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垂史册的殷墟发掘
在1998年10月于安阳召开的殷墟发掘70周年国际学术纪念会上，来自美、德、日、俄、加拿大和海峡两岸的130多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同纪念发生在70年前的世界文明史上的这一盛事。
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在贺信中说：安阳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70年前开始的殷墟发掘，是我国学术机构第一次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世纪初的中国史坛，疑古之风盛行一时。不要说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就是已有记载的上古社会的夏商周也有人站出来否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中央研究院一成立，第一件事，就是殷墟发掘了。史语所派董作宾先到安阳走一趟，基本上摸清了小屯的情况。虽然经历了近30年的盗掘，殷墟的甲骨文不但没有挖完，可能还有一些大的墓葬等仍待发掘。加之宋时起安阳一带就有青铜器流传于民间，以至吸引了不少的古董商。当初，甲骨文的发现与认定，不就也有古董商的参与吗？
其实，在本世纪初叶，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已经在西方展开。他们的田野考古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的田野工作者散布于世界各地。西方列强看中了中国这块肥肉，纷纷向中国伸出了魔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了，近代的考古学已为他们所接受，1916年，中国出现了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所”，农商部奉政府之命在北京组织了这个机构，他的带头人就是在英国受过教育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他们曾经进行了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的发掘与研究。
1928年5月，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务长的傅斯年出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所长。傅斯年对中国古籍造诣颇深，他曾经到英国、德国学习。入主史语所后，他立即想起了当时中国流行的一个口号，那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1928年10月，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建所伊始，就派董作宾到安阳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董作宾当时30岁刚出头，是五四运动天然的追随者。派他到河南安阳进行调查，一个他是河南人，再者，他头脑灵活。听了董作宾从安阳返回所作的汇报，傅斯年立即决定，马上着手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为了保证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蔡元培致函当时驻军河南的冯玉祥总司令，请他派安阳的驻军对发掘现场加以保护。受命担任第一次殷墟发掘的组织者，就是先期来安考察的董作宾。
1928年10月7日，董作宾来到安阳。他立即赶往设在鼓楼以南东大街的县政府。谈了情况，县长陈信表示赞同，马上以县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并从县民团里派了十几个人，驻进小屯村加以保护。那时的安阳，社会极不安宁。不仅土匪猖獗，还不时听到绑票之案。县民团派来的官兵，日夜警戒，不敢怠慢。1928年10月13日，这一天对于安阳、对于中国考古界、对于中国考古学史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
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近代考古挖开了第一锨。这次发掘一共进行了17天，到10月30日正式结束。他们选择了三个发掘地点：两个在小屯村东北洹河西岸的农田里，还有一处在村中。
