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金圣叹也并不一味地视《水浒传》为“闲书”，在点评时于很多地方直言其为“愤书”。他的思想是矛盾的。说是“闲书”，也有躲避文字狱的原因，并非他的思想浅薄，识见平庸。他不可能看不出《水浒传》是一部愤世嫉俗的书，比如他在《水浒传》楔子的总评中开篇明义地说：
哀哉乎！此书既成，而命之曰《水浒》也。是一百八人者，为有其人乎？为无其人乎？诚有其人也，即何心而至于水浒也？为无其人也，则是为此书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设言一百八人，而又远托之于水涯。
金圣叹点评《水浒传》，虽然有书生意气，不通世故，自相矛盾的地方，但从总体上看，“发愤著书”也是他终生追求的胸襟抱负。他以自己心中的冤苦，理解了《水浒传》作者胸中的一段大冤苦。真正“饱暖无事，又值心闲”的人，做风花雪月的文章还可以，写出“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甚至“诲盗”的长篇巨制则是不可能的事。
在创作论上，毛泽东是承认司马迁以来的“发愤著书”说的，这是文艺创作的一个优良传统。施耐庵因为“有一肚子火气”才创作出具有深刻人民性的不朽杰作《水浒传》。毛泽东的话简洁，却道出了一条文艺创作的规律。
细读毛泽东这个谈话的语气，有不提倡稿费（版税）制的意思，这是否1958年刮“共产风”的余韵，大概有一点。实践已经证明这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繁荣文艺创作的政策，今天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新闻出版界早已恢复了稿费（版税）制度。但毛泽东指出施耐庵“因为有一肚子火气”才创作《水浒传》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科学见解。它正确地深刻地揭示了作者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环境，与《水浒传》是“民主文学”的结论，有其内在的相辅相成的联系。
施耐庵的“民主文学”
毛泽东给施耐庵的《水浒传》定位为“民主文学”，充分肯定了它的民主性一面。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该提到他们。”
（《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4版，第116页）
毛泽东给予《水浒传》很高的地位，《水浒传》与这种地位是相称的。
毛泽东曾经多次讲到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07—708页）
这里说的“古代文化”，是包括像《水浒传》这样的古代文学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水浒传》有较多的“民主性精华”。金圣叹在点评《水浒传》时，说过这部书“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山林”（《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水浒传〉评点·序二》）。这是他站在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上对这部小说的总体评价。应该说，金圣叹客观上正好道出了《水浒传》对封建统治阶级政权的仇视和对农民起义事业的赞美这个实质性的态度。《水浒传》在故事展开、人物塑造和环境渲染上，基本上是把大义和正气归于梁山义军，把腐败和罪恶归于朝廷；把美德懿行英雄壮举归于绿林豪杰，把恶品劣迹归于贪官污吏；把胜利归于处于弱小的造反队伍，把失败归于貌似强大的官军。《水浒传》以热烈的笔调，带倾向性的感情，正面描绘了农民阶级为反抗残酷的封建压迫所进行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的画卷，歌颂了农民阶级杰出人物、代表人物的大智大勇，充分显示了农民阶级“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第一回），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前进的雄伟力量。有人说《水浒传》“是农民革命的史诗”，确如其言。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就歌颂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斗争而言，还没有哪部作品能与《水浒传》相媲美，说其是绝无仅有的，也并不过分。
毛泽东认定施耐庵的《水浒传》是“民主文学”。封建性和民主性都属于历史的政治的范畴。剔除封建性糟粕，吸取民主性精华，这是从思想内容方面批判继承文化遗产。要进一步理解毛泽东关于《水浒传》是“民主文学”的论断，读一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致周扬的一封信，大有裨益。
1939年11月，时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的周扬，撰写了《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其中提到“老中国”问题。毛泽东审阅修改时，于11月7日给周扬写信就“老中国”问题谈到农民的“民主主义的一面”，对我们理解《水浒传》是“民主文学”很有帮助。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其中关于“老中国”一点，我觉得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虑一番。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259—260页）
毛泽东谈的是抗战时期中国农民的情况，亦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下的中国农民的情况。毛泽东不同意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的观点。他认为就政治因素、文化因素来说，农村也是新的，因为“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得出结论说：“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也就是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中国农民的基本方面、主流方面、本质方面是民主主义的，是革命的。尽管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式、风俗习惯还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可这只是农民的一面，亦即次要的、支流的、非本质的一面。毛泽东的这个结论，在空间上适用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领域；在时间上，则适用于现在和“过去”。
因为是谈文学对旧形式的利用问题，毛泽东举了鲁迅的例子。鲁迅在《阿Q正传》等小说中，表现辛亥革命时期的乡村农民，着重其受封建思想毒害的黑暗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富于革命精神、民主精神的一面。鲁迅之所以会这样，毛泽东指出的原因是其“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很明显，毛泽东认为鲁迅虽然创造了不觉悟的农民阿Q这样不朽的艺术典型，有利于解剖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中国国民落后的劣根性，但他没有着重表现农民的革命性和民主性的一面，这不能不是一种缺憾！
