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无名氏作《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一文，其中《施耐庵之思想》一节写道：“民权之思想。民何物哉？只有服从之义务，而无抵抗之权利耶？耐庵以一‘逼’字哭之。逼者，压制之极也。非逼而作盗，则罪在下；逼之而作盗，则罪在上。作盗而出于逼，则强盗莫非义士矣。且皇帝又何物耶？人皆可以为尧、舜耳。‘晁盖哥哥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此言借李逵发之。汉人臣元，何非奴才之奴才耶？‘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此言借石秀发之。中国之民，罔闻民约之义，发之却有耐庵。耐庵可比卢梭。”无名氏以施耐庵的民权思想可比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卢梭，借此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思潮张本。
清末燕南尚生著文驳斥《水浒传》诲淫诲盗的偏见，大声疾呼人们重视《水浒传》的思想意义，他说：“《水浒》果无可取乎？平权、自由，非欧洲方绽之花，世界竞相采取者乎？卢梭、孟德斯鸠、拿破仑、华盛顿、克林威尔、西乡隆盛、黄宗羲、查嗣庭，非海内外之大政治家、思想家乎？而施耐庵者，无师承，无依赖，独能发绝妙政治学于诸贤圣豪杰之先，恐人之不易知也，撰为通俗小说，而谓果无可取乎？”说施耐庵能发“平权、自由”的“绝妙政治学”，似有捧得过高之嫌，因为施耐庵所处的时代，是否已经具备了所谓“平权、自由”的意识，还得打上问号。但燕南尚生把施耐庵与那些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相提并论也有一定的道理。《水浒传》这样的小说，不同时代的读者可以从中发现不同的价值，不同兴趣的读者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它。像燕南尚生这样的近代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梁山上的“平等而不失泛滥，自由而各守范围”———看到了不平，也看到了反抗，其目的正在于为反专制争民主寻求思想支持。
同是清末的许啸天在《水浒传新序》中宣称：“《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再进一步说：这个‘索回人权’四字，是千古不磨的民意；这部《水浒传》，也是千古不磨的人民宣言书。”他甚至认为：“《水浒》自然力的感化，胜过卢梭《民约论》。”确实，《水浒传》以活生生的事例，教育人民反抗压迫，“讨回人权”，比单调的说教更富鼓动性。
《水浒传》一书怎样影响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只要看看毛泽东本人的经历以及本书的全部叙述，就会有清晰的印象和明确的答案。与影响到对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的教育所不同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他们对《水浒传》中草莽英雄的革命经验和斗争艺术，已经不是简单模仿或牵强附会地解释，而是给予了科学的批判，辩证的继承，使之上升为更高层次更有理性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策略。这里可以举一个发生在施耐庵家乡的事例：
1941年，黄克诚率八路军南下增援部队与陈毅、粟裕所部段焕竞部队会师于盐城狮子口，建立了苏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兴化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蔡公杰凭吊施耐庵墓，见那儿水网纵横，港汊交错，芦苇丛丛，宛如水泊梁山风光。正在此时，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为了加强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派自己的文字秘书叶芳渊到兴化县政府当秘书。叶芳渊把施氏族人请到县政府，蔡公杰亲自同他们座谈，并仔细查阅了《施氏族谱》，确信施氏祖先施耐庵即《水浒传》作者。但又看到施墓年久失修，于是产生修墓念头。他把想法向苏北区党委和苏中二分区专员公署汇报后，立即得到他们的支持。1943年4月，兴化县政府拨资，游击战士和施氏后裔自动参加劳动，为时一月即告竣工。修复后的施墓，墓碑背面刻着叶芳渊起草、蔡公杰修改的碑文，云：
“夫稗官野史之流，传宇内者，莫不宣扬统治者之丰功伟绩，其为人民一伸积愫，而描写反抗情绪者，殊不多见，有之，惟《水浒传》一书而已。
“《水浒》作者施耐庵先生为苏人。余于癸未春衔命来宰兴化，时国难方殷，倭寇陷境，悉沦敌手，我政府乃于广大农村中坚持焉。
“……余慕先生之才志，盖能寄情物外，其书中一百零八人之忠贞豪迈，英风亮节，洁身于当时腐朽政治，乃今世为一己利禄所趋而出卖民族，腼颜事仇之汉奸，相去悬殊。
“余酷爱《水浒传》之含义深刻，尤慕先生之萃励襟怀，爰重修其庐墓，以为后人风，或不为非乎？”
这篇半文言半白话的碑文，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地揭示了《水浒传》“为人民一伸积愫，描写反抗情绪”的民主性特征，在“国难方殷，倭寇陷境”的时代背景下，以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忠贞豪迈，英风亮节，鞭挞“出卖民族，腼颜事仇”的汉奸走狗。并阐明重修施墓，旨在弘扬“水浒”精神，树立耐庵襟怀，以为后人风范，影响对子孙万代的教育。
