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盛和我一起走到未名的边缘，那里的黑暗是别的地方无法企及的。我们找了一个长椅，坐下，小盛又想抽烟，可是烟已经被他抽完了；小盛想去买冷饮，可是这个时间不可能有卖的，于是小盛又开始烦。虽然那夜凉爽得要命，他还是把衣服扣全解开，迎着湖水，迎着风。
“还记得刚才那女孩儿吗？”小盛问我。
“当然。”
那是我们刚从宿舍出来时，来到未名湖边见到的一个晚上锻炼的小女孩儿。当时我们正走在未名湖的东岸，刚买了两瓶泉水。虽然已是九点多，但是湖边的人仍很多，未名湖还没迎来它的夜，所以我们也都处在一种木然的亢奋的欢笑中。她正好从我们对面跑来，白T恤，红短裤，白袜子白鞋，大概只有十三四岁，匝着两个很俏的小辫儿，很青春很运动地跑过来。一颠儿一颠儿的，两个小辫子飘然而起。当时我们竟然都看傻了。小女孩儿过去之后，我们相视笑了，那是一种发现了新大陆似惊奇与老妻面对小妾似的嫉妒混合在一起的笑容。小盛跟我半开玩笑地说：“唉，老了。”
老了，真的老了么？从生理上说我们并没有老啊，这种苍老感为什么真而又真切而又切呢？也许是上大学之后就没怎么运动过？那是一种连悲哀都变得麻木的感受啊，那是一种耄耋之年奄奄待毙的感受啊。老了，果然老了么？
看来我们是已老了，也许这未名已是我们的归宿。数十年之后当我们真的老了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回到这里，也许是死后？
狐死必首丘，这夜的未名，乃是我们的故乡。
今夜再也没有那夜的凉爽，也没有那夜的小盛。今夜的我只是在燥热中数着蝉鸣，那蝉声笼罩万物，烦燥天地。月依然是圆月，塔依然凝重，塔边上那个粗陋的黑影也依然呆傻。那是一个园子外边的大烟筒。无论白天黑夜，它都不请自来的进入未名湖的景界。它与未名的不协调不在于它的粗糙，也不在于未名湖都是自然景观（德才均备体健全七斋与花神庙都保持了二百年以前的风格，从这方面说，它们同样是自然景观）而它是直挺挺指着天空的工业余孽，还每每放出黑漆漆的烟来污染天空。
“而在于，”我说。“未名是纯人文的，充满人文关怀的精神的载体，是我们这些真正的‘人’的精神家园。而那个烟筒只是前工业文明——当然我知道它是属于现代的，但你看它那个毫无科学成分的样子，那些未经充分燃烧的气体——前工业文明的残存，是内燃机和蒸汽机的影子，它和未名的不协调在于文化心理上的古今交织的重压。”
小盛说：“不。” 这种提反对意见时只坚定地说一个“不”的语言风格是小盛从一个哲学教授那里继承来的。“你这就是纯粹的象牙塔狂想症。这个烟筒如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例如一栋极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矗立在那里，你会接受它么？蒸汽机和未名不能协调，难道电脑就能么？未名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而然它现在被人入侵了，你有什么办法么？”
是啊，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小事”，无所不能的北大人已斗争了几年了。“据说去年校庆的时候学校出面让给拆了，可是现在它依旧在那儿。”
“只单单是‘它’依旧在那儿么？”小盛问，“来，你看看那边。”
我们走到了未名湖的另一边。远处，又一个黑影高高耸起，月光下看得很清楚，竟然是一架高吊车和一座大楼。虽然楼盖好所高吊车会消失，可那么一座大楼对未名湖景色的打击会是什么样的？
“那是什么？”
“‘五四’边上新盖的楼，校内的。”小盛带着一丝嘲笑。“你能不能发动一场学生运动反对学校盖新楼？”
我木在那儿。
“未名在你心里，在我心里，都是一个圣地，一个精神的寄托，可是这种纯粹的形而上已经受到了工业文明二百年的冲击，而且那些物质主义也必将侵犯精神的圣地，”他一指那些不和谐的黑影，“就像未名湖必将被侵犯。未名的夜被侵犯得还要厉害，因为那些东西变成影子的时候更清晰。你我不能忍受的就是这种必将到来的并且必将愈演愈烈的侵犯。我们想守住未名，守住我们喜爱的一切，守住我们的精神家园，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要守不住，又毫无办法时，这种痛苦让我们衰老。
“而且，当你发现在你拼命守护着的圣地以另一种方式被侵犯，另一种更不能让你忍受的方式被侵犯，可你又不得不忍受，因为除了忍受你毫无办法，这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衰老得更快。”
我明白小盛的意思，今天早晨我在湖边坐着时，看见一大群可能是上北大过夏令营的小朋友，在未名湖边上游玩。旁边有两个去挣那当导游的几十块钱的学生，一看就没什么素质，不知是哪个小地方来的，指着未名湖说：“同学们，这就是未名湖，不是没起名字，而是名字就叫未名湖，这是中国出诗人的地方。”