宋元时代的农民反抗运动和近代民族救亡中的农民反日斗争，是不同时代不同政治内容的农民斗争；《阿Q正传》和《水浒传》所塑造的艺术典型，是两个不同社会阶段的农民形象。但是，封建社会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农民以及农民的革命斗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后者是前者的直接延续和发展。农民身上民主性的一面，在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的内容上，是有相似性、甚至某些一致性的。作为“民主文学”的《水浒传》，虽然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封建性的糟粕，斗争着革命着的农民身上也有浓厚的封建意识，但它较集中较强烈较突出地表达了中世纪农民的民主性和革命性要求，较之其他文学作品，完全有理由说它是“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它大胆、明确地肯定梁山起义事业，如“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农夫背上添心号，渔夫舟中插认旗”；它尖锐地批判封建社会，赞扬“逼上梁山”的造反精神，如杨志被高俅逐出殿帅府时，作者写道：“花石纲原没纪纲，奸邪到底困忠良。早知廊庙当权重，不若山林聚义长。”再如吴用等人议取生辰纲时，又写道“只因不义金珠去，致使群雄聚义来”；它热烈歌颂梁山好汉的正义正气，像颂扬李逵的“梁山泊里无奸佞，忠义堂前有诤臣。留得李逵双斧在，世间直气尚能伸”。颂扬鲁智深的“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等等。一部《水浒传》，封建时代的反动官僚、御用文人极力诋毁其“诲盗”，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学者视其为“人民宣言书”，革命的无产阶级更认定它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其实，这是从相反的两极承认了《水浒传》是“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
毛泽东考察中国教育史，体现了一种大教育观的视野。教育，不止在课堂上和教材里。历史上那些没有教育专著、也不是教育家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以及革命家，其文化遗产中有人民性的一面，也都曾经影响到对人民的教育。毫无疑问，《水浒传》流传几百年以来，曾经产生这样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只要粗线条地考察一下它对中世纪以来封建社会的农民运动、上个世纪初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的巨大影响，就会清晰地看到它在思想启蒙、精神熏陶和经验提供等方面，对不同历史时代的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
《水浒传》影响到明清两朝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水浒传》产生于元末明初，它描绘的是绿林英雄好汉的反抗壮举和造反精神，一百单八将深受封建时代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的喜爱。所以它对蒙受苦难的老百姓具有启发他们揭竿而起造反上山的作用。明清两代，多少次农民斗争和农民起义，都受到了《水浒传》革命造反精神的熏陶和影响。
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安徽刘汝国在太湖宿松地区举义，自称济贫王，铸铜印“替天大元帅”，投奔他的饥民有数万人之多。他们多次击败官兵，明政府去招降，刘汝国回信说：“豪家不法，吾取其财以济贫，此替天行道，而违之是逆天也。”公开接过梁山泊好汉“替天行道”的大旗。（《后鉴录》）
万历末年，山东白莲教头领徐鸿儒搞秘密组织活动二十余年。查继佐《罪惟录》说他是“误信梁山泊演义故事”，“巢于梁家楼，直欲亲见梁山泊故事”。徐鸿儒后在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起义，部众有十几万，攻破郓城、邹县、滕县、峄山，切断漕运粮道，在山东的影响比当年宋江一伙还大。
崇祯年间，李青山为首的起义军在梁山泊啸聚。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上书道：“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东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郓城梁山一带起。臣往来舟过其下数矣。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士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作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左懋第对《水浒传》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尤其对起义绿林从中汲取营养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在他看来，《水浒传》无疑是农民起义者的实用教科书。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从《水浒传》中学到的东西更多。刘銮《五石瓠·水浒小说之为祸》中言之凿凿地说：“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李自成在进攻开封时，将自己闯将称号改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这分明是梁山泊的两句口号“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的结合。
清代的农民起义领袖也同样喜欢从《水浒传》中吸取造反思想和经验教训。咸丰初活跃在四川的斋教，总头领万云龙将自己在峨眉山的居所名为“忠义堂”。太平天国起义军用红巾包头，四周用“合和同”或“忠义堂”三字戳记印之。这些都可看出《水浒传》的影响。受曾国藩之命探听太平天国起义军军情的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说：“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与曾国藩齐名的湘军首领胡林翼则直接说：草泽英雄的“奇谋秘策”，“全以《水浒传》为师资”（夏曾佑：《庄谐杂录·卷二》）。
正因为《水浒传》对农民革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教育作用，所以明清两朝统治者便利用国家机器竭力阻止《水浒传》的传播。明崇祯十五年六月颁布的“严禁《水浒传》令”，规定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及原版，速令尽行烧毁，不许隐匿。到了清代，统治者更是屡次颁布禁令，甚至连水浒戏也被禁演，他们为《水浒传》扣上了“聚党逞凶”，“流毒甚深”等种种罪名，规定凡刊刻、出售、阅读《水浒传》者，一律严惩不贷。统治者如此仇视，从反面说明了《水浒传》之深入民心，这也是《水浒传》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
《水浒传》影响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毛泽东将施耐庵等人的“民主文学”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相提并论，是有道理的。因为二者有一定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就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相继提出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当此之时，中国内忧外患，万方多难，有志之士奔走呼号，采取各种手段鼓吹革命，也重视小说的教育激励作用，其中就包括重新诠释《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思想主旨，赋予革命色彩，成为他们鼓吹民权、革命、自由、平等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