第一次发掘获得甲骨800多片，其中500多片是龟版。还有一批陶器、骨器、石器、玉器、铜器，以及1000多片没有字的骨头。他们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人崛起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同时，首次殷墟发掘还证明了一点：殷墟，这一上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地下宝库只是刚刚揭开它神秘面纱的一个小角儿，它预示着将有一系列价值连城的国之瑰宝获得新生。殷墟发掘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中国考古工作者，他们决心为之奉献毕生的精力。
仅仅隔了一个月，李济加盟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组长。由他主持发掘，李济理所当然地邀请已经熟悉情况的董作宾一同再次来安阳，董作宾欣然前往。实际上，当李济第一次看到董作宾所写的报告时，他就已经断定，小屯明显的是商代的最后一个首都。
李济，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来官费到美国攻读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1920年进人著名的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获博士学位。李济回国后先后到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人类学和考古学。从1928年进入研究院史语所，其后的51年里，他就与殷墟的发掘和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经主持了殷墟第2、3、4、6、7次发掘。
多年来，李济反复对青年考古工作者和他的学生讲述老一辈科学家所乐道的一个找网球的故事：一个网球掉到一大片茂密的草地里去了，又不知球是从哪个方向进去的，你怎么去找？不同观点的人采取不同的方法。其中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把草地划分成许多行，从一边开始，由这一头走向那一头，逐行地按部就班地去找。这是最科学、最简便的找法，李济是1928年11月到任史语所的。12月1日，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开封。在那儿，他见到了主持第一次殷墟发掘的董作宾，商定第二次发掘的计划。1929年3月，李济把办事处没在了袁世凯曾经隐居的洹上村。3月7日，第二次发掘再次开锣。
1929年10月7日，李济率考古团再次来到安阳殷墟开始第三次发掘，他们已经摸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10月21日，风云突变。河南省博物馆馆长何日章匆匆自开封赶来，说是奉了上头的使命，要进行殷墟发掘的。原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团为了进一步研究，曾将部分所挖的古物运出了河南。10月8日，《河南教育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安阳龟骨文字将自动发掘，中央研究院不遵协定潜运出境，何日章呈请自掘已有眉目”的消息。消息说：原先商定好所发掘的古物暂存安阳中学。“近据安阳中学校长报告，谓彼等竟将掘出器物潜运出省，并中研所特派员仍拟于本期十月赴安继续开掘。……”何日章来势汹汹，大有阻止发掘进行的意思。小屯发掘工地上，气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何日章的手下人告诉董作宾说：“你们赶快收摊儿回家，这是河南的地盘儿，你们外省人怎么能到这儿来挖宝呢？”
董作宾义正词严地说：“我们是中央研究院派来的，任何人不得乱来！”“中央研究院？谁代表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已经给冯玉祥将军写了信，让部队保护我们呢！”“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小屯在我们河南境内。我还知道河南督军韩复渠有令，要挖宝，我们自己来！”
董作宾一行挡也挡不住，眼看就要兵刃相见。这一下可是惊动了安阳县长。这县长一看情况不妙，一句话也不敢说。只得站在双方之间，左说右劝，不敢偏袒。史语所董作宾一行仗着有中央研究院作后盾，加之对殷墟考古负责的精神，自然是一步也不相让。何日章依仗自己是地头蛇，又有韩复渠的手令，也是越说越上劲。当时，董作宾住在十一中学里，何日章也带人住进了十一中学。争执的双方相持不下，只好各自给上司发了电报，争取支持。
第二天，李济与董作宾匆匆赶回北京，紧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呈请国民政府，并奉主席的命令，打电报给河南省政府，请他们继续保护中央研究院的发掘工作。并让何日章无条件地停止发掘，以免造成破坏。后来，双方终于在达成了几条协议之后，平息了矛盾。11月15日，发掘工作才走向正轨。
