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现实创世风雷之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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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章 良苦用心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蒋瑞元被迫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方振武得悉后,立即由威尼斯回到金陵,谒见蒋瑞元,要求参加抗日。但是,蒋瑞元却对他并不感冒,对他从前的“叛逆”行为仍耿耿于怀,存有偏见,只委任他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兼办公厅主任。

八一三事变后,上港沦陷,金陵危在旦夕。方振武目睹国事日蹶,却一筹莫展,痛苦非常。在参加抗日无望的情况下,遂去桂林兴办农场,收容安平籍难民和流亡学生。

其间,他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并通过华侨捐款,购置枪支弹药,准备再度奔赴抗日战场。蒋瑞元得悉后,派特务对其干涉监视,方振武遂迁居香江,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回国时,单弦儿准备和他一同回去,方振武却说:

“你和我说过,你曾在戴笠手下干过,却仍保持了善良的本性,这太难得了。戴笠心思缜密、多疑狡诈,你能在他身边厮混,而且他又对你那么信任,实在难得。”

“方大爷,我想在你身边,我可以保护你!”单弦儿说。

“这个我信,你的身手可能还要强过你爹。但我和蒋戴素来不睦,无法长期共事,这会影响你的前途。”

“我不要什么前途,我只想学爷爷和父亲,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好小子,有志气,那你更得听我的。”

单弦儿见方振武一脸严肃,知道他是认真的,不敢再说。

方振武又说:“让你在他们身边工作,不是要你与他们同流合污,而是窃取情报,隐蔽战线上的人才太少了,我看你一定能胜任!”

经过在法国的学习,单弦儿更成熟了,听方振武这么一说,他茅塞顿开,明白了方振武的良苦用心。

送走了方振武,一个月后,单弦儿也动身回国。他听从方振武的建议,没联系他,而是直接去找郑介民。郑介民当时已升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见了单弦儿,他如获至宝,立刻给戴笠打电话:

“局长,白维出国留学回来了。”

他知道戴笠很欣赏这个小伙子。

果然,戴笠立刻就接见了他。

“浑小子,去法国学了些什么本事呢?”戴笠说。

“也没学到个啥,只混学了几句法语。”

“没领个法国小妞儿回来?”

“局长,我不开这窍,您是知道的。再说,即便有,战事如此吃紧,人家也不敢来。”

“好样的!红颜祸水,没有也罢,挺好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你也该找一个了,打仗归打仗,到了年龄也得找啊?像你这条件,多生几个,将来好跟日本人对着干!”

“国运衰微、山河破碎,大丈夫何敢言家?”单弦儿说。

戴笠点了点头:“年轻人,有志气,好好跟着我干吧!”

说完之后,戴笠立刻电话安排,让他去行动队报道。

单弦儿说:“局长,我先得回家看看,等回来再去报到。”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家母去世了,只有家父尚在。”

“你的家乡不是在北方吗?敌占区吧?”

“我一个学生,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那你速去速回。”

单弦儿又和他聊起了方振武。单弦儿知道,方振武是他与戴笠的介绍人。而且,这个介绍人也刚从法国回来,因此不能不提。与其令他怀疑,暗中调查,还不如直接说明白。

戴笠与方振武曾是要好的同窗,感情很深,后来因为志向不同,渐渐疏远。但他俩没有直接冲突,现在又一起共事,虽然来往不多,却也惺惺相惜。

唯一令戴笠不快的,便是那年方振武悄然出走,北上抗日。虽然与戴笠没有直接关系,但下属挨了训,他脸上也实在无光。

戴笠当然知道,巴黎的亲共分子可着实不少,华侨们联系紧密,正好借此机会套问一下。

单弦儿说他只顾一心读书,没时间间出去泡妞,巧妙地把话题转移,戴笠也就不再问了。

告辞了戴笠,单弦儿去看望方振武,那时他还没去桂林。从方振武这儿,单弦儿才得知了父亲的死训。

单弦儿的头顶,仿佛响起一颗炸雷,半天才缓过来。方振武陪着他哭了一阵,才说:

“因为是在敌占区,也没举行葬礼,我们也是在报纸上看到的。不过,你也不必太过伤心,你父亲一生光明磊落,功勋卓著,后人会有公论的!”

单弦儿心急若火,他立刻告别了方振武,一路北上赶往张垣。

到了张垣,找到了父亲的朋友霍虎五,才知道了父亲遇难的具体经过。虎五陪他到平源走了一圏,两人在坟前又痛哭了一场,这才折回。

霍虎五在路上说:“家产全没收了,家里人也都散了,不用见了,以后再回来,就来找我!”

“虎叔,谢谢你了!我若回不来,你每年都来看看他!”

“那是当然,你就放心吧。”

到了京城,单弦儿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这是父亲告诉他,与组织的联络方式。

琼达和樊沐野接待了他。对于曹龙笙的牺牲,他们也无比痛心。为了避免再提起伤心事,三个人聊起了工作。

琼达和樊沐野介绍单弦儿入了党,向组织上作了汇报。

李泽田对此非常重视,能够在戴笠身边安插我们的人,一直都是他的梦想。虽然现在国共两党合作,一致对外,可终究会有翻脸的那天。因此,单弦儿的潜伏十分必要。

“给自己起个代号吧,方便联络。”琼达说。

单弦儿想了想说:“我爸的代号是‘神龙’,我是他长子,就叫‘囚牛’吧。”

“不错,好听又好记。”樊沐野也夸他。

谈完正事儿,单弦儿让他俩讲在上港和京城潜伏的故事。他把自己在上港时和军统特工合作的情况也分享出来:

当时,戴笠曾总结经验。中共上港的地下人士为了对付特工盯梢,行动极为谨慎,他们时常回头,看看有无尾巴跟踪。而一旦发现有可疑人跟踪,便想方设法予以摆脱。特别是在去机关或回家的路上,总是多转些弯、多跑些路,直到肯定安全后,方才进门。

为此,戴笠想出了一个三打一的盯梢绝招:即先由一人跟踪目标,人多的地方靠近一些,以免失去目标;人少的地方就离远一点,以免被怀疑。一旦目标进入里弄,第一线特工就只到里弄口,注意目标进弄后的动向,然后,让第二线特工跟上。这样,一线换二线,二线换三线,很容易使中共人士大意。

当然,特工在确定了目标的住址后,并不万事大吉,而是伪装找人或借口送东西,上门查证。一旦弄清楚,即招呼守候侦查的特工,一拥而上,一网打尽。

有一年,中共某人被特工盯住。当时,跟踪的特工已跟踪目标,弄清了地址──北四川路天潼路口。因此地行人稀少,守候特工无法隐藏,遂由两名特工以踢足球作掩护,故意将足球抛进三楼的一个房间,然后,借口上楼找足球,从而探明了门牌号和内部情况。

讲到这里,单弦儿补充说:“那年我们在京城杀张敬尧时,也用过这招。”

“看来今后碰见踢球的得注意!”樊沐野笑着说。

“我们机关的人还以为这两个人不过是玩足球的,尚来不及反应,机关就被破坏了。”单弦儿说

不久,特工们又发现了中共机关和联络点设置警告的秘密:中共人士一般都在窗口挂有帽子、雨伞或在阳台上放置花盆作为警告;一旦遇捕,就借故把帽子戴上、将雨伞拿走或将花盆移动、打碎,来完成示警的目的。此后,特工们便注意将这些警告标识恢复原样,并留下特工继续守候。

“这我们早知道了,现在已经是电影中的情节了。”琼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