对她说：“姑娘，别急，你都吃了八个了，等休息一会儿再吃吧，要不会撑出毛病来的。”
经老炊事班长这么一说，不仅旁边的人听了都吃惊，就连关丽奇自己也没想到，她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一口气能吃八个大馍馍。
连长就开玩笑说：“小关呀，你现在不光是干活能顶一个男同志了，吃饭也不比我们男的差呀。”
后来，她吃饭的时候，边上的姐妹就给她数数。只要是下田干活，平均每顿饭都是五个以上，最多的时候，一顿饭能吃十九个包子。
久而久之，关丽奇成了饭量大得惊人的“假小子”。
一个女兵的意外死亡让她变成了“男人”
二十多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被放置在荒原的旷野上，与一群男人和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为伍，自然环境的艰苦和繁重的付出，虽然消耗了她们的体力，让人筋疲力尽，但青春的热情总还是能够在平淡的生活中，激起一朵朵的浪花，灿烂着她们的青春年华。
当她们离开湘江，告别了八百里洞庭，到达新疆之后，北疆南疆大面积的戈壁、沙漠，让她们更加思念家乡的山水。
湘江的水，出了多少灵秀像山茶花一样的湘女；洞庭的水，养出了多少娇艳如芙蓉的湘妹子。
于是，浩瀚的博斯腾湖就走进了她们的视野。
开荒生产之余，每月有一天的公休日。每逢这天，女兵们就结伴去湖畔戏水。一大早，她们就坐上连里的马车，在一大群男人们的护卫下，向十几公里外的博湖进发了……
公休是女兵的节日。这天，天还没亮，牧马班的战士早早就从草滩上赶上拉车的军马，套好了马车。其实，出发前的一天下午，她们就把连队折腾得不得安宁了。你看吧，炊事班在忙着给她们准备干粮，大车排忙着给她们检修马车，连里的干部召集一个又一个的会议，安排她们的警戒、她们的带队、她们的安全……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电视台库存的五十年大庆音像素材中，我又找到了一段关丽奇关于博斯腾湖的同期声：“博斯腾湖离我们连队的驻地有十几公里。据说，我们去那里玩是经过熊晃批准的。我们都是从水乡来的姑娘，离开水比什么都难受，看来还是我们娘家来的熊政委。了解体贴我们这些湘妹子。所以每个月的公休日，我们大家都要去。博湖那地方可真美，四周都是茂密的芦苇，有好几人高的芦苇，像森林一样。我们几个姐妹就小心翼翼地下到水里，去抓鱼。芦丛里的大头鱼大的有一米多长，有时我们几个人都抱不住一条鱼。后来。我们再来就带上连里叉马草的叉子，再给叉杆上绑根绳子，老远就可以甩过去，把鱼叉住。但是就是弄不出来，每次都是男兵们帮忙才行。”
美丽的博斯腾湖，就这样以她博大的胸怀，抚慰着来自远方的儿女，让她们在身心极度劳顿之后，在宽广的胸怀里稍事休息、调整，重新振作。
关丽奇说：“中午的时候，等我们疯够了，鱼也抓得差不多了，湖里的水温也上来了，我们就结伙到芦苇荡里去洗澡。这时，男兵们就一半在芦苇荡外面给我们站岗、做饭。一半去沼泽地里捡野鸭蛋、套水鸡子。他们最拿手的做鱼办法，就是活烧鱼。这是跟当地的蒙古族老乡学的一种方法，就是用当地出产的土盐拌在土里和成泥巴，再把活活的大头鱼，用芦苇叶子包起来，用泥巴包裹起来，放在事先烧好的胡杨火坑里，连同边上烧红的沙子一起埋起来，然后就不用管了。等我们洗好了出来，男兵们就把鱼从沙坑里扒出来，用红柳条子一抽，泥巴开了，叶子再一撕，鱼鳞也都带下来了，你随便撕下一块鱼肉，蘸点盐水又鲜又嫩，好吃极了。每当这时，我们都玩得忘了是在家乡还是在新疆了。”
转眼间，太阳就挂在西边的胡杨树上。带队的干部就喊叫着，让大伙集合，把猎获来的鱼、鸭和水鸡子装上马车，往回赶。
“回来的路上，大伙唱着歌，说着笑着，一个月的疲劳和寂寞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日子就这样，在简单的重复中，一天又一天地过着。随着几番春种秋收，和关丽奇一起来的湘妹子，一个又一个地离开了女兵宿舍，成了人妻人母，好在每年都有新的女兵到来，关丽奇她们的地窝子才没空过。
社会学家认为，将人长期放置在一片遥远的疆域、一种陌生的习俗下，潜移默化的影响就能改变人的信仰，可无论如何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无法改变人的性格。但是，往往突然而来的意外事件，却能扭曲人的个性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