这一幕正是小盛这几句话的反面注脚。我无意贬损新诗，然而除了是真正为诗而献身的先驱，现在这些在校园中闲荡的所谓的诗人都是多么的令人憎恶。我又想起了一句笑话：在北大随手扔出一个馒头就能砸死一个诗人，这一是说北大的诗人多，二是说北大的馒头硬。
“上次我们屋里看《没事偷着乐》，一大屋子人，全在都儿嘻嘻哈哈地傻笑。那个电影拍得多深刻！一个小人物，在社会的大潮中完全无力控制自己的小人物，但又尽自己的力在和命运——就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他也不可能冲出那个圈子——和命运抗争；也许说抗争太世俗了，应该说是对付，就合，和稀泥；但在这之中又体现出人性的崇高与伟大，虽然这人性的伟大的体现也是在卑微中，在渺小中，在微不足道中……在卑微中体现崇高……你懂我的意思么？”
小盛一提起这些总是突然就沉迷于其中，也许这算不上哲人的思考，但这确实是哲人式的思考。“可是，”小盛话风一转，“那些哈哈傻笑的人，他们领会了导演的意图了么？确实，这部电影是在笑声背后的辛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辛酸。可是那些只知哈哈傻笑的人的笑声背后，感受到了那种辛酸了么？这部电影的票房据说比别的贺岁片差得多，可这咱们还能一笑置之，那些劳苦大众看看电影不过是为了找个乐，消遣，可是在这种地方出没的都是普通的劳苦大众么？”
我明白他的意思。这就是另一种的侵犯方式，而对这自内而来的侵犯，我们除了无言而对，还能怎么样？
“嗐，兼容并包吧，也别太在意这些了。”我不知道我是在安抚他还是在安抚我。
“可是北大可以忍受各种极端、异端，但是不能忍受无知，不能忍受浅薄。而且，”小盛看着我，“现在的北大真的可以兼容并包么？”我无言以对。我想起了本系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就因为对学校的某些提法和作法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便被学校禁止作讲座一年多的时间。听说电视台对不太听话的歌星影星可以以“冷冻”治之，就是不让再在电视上露面了，没想到还能冷冻教授。有一次本系的系列讲座，学们强烈要求他出来作一次讲座，学校就是不批。最终在本系的会议室（大概可以挤四十人）内部通知本系的同学办了一次讲座。老先生非常乐观，虽然人不多，还是很认真很风趣地做了一次很精彩的讲座。
除了他用来开头的第一句——那句话把大家和他自己都逗笑了——“燕园里有很多鸟，我总在想，我是一只什么样的鸟？我想可能是一只乌鸦。”之外，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学术问题，一丁点儿都不涉及别的。而就是这样一个讲座，居然神神秘秘地在一间小屋子里只在开始前几个小时才通知几十个人来听，几位学弟脸上的神情丝毫不亚于白色恐怖时期偷偷地听宣传共产主义。在讲座结束之后主持人（一位学姐）很动情地说：“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点能听到老师的声音，他自己的声音……”话未说完，这位教授已经很孩子似地笑得不成了样子，说：“太可怕了。”花白的头发下，一双小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这当然也招来了在场同学的大笑。
“一百年了，”小盛看着眼前的黑暗，“留在这里的是整个中国人文的精髓，是血脉，是骨架，是灵魂。你可以对北大现在这群饭桶和混蛋骂不绝口，但你不能不爱北大，不爱未名，不爱这未名的夜。可你看见它被这迷狂的时代所侵蚀，而且它自己的守护者又已成了那样的一群，你又怎么能不骂？”
我回到了现实的燥热，蝉声依旧将我包容，热浪一层层袭来，我看着那个“前工业时代”的烟筒（由于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那个校内的新楼和高吊车），那个傻傻地戳在那儿，孤单单一动不动的烟筒，我忽然觉得很滑稽。
那烟筒似乎知道它出现在未名的不受欢迎和不合时宜，但是未名在今日之世界上的处境比这破烟筒还要尴尬。
“好了，咱们别说这些了。”我不知所云的说。
“说什么？”小盛心不在焉地问。
沉默了不知多久，一只蚊子在我的脚趾缝（我穿的是凉鞋）叮了一个包，痒得我不知所措。实在受不了了，我跑到湖边，把那只脚放在湖水里涮。小盛笑着说：“明儿早上一看湖里的鱼全死了。”可是这种钻心彻骨的奇痒让我实在不能应和他。一边涮，一边挠，一阵疼痛，我一看，果然破了，不由得随口说道：
“操！”
“说欢欢？”小盛提议。
也许是我提议，我记不得了，不过提起欢欢，我们都有无限的倾诉欲，她是我们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