毛泽东曾经多次提议将《水浒传》等优秀古典小说的精彩片断编入学校教材，这当然更利于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这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的教育实践中，已经付诸实施，使每个有机会读书的人，都能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把《水浒传》科学地划入“民主文学”的范围，这是毛泽东批判继承优秀文化遗产，使其民主性精华为建设新时期先进文化服务的成功尝试。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其重要价值。
《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
毛泽东发表谈话时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
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123页。
《水浒传》是怎样一部书，它主要写的是什么内容？
有人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有人说，它是农民战争的教科书；有人说，它是市民的心路历程；有人说，它是游民无产者的心史；有人说，它是“天下第一奇书”；有人说，它是现实主义的长篇巨著。当然，还有封建统治者说它是“诲盗”之书。
如果不拘泥于字面，包括后一种说法，都可以在《水浒传》书内找到自己的证据，都不乏立论的基础。当然，分析问题的阶级立场、思想情感和政治态度又当别论。
毛泽东自有看法，那是他把《水浒传》与《金瓶梅》做了认真比较后，就各自的主要倾向做出的结论。1956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工作汇报后，发表谈话时说：
“《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123页）
对《水浒传》这个总体评价，毛泽东对薄一波也谈过：
“《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薄一波：《毛泽东二三事》，《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230页）
这是毛泽东的比较研究：《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因为它反映的是当时的政治情况；《金瓶梅》要当作一部经济书看，因为它反映的是当时的经济情况。《水浒传》的“当时”是北宋末年，《金瓶梅》的“当时”则是明朝末年。毛泽东看问题，着眼主导倾向，着眼大的方面，着眼主要矛盾，说《水浒传》反映政治、《金瓶梅》反映经济，是讲其有代表性的一面。其实，《水浒传》也讲经济，只是情节太少，《金瓶梅》也描写政治，只是不像《水浒传》那样重彩浓墨。总之，毛泽东的解读和概括，抓住了这两本书在题材方面的主要特征，则是毫无疑问的。
先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金瓶梅》所反映的明末经济情况。
《金瓶梅》假借北宋末年为背景，但它所描绘的社会问题、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所反映的经济状况，却有鲜明的晚明时代的特征。《金瓶梅》描写的是明朝嘉庆、万历年间的社会面貌，新兴商人的巧取豪夺，与封建官僚的权钱交易，以及他们腐朽生活方式和丑恶灵魂，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突出特点。
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是一个暴发户式的富商，是新兴市民阶层中的显赫人物，他本是一个破落户，仅开了一家生药铺。但不久，他便暴发，在本地开了典当铺、绸缎铺、绒线铺，贩运倒卖，放高利贷，还是若干房产的主人。他是在晚明社会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的背景下暴发的，他有雄厚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处于萌芽状态下的商人阶层的典型代表。
《金瓶梅》所描写的西门庆的发迹过程，具有封建制度下商业资本步履艰难的典型意义。这至少可以看出两个特点：首先是掠夺性的“原始积累”。西门庆是当地的恶霸、地痞，他用欺诈威逼、大打出手、交通官吏等等无耻手段，巧取豪夺。西门庆的资本主要来自把揽词讼，“说事过钱”；谋利骗取，鲸吞巨额财产；放高利贷，典当获利；收取贿赂，贪赃枉法；兴贩盐引，获取专利；商铺获利，偷税漏税。富孀孟玉楼的财产、结义兄弟花子虚的财产、亲家陈洪的财产等，均先后被他弄到自己手中。他放走杀人犯苗青，还凭空获得三万盐行的财富。这些非正当经营所获得的财产，成为西门庆跻身商业资本家的最初阶梯。其次是商人与封建官僚的紧密勾结。西门庆不惜重金交结权贵，投靠在当朝宰相蔡京门下，目的在取得政治上的庇护和攫取发展自己的商业经济的特权。西门庆借助封建政权铺平自己发展商业资本的道路，他充满自信，有自强进取的精神，体现了早期商人的勃勃雄心。