说到安阳殷墟发掘，还有一个必须提及的人物，那就是梁启超之次子梁思永。梁思永1904年出生于广东新会。梁思永青年时期就发奋努力学习，1923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预科班。1930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学专业毕业，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他曾经主持过殷墟第10、11、12、14次发掘。
就在1928年10月，前中央研究院开始殷墟发掘以后，小屯以及周围的盗掘者，仍然蠢蠢思动，偷偷摸摸地在自家院里甚至屋里“挖宝”。他们之中一些人，勾结地痞、流氓和大烟鬼、官绅，竟大明大放地干起来。掌管洹水两岸大权的北区区长，竟然成了盗掘古物的“领袖”人物。古董商投其所好，买通了他，就可以坐地分赃。可见当时的外部环境是多么的恶劣。1933年，侯家庄有人挖出了大量的青铜器，据说有几件青铜器体积很大，而且一出土，就被古董商秘密买走了。虽然，这个暴发户守口如瓶，但还是走漏了消息。不仅附近三里五村妇孺皆知，就连安阳城里也传得沸沸扬扬。此时，第10次殷墟发掘正在筹备中。当梁思永听到青铜时代的墓葬被盗的事以后，深知墓葬就在侯家庄附近，决定采取果断措施，集中力量，在这一带寻找大墓。
刚刚走出北京大学校门的胡厚宣先生和他的几位年轻的同伴，协助梁思永进行了这次发掘。果然，他们成功地找到了墓地的位置——侯家庄西北的一处土冈，当地人叫它西北冈。在西北冈进行的三次发掘中，一共揭开了1267个墓葬，其中1232个为商代墓葬。1000多个商代墓葬中，有10个墓地下建筑规模宏大。在侯家庄的发掘中，出土了一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石刻。这些石刻中有人、龟、蛙、虎头、鹰头以及两面兽等。这些精致的石刻不仅造型奇特，而且线条流畅。
与之相比，中国后世的那些石刻会显得黯然失色。最有意义的是，在这些3000多年前的商代的石刻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就连当今现代派所崇拜的毕加索风格，也似乎能从中体味出来。
从1928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安阳殷墟一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历时10年，获得巨大的成功。它所获得的成就，表现出了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深邃的学识智慧、坚韧不拔的毅力、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宏伟的气魄。如果细分一下的话，殷墟发掘还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28年至1934年为第一阶段，进行了9次发掘；1934年至1935年为第二阶段，进行了3次发掘；1936年至1937年，进行了3次发掘。15次发掘，总的面积达到了46000平方米。发掘了宫殿区、王陵区，以及后岗等11个地点。
当时的中国真可谓是千疮百孔。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占了我国东北。这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他们还觊觎着我国的广袤的领土。史语所的学者们，个个都是热血青年，一想到日本鬼子的罪孽，就都摩拳擦掌，恨不能赶赴东北，与之决一死战。李济所长常常说：我们时常扪心自问，我们这种工作，在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是否是一种浪费？我们并不懊悔我们职业选择的荒唐，但那放下铲子扛枪赴前敌去打仗的冲动是完不了的，并且是很强烈的。他想起了英国的埃及学家裴居离爵士。
当年，在欧洲战争期间，裴居离爵士也正在考古工作的现场，他也曾想拿起枪，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然而，裴居离爵士的志愿始终没有具体化。李济说，现在我们既然还没有机会表达我们的这种志愿，那么，就只有继续我们原来的工作了，1931年11月7日，在日寇浸华的阴霾之中，第5次殷墟发掘又开始了。这次发掘之后，国难更加沉重。8月13日，日本的军舰以重炮向上海闸北猛轰，海军陆战队也趁势从江湾进攻，鬼子的军队也由1万人左右，猛增到20余万。300多门大炮、200多辆战车，以及飞机、军舰，形成了对上海的全面攻势，11月12日，上海陷落。日军进入上海市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连著名的东方文化图书馆也难于幸免，成了他们摧残的目标。无时不在关心着殷墟发掘的蔡元培院长心情十分沉重，他提笔写下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字幅，让人送到了安阳考古发掘的现场，挂到了他们住室的墙上。每当又传来什么不好的消息，他们就看看蔡院长的这幅题字，互相勉励，第6次发掘出土的陶器非常多，不仅有大量的陶片，接近完整的陶罐也不少，拼对到一起的就有差不多百十件。前前后后往史语所运了300多箱。
