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达握紧了单弦儿的手，和他说：
“这次你并不是单独作战，我们给你找了个伴儿。”
“不会又是假扮夫妻吧？”
“想的倒美。”
解放战争后期，对傅作义的成功策反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而琼达给单弦儿安排的重要人物就是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在此之前，包括他的家人在内，没有人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以为他不过是傅作义的秘书而已。在经过了多年默默无闻、差点被湮灭的时间，历史终于撩开了神秘的面纱，露出了他的“潜伏”身份。
阎又文是山西荣河县人，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后，刚毕业不久的阎又文和众多热血青年一道毅然奔赴延河。阎又文进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西北局社会部安排他进入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队任职。后来，经特派员潘纪文介绍，阎又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琼达派单弦儿到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在启程寻找阎又文之前，琼达特意嘱咐单弦儿：
“你只能与阎又文建立单线联系，了解军事动态，掌握傅作义与蒋瑞元的关系，别的情报暂不需要，以降低暴露身份的风险。
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单弦儿一个人。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西北局社会部的少数高层领导。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是被压缩到阎又文、单弦儿、罗青长、李泽田几个人，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成了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人知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单弦儿找到阎又文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他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的赏识和信任。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下发。这期间，阎又文与单弦儿先后交谈了多次，他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作义和蒋瑞元之间的矛盾向单弦儿作了详细的汇报。阎又文还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瑞元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很有可能近期进攻解放区。
单弦儿意识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时间紧迫的情报，应马上送回陕北。但因返回延河的路途太遥远，单弦儿就决定把情报就近汇报给部队。然而此部队领导听后摇头说：
“这个信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
此时，单弦儿既不能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后来，他向李泽田汇报了此事。李泽田说：
“我们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有时一份情报可胜过千军万马。有水平的领导应该懂得这一点的。”
果然，蒋瑞元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之后战役爆发，敌我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后来，李泽田语气沉重地总结说：
“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我们对情报重视程度不够。”
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军免受更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蒋瑞元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后，阎又文此时已晋升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职，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层。
东北问题解决后，就要着手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此时，又是阎又文冒着生命危险，仅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把金陵最高军事会议制订的战略计划告知单弦儿。单弦儿直接把情报送达至社会部李泽田。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京城的合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情绪极不稳定。傅作义有个习惯，在作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和他的亲信们商讨，他找的第一个人就是阎又文。阎又文建议傅作义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京城问题。在这关键时刻，阎又文在单弦儿的帮助下，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作义身边，做工作……
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京城和平协议》。31日，京城和平解放。
阎又文一生深藏不露，少有人知道其真实身份。要不是因为单弦儿找到了他，阎又文就真可能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
真正的无名英雄还是单弦儿，他接到了军统的命令：撤向台湾。单弦儿无所事从，他向李泽田请示，李泽田斟酌再三，还是告诉他：
“囚牛，你必须继续潜伏下去！你的价值有无穷大！”
单弦儿虽然不愿，却必须服从命令。
一九四八年秋天起，大量从大陆各省涌入上海的平民百姓，替代了早先到台湾的商旅来客，举家南移的逃亡潮浮现。
十一月二日，大势已去，四十七万国民党大军被歼灭，东北重镇相继失守，不到两个月的战火狂烧，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从东北一路南下的解放军，气势如虹。
这时候，单弦儿看到逃亡潮涌现，从各港口开出的定期客轮，开始挤入军公教人员及其眷属、南迁的平民百姓。抗战八年的苦难尚未远离，国共内战的纠缠却如影随形，像乌云漫过天际。嗅觉敏捷的商贾们，前仆后继，传递着台湾宝岛的讯息，平日往来的交通船就更热闹了。
解放军挟着胜利的果实，往各地进攻，大陆各省的共军士气大振，捷报频传。大陆各省多已骚动，军公教人员在光复后逐次到了台湾，家眷随即南迁。辽沈战役之后，大量的移民潮往南方港口聚集，开始了一波波颠沛流离的岁月。
当时，各地公教人员拉家带囗，前往台湾逃难，他们往往都有惨痛的流亡记忆。
单弦儿坐着火车，从北方一路向南。车厢内满满是人，连车顶上也都是人。若想上车，得从车窗爬进东，爬不上去时，都是先生们把太太们抱起来往上丢。
到了上港，单弦儿从军统局的联络点领到了船票，是太平轮。给他票的人说：
“这张船票比金条都贵。”
太平轮原来是二战中的运输货轮，载重量两千零五十吨。是由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每个月七千美元的租金，从太平船坞公司租来的，航行于上港至少基隆之间。
二战结束，大陆各商埠往来基隆、高雄之间，客船、货船频繁往返。一天即有近五十艘定期航班从上港与舟山群岛等地，往返基隆港。
中联公司当年已有两艘定期船只往返上港、基隆。一是华联轮，是一艘由澳大利亚制造的商船；另一艘是安联轮，是加拿大制造的商船。太平轮启航，一共行驶了三十五个航班。
太平轮分为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初期投入营运是作为交通船，船上旅客大半是来往两岸的商贾、眷属、游客等等。但因为内战情势紧张，当时固定行驶在上港与基隆间的中兴轮、太平轮、华联轮，因为航班往返多，船只吨数大，往往是首选，此时就成了逃难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