西门庆在小说中出场时年27岁，死时33岁。在这6年的时间里，他的资本积累成倍翻番。仅就他丧命前向吴月娘交待的就有：缎子铺是5万两银子本钱，两个绒线铺各本银6500两、5000两，李三、黄四欠500两本钱、150两利钱，印子铺占用银2万两，生药铺5000两，徐四铺内欠本利340两。这样粗略一算，共97000多两，而家内存放的大量金银、细软未计在内。在一定程度上说，西门庆的发家史，就是形象的明末商业资本的发展史的缩影。
相形之下，《水浒传》则主要是反映了北宋末年的政治情况。所谓政治云云，其主要内容是北宋社会的上层建筑。北宋封建官僚国家机器的大厦正摇摇欲坠，徽宗、钦宗昏庸无能，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中央政府腐败，卖官鬻爵，贿赂公行，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布国中，役烦赋重，民穷财乏，天下骚然。《水浒传》无情地批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宋徽宗赵佶，无情地批判了封建官僚国家机器各级政府的贪官污吏，无情地批判了封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阶级专政工具的刑狱和军队。
《水浒传》批判皇权自有其深刻的一面（宋江个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另一个问题）。《水浒传》开篇就告诉人们，臣奸官贪是因为皇帝昏庸，所谓“乱自上作”。有徽宗然后有高俅，有高俅然后有王进出走、林冲上山，于是一百单八人联翩而出。由于宋徽宗的“浮浪子弟门风”，擅长“帮闲之事”，所以他必然任人唯亲，近小人而远君子，造成“豺狼在朝，不容龙虎”的局面。徽宗一上台就重用高俅的“圣德”，与高俅一上台就陷害王进、林冲的“政绩”，联系得何等紧密，何等一致。《水浒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宋徽宗和高俅、童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来写的。对这个整体及其罪恶，宋徽宗第一个要负责。小说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宋徽宗的昏庸。童贯征梁山，“片甲只骑无还”，被高俅们以天气炎热水土不服蒙骗过去。可是当蔡京奏道：“另令一帅，再去征伐”时，天子又准奏了，天气忽然又不碍事了，兵士又可以服水土了。高俅全军覆没，本人被俘。回来的报告却是“中途抱病而返”，徽宗竟又被骗过。这说明这位“明君”太容易被骗了。童贯、高俅先后两次战败之罪，两次欺君之罪，加上第一次招安宋江时偷换御酒，第二次招安时故意读破句读，这些罪行被揭露出来，皇帝的处理却是“姑免这次，再犯不饶”。而后来童、高等人又一犯再犯，仍然没有“不饶”。宋徽宗对高俅们是这样的姑息养奸，而对一些正直的忠心耿耿的好官却是另一种政策。谏议大夫赵鼎、御史大夫崔靖提了一个招安的建议，一个被他削职为民，一个交大理寺问罪。亲疏好恶何等明显。小说所以这样写，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天下大乱，皇帝有责。在施耐庵的笔下，宋徽宗完全成了小人们手里的傀儡。《水浒传》对宋徽宗持批判态度，连金圣叹也看出来了，他批道：“作者于道君皇帝每有微辞焉！”
《水浒传》所描写的北宋末年的刑狱状况更是骇人听闻。宋徽宗时期，冤案重重，《水浒传》写了几十桩冤狱。水浒英雄大都是从监狱走上梁山的。北宋的“法律”是极其残酷的。单是“刺配”的法令就有几百条之多，动辄被杖脊刺配。《水浒传》多次写到，所谓“太祖武德皇帝留下旧制”，“新配军，须吃一百杀威棒”。有多少拿不出“寄下”钱的人，在杀威棒下丧生。囚犯被打死“只似打杀一个苍蝇”。《水浒传》揭露了牢狱中草菅人命、滥施酷刑的黑幕。第九回写林冲含冤刺配沧州。到了沧州牢里，一个囚犯对他说：“此间管营、差拨，十分害人，只是要诈骗财物。若有人情钱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牢狱中的酷刑和各种折磨手段，更是令人发指。孟州牢城的囚徒对武松说：“他到晚，把两碗干黄仓米饭，和些臭鲞鱼来与你吃了，趁饱带你去土牢里去，把索子捆翻着，着一床干蒿草把你卷了，塞住了你的七窍，颠倒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性命。这个唤做盆吊。”“再有一样，也是把你来捆了，却把一个布袋，盛一袋黄沙，将来压在你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这个唤土布袋压杀。”黑暗的司法状况显示着北宋社会的暗无天日。
至于北宋的军队，纪律废弛，将拙兵愚，毫无战斗力可言。出来“剿盗”的官军是“于路上纵容军士，尽去村中纵横掳掠，黎民受害，非止一端”。从州县地方武装，到中央大军，没有一次征剿是胜利的；带兵的将军，不是兵败身亡，就是投向义军。朝廷派出的将领级别越高，失败得越惨重，童贯落荒而逃，高俅当了俘虏。
当然，说到《水浒传》是反映北宋末年“政治情况”的，最多的内容则是它表现了广大受压迫者的反抗斗争，这在本书的许多篇章都有论列，此不赘述。
总之，《水浒传》像一面镜子，它里面是北宋末年社会政治情况的清晰图像，它显示了这个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的趋势。毛泽东在听了工作汇报时，强调《水浒传》与《金瓶梅》这两本书“不可不读”，正在于前者较多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上层建筑，后者较多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经济基础，二者合璧，则是对封建社会的整体把握，全面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