1934年的春天，安阳殷墟开始了第9次发掘。由于当地土匪与古董商的勾结，私人盗掘越来越严重。私人盗掘，其实就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挖宝”。他们偷偷摸摸地挖开一个坑，只管找甲骨片和青铜器。至于什么夯土、瓦片之类与考古有关的线索，盗掘者根本不管他三七二十一，统统破坏掉了。有时候，瞎猫碰到了死老鼠，盗掘者也会发现大宗的甲骨。所以，这次发掘一开始，就再次向当地的老百姓宣布：政府严格制止私挖甲骨……侯家庄有一个老户人家叫侯新文的，看到别人在自家地里刨出了铜器和玉器，换回了白花花的大洋，他也想试试运气。当时小屯有这样一句话：遍地是黄金，单等有福人。
侯新文邀集了几个人，就在自家的亩把子地里刨起来。几个人挖了一整天，那块地里左一个坑，右一个坑的，眼看着好端瑞的耕地成了蛤蟆窝，侯新文心里别提有多着急。他一着急，请来的帮工的也一个个地败了兴，不一会儿，就作鸟兽散了。侯新文无精打采地从一个大坑里爬出来，蒙朦胧胧地，他突然看见暮色苍茫中好象有一堆甲骨！爬近一看，只是一些碎片而已。一天的工夫，就发现了这么一点点，他立即脱下自己的衣服，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捡了回来。入夜，在昏暗的油灯下，他一片片地清理着所得的甲骨碎片。甲骨上的字很小，油灯又暗，他生怕漏掉一片有字的甲骨。侯新文以前听别人说过。凡是有“火号”的骨头，就会有字。他就着意地从甲骨背面找那些“火号”。所谓“火号”，就是当时占卜时在甲骨背面钻下的小坑坑。一片片清，一片片洗，他果然找到了几块刻字的甲骨。
1928年殷墟发掘开始以后，真正刻字的甲骨在古董店里几乎断档了。古董店里稍微像样的甲骨片，大都是蓝葆光私下刻的。侯新文偷偷到了古董店，找到肆主王嘉瑞，想讨个好价钱。谁知他是狮子大张口，简直要出了天价！要归要，给归给。王嘉瑞执意不给，终于没能达成一致。
3月29日，有知情者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主持发掘的董作宾先生。董作宾得知消息，怕一下拿不准，就假扮一个古董商，到了侯新文的家里。侯新文一看是古董商上门来了，这下可以卖个好价钱了。董作宾假作不识货的样子，说是先取一块样子辨辨真伪。碰巧的是，正好徐旭生先生路过安阳，他们认真一辨识，断定这是商代晚期的文字。特别的是，这些甲骨又是从洹河以北发现的，这里已经远离了小屯村，尤为显得有价值。
4月2日，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一大早，后冈那边的工作人员和保安队都来到小屯集合。这时候，请来了保长和侯新文。说明情况之后，侯新文看看已没有回旋的余地，也只好交出了他盗掘所得的甲骨。一经清点，这些甲骨一共有31块，其中有字的26块。由于侯新文的积极配合，当即由考古组付给了他一些现钱，以示表彰。当天下午，考古组的工作人员又找到了侯新文挖的那个大坑。在清理大坑时，又发现了6块粘在一起的龟腹甲和一块龟背甲。
1936年3月18日开始的第13次发掘，是由郭宝钧先生主持的。这次发掘发现了著名的H127灰坑。现在，在安阳殷墟所在地建成的殷墟博物苑内，还保留着H127灰坑的遗址。
一直到1937年的6月19日，第15次殷墟发掘结束。一方面安阳马上就要进人雨季了，另一方面，18天以后，日军便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殷墟发掘被迫停止。
殷墟的15次发掘，共出土殷商甲骨24918片，青铜器数以万计，以及大量的祭祀、劳动、生活用品和工具。先后有40多位著名的学者参加了发掘工作，他们一边发掘，一边研究，成为我国甲骨学研究的又一代奠基者。10年辛勤工作，他们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布：安阳殷墟，就是商代的最后一个稳定的都城，8代12王在此建都，直至商代灭亡。
甲骨文的发现、殷墟的发掘与研究，把我国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70多年的殷墟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各类居址、墓葬，以及有关生产、生活的遗迹，出土了数以万计的丰富多采的文物，使我们对殷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环境等各方面有了具体的了解，对研究殷代社会史及中国古代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二、神秘的大铁箱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殷墟发掘被迫停了下来。此后，华北沦陷，安阳也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人民饱受蹂躏，国宝难以保全。
随着战争的炮火，鬼子的文化侵略接踵而至。当时，日本成立了所谓的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专门在河南搞考古发掘，大肆掠夺中国的宝物。1938年春天，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组织了北支学术调查团，由大山柏率领来到安阳私自进行“考古”。这一年的秋天，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也有人来安阳侯家庄“考察”。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教研室等一看有利可图，也纷纷效法，前后跟着来到安阳，争相下手，试图一夜之间把中国的国宝抢掠净尽。因为早年有不少日本人研究甲骨，鬼子也就知道了甲骨的价值。战场上不知是死是活，谁不想捞一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胜利的消息传来，中国的甲骨学家们无不奔走相告。他们希望早一天回到安阳，继续对殷墟进行发掘研究。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工厂，一方面掠夺中国的原料，另一方面，他们强迫中国劳工无偿地为他们作苦工。
渤海之滨的大连就有家远东榨油厂，是一家日本人开的企业。日本天皇一宣布无条件投降，工厂里的小日本个个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一心想着早日回国，树倒猢狲散，没有几天，厂里的鬼子就跑得差不多了，只留下几个技术人员等着共产党八路军来接收。
1945年9月，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胶东区委委派一批干部到大连去受降。十几位同志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榨油厂。小日本这时早已没有往日的威风，一个个垂着摘袋规规矩矩地接受处置。手续刚刚办完，鬼子就悄悄地“失踪”了，只留下一个曾经留学德国的装聋作哑的“工程师”。这个“工程师”不会讲中国话，日本话也很少听他说。一天到晚地，问他点什么事，他就用手比画比画。这个神秘的“工程师”一直延宕了数月而不去。负责接受榨油厂的田砚同志看他老实，也就没有把他当成一回什么事。
一天晚上，田砚出去小解，突然看见一个人影在黑暗中一晃就不见了。这时是战争年代，他警惕性很高，马上悄悄地追了上去。三窜两跳地，人影不见了。田砚在人影消失的地方转了一圈，他知道，这一片儿，就住着那个日本“哑巴”一个人。
一连几天，田砚部关注着那个日本鬼子，竟然又什么动静也没有了。已经是秋天了，树上的叶子开始落了，这段日子，那个日本“哑巴”又显得勤快起来。天一放亮，他就起床，抱一把大扫帚，总是把地扫得干干净净的。按照田砚同志的部署，战士小高一直悄悄地盯着这个不跟别人一起逃跑的小鬼子。小鬼子扫完地，小高照例去汇报：田砚同志，一切正常！田砚同志说：“小高，你一定盯住他，这几天我看他气色好象不对。怎么老是围着院里那个大铁箱子转！”
院里的大铁箱子？对，我也看见他好几次。小高想了想问道：是不是这大铁箱子有鬼呢！后来，又有几位同志汇报说，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田砚与大伙儿一分析，决定打开大铁箱子，弄个水落石出！仔细端详，他们这才发现，院里这个大铁箱子好生奇怪：这个箱子没有门，当然也就没有锁。整个箱子用铁皮焊了个结结实实……这箱子里到底装了点什么呢？
为什么那个小鬼子一直舍不得走？李政委找来人，大家一起琢磨：这箱子能开吗？里面是不是炸弹哪！田砚同志决定：撬开这个箱子！他让大家呆得远远的，自己一个人动手。他小心翼翼地用工具从箱子的一角上打开缺口，一点一点，终于撬开了这只神秘的大铁箱。
箱子一打开，真相大白了！原来，箱子里装的是大小楠木盒子70多个，布盒子十几个。打开盒子，里面竟是1270多片刻字甲骨！
秘密揭开了，那个神秘的日本人也再也不见了。
原来，这箱子甲骨片最早为罗振玉所藏。东北最初光复时，社会秩序尚未恢复，罗振玉家的书物均遭破坏。收藏甲骨的原柜原盒散乱以后，原柜被破坏掉了，原盒损失，原盒装嵌的甲骨，也造成不少残缺。日本侵略者得手后，自然是喜不自胜，下令要严加保护。为了不显眼，就把这批甲骨运到远东榨油厂暂存。他们连夜焊了个大铁箱子，把甲骨封死在里面，以图掩人耳目。谁知道，还没有来得及运走，就赶上了日本人投降。知道底细的那个小鬼子一直在想方设法，试图把宝物搞走。直到秘密揭开，他才死心塌地“不辞而别”地滚蛋了。日本侵华期间，不知从大连装船运走了多少金石文物！
胶东行署得知这些甲骨的价值后，立即作了周密安排，上级秘密派船把这批甲骨转到了山东栖霞革命根据地。一路上田砚他们小心翼翼，圆满完成了任务。
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国又一次地陷入了内战之中。这一年，山东解放区遭到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为了这批国宝的安全，****胶东区党委特地抽调了几百名民兵，连夜将甲骨又转移到了海阳，后又转移到莱阳……几经战斗的洗礼，这批甲骨完好无损，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终于保住了。50年代，经过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鉴定，发现这批甲骨正是下落不明的罗振玉旧藏甲骨。
现在，这批甲骨就收藏在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省博物馆所藏甲骨如下：
罗振玉旧藏1315片
明义士旧藏3668片
博物馆旧藏140片
馆旧藏小片50片
馆旧藏碎片25片
山东文管会旧藏70片
山东图书馆旧藏9片
齐鲁大学移交65片
广智院柏根氏旧藏74片
广智院旧藏碎片52片
三、中国最早的档案库
提到档案，读者大概都不会陌生。任何一家机关、学校、工矿都离不开档案。除了人事档案外，还有技术档案、个人档案等等。档案以其对当时事物准确的记载，而极具参考价值。
这一点，3000多年以前的商代人就已经懂得了。
在安阳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传来一个最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标号为H127的灰坑中，发现了整整的一窖甲骨片，总量高达17096片！
第13次殷墟发掘是从1936年3月18日开始的。他们过去的发掘，都是由点到线，最后到面。这次，他们采用了最科学的“平翻”的办法，因而收获巨大，先后在小屯村的北边发现了一些商代的房屋建筑基址等。时间已到了6月份，安阳的天气突然热了起来。虽是中原地带，安阳的春、秋两季部很短。刚刚换上的春装已显得过时了，到6月12日，发掘已经进行了87天。他们准备结束这次发掘，等天气凉下来再接着干。就在打扫“战场”时，从未遭到破坏的完整的一坑甲骨被清理出来了！这个编号为“H127”的甲骨坑坑口距地面1.7米，坑底距地面有6米深。满坑甲骨之上，有一架卷曲的人骨趴在龟甲之上。不言而喻，这个殷墟发掘以来发现的最大的一坑甲骨，就是商代的一处档案库。而趴在甲骨上的人骨架，就是档案管理员！大概是表现他的敬业精神吧，他竟然以自己的身躯证明了“誓与档案同在”的决心。
主持那次发掘的是王湘先生。据参加发掘的石璋如先生记述：“我们是5时半收工的，在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内，不过半平方公尺的土中，出了3670块龟版。我们为这个坑搁置了一日的工作，预于次日，竭竟日之力把它肃清，谁知事实比我们想象得更奇……”
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小小的安阳城！文人学士奔走相告，不少人都想一睹为快，考古工地只搭了两个简易棚子，为了安全，他们紧急求援，民团调来了一个排的兵力，日夜守候。情况汇报到史语所，大家都很振奋，七嘴八舌地出主意。
按照过去的做法，这坑甲骨只能原地清理，眼下，坑中的甲骨层还有1米多厚，这要花费多长时间才有可能干完呢？不仅天气不帮忙，恐怕连基本的安全也没有保障。于是，有人提出一个貌似“荒唐”的办法：把这坑甲骨“搬”到南京，放到屋里，一点一点细细地“发掘”。
这主意貌似“荒唐”，然而，一时间又没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就这么办！他们请人连夜做了一只没有底的大木箱，把那坑甲骨周围的土清理出去，用了四天时间，小心翼翼地把无底的大木箱套到仍然粘结在一起的甲骨上，一直到这坑甲骨的底部。然后，他们又封住了木箱的底和盖子。这可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大的最值钱的宝贝箱子啦，装了甲骨的这只木箱重量竟达5吨！
5吨重的大木箱怎么往车站运呢？这儿离火车站还有五六里地呢。他们请来了当地的老百姓，让他们帮着想办法。一看这个庞然大物，大家都发了愁。一位老农磕了磕烟袋说：我倒知道有个人，那在彰德府是出了名的！大家的目光都盯住了他。老农说；安阳人婚丧嫁娶的，都是用的轿子。特别是丧事，一个棺材要二三十条大汉才能抬得动。彰德府最有名的杠房就数“李杠头”，除他没二家！
“李杠头”来了，他围着大木箱转了一圈，说：“我看，这物件沉得很，咱们这么着，用上他64个人，架上杠子，硬捧硬地抬，我就不信挪不走它！”“李杠头”胸有成竹地把大木箱捆绑好，把杠房的家什全都用上了，活脱脱就像一只大棺材。杠房请来了64个棒小伙儿，只听“李杠头”一声吆喝“起！”随即又是“卡嚓”一声，大木箱纹丝没动，木杠倒折了个七七八八！
没法子了，那时根本没有起重机之类的设备。郭宝钧先生发动参加发掘的农民想办法。农民们说，杠房的杠子又是干，又是细了点儿。咱农村盖房用的檩条都是榆木的，又粗又有绵性儿。如果用檩条怎么样？郭宝钧先生采纳了这个意见。就这样，他们从村上借来了檩条，再一次绑好了架子，请来了48个身强力壮的汉子，肩头一搭，一声“走！”大木箱离地了！
走走歇歇，歇歇走走，折腾了两天，终于把这个庞然大物抬轿子一般地弄到了火车站。正值7月，木箱到了火车站，又遇上了几天瓢泼大雨。7月4日，天才放晴，大木箱子装车起运。
又折腾了8天时间，火车载着这个从来没有载过的最大的“邮包”，停到了南京下关车站。如此这般，大木箱运到了前中央研究院，放到了图书馆楼下的大厅里，大家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据当年承担室内发掘任务的著名的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回忆，结成整块的H127坑甲骨搬进室内以后，由董作宾先生负责，胡老带着几名技工作“室内发掘”，剔剥、绘图、清洗，一片片地拼合编号。在南京，他们避开了时局的干扰，又避开了气候的不利条件，小心翼翼地一层层地清理起来，一共“发掘”了8个月，说到这里，胡老不乏幽默地讲述着当年的故事：一听说如此惊世的国宝运到了南京，那些自以为是的政府要员们，一个个附庸风雅地跑过来“参观”，大都还要作专家状地说上几句，以表示自己的“非凡学识”。话说那天汪精卫也来到了研究院，那时，他的卖身投靠的汉奸嘴脸还没有彻底暴露。一说汪精卫来了，紧张工作的几位专家都不很高兴，为什么？影响工作呗！你想想，一个无聊的政客，不接待他吧，有些失礼，接待吧，又怕他胡乱地问些外行话。汪精卫走进工作间，学者们一个个地只顾低头工作，谁也没有答话。他绕着那块“大土堆”转了三圈，噢！他似乎看出门道儿了，便脱口而出：“这个龟，好大呀！”低头发掘的学者们差一点笑出声来！一个个心里只琢磨：这老贼，在这儿还不懂装懂哩！见大家都不出声，汪精卫觉得没趣儿，又围着转了一圈，可能是手下人悄悄地提醒了他，直到临走的时候，他才自嘲地说：“哎呀，原来这是好多龟版堆在一起的呀！”大家这时再也忍不住了，哄堂大笑起来……
著名的H127坑是殷墟发掘以来最集中的一次重大收获。
这坑甲骨不仅数量多，而且，这坑甲骨大都反映的是商王武丁时期的事。在研究时，学者们还注意到，和以往的刻字甲骨不同的是，这个坑里龟版占了绝大多数，牛骨仅有8片。单是缀合在一起的完整的龟甲就有300多版，最大的一块龟版竟有斗40厘米之巨！据胡厚宣先生推断，这些甲骨档案是有意的贮藏。而且，这坑甲骨里，还发现有些龟版上，很明显的有书写过的痕迹。这些痕迹有黑色的，也有类似朱砂涂过的红色。甚至在一块龟版上，有红也有黑。看来，当初先民们往甲骨上面刻字的时候，有时也会先用毛笔写上去，然后再用玉刀或铜刀刻的。学者们研究发现，这些甲骨不是安阳本地出产的，它们是从南方输入的。那块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块龟版来自马来半岛。
在第13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与过去不同的石刻。它们大部分是半兽半人、人身虎头、带象鼻的双面怪兽以及饕餮面具的神话式的动物。其中大部分是圆雕，也有些是浮雕。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日本式的跪坐，实际上在商代社会生活中已见端倪。那些服装样式十分清晰的石人像，姿势就跟现代日本人坐在家里的塌塌米上一样。这位显然是上层人物的石人服饰华丽，长袍上有两只袖子，前开口，还有一条腰带。石人的膝盖下可以看出有裙子，真让人们百看不厌。
现在，当我们走进安阳殷墟博物苑甲骨文展厅的时候，还有幸可以看到H127灰坑的复原模型，虽然，这个模型只有原大的四分之一，但你围绕它转上一转，看看上面刻写的记文，仍然可以领略到亲睹国之瑰宝的那份神圣！
四、“四堂”之后的胡厚宣
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甲骨学史上，有“甲骨四堂”之说。同时，我们也知道“甲骨四堂”概括的这四位学者就是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可是，这“甲骨四堂”源于何时？出自何人？又因何而出呢？
这话就得从头说起了。
在殷墟第15次发掘结束仅仅18天之后，就发生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方兴未艾的殷墟发掘不得不停了下来。尽管这群有抱负的年轻的中国学者们想在这里再干出一番事业来，但也不得不被迫地放下了手中的洛阳铲，踌躇满志地离开了安阳，告别了殷墟，其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走进了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他们带着15次发掘所得的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物等宝物，以及大批珍贵的研究资料，开始从北京转到南京。11月12日，上海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日军沿长江长驱直入，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仓促“迁都”重庆。
望着大批珍贵的宝物、资料，史语所这拨秀才们一筹莫展。为了不让这些民族遗产毁于一旦，只行一个法子，就是转移。开始，连拖家带小的政府官员都挤不上火车，还能顾得上这些“烂骨头片子”！好不容易要上了车皮，史语所上上下下都放下研究的课题，一个个成了搬运工。胡厚宣先生此时也在其中。他一边张罗着装运东西，一边亲自扛起了箱子。大家一看，扛的扛，抬的抬，齐心协力把宝物装上汽车，再运到下关车站。
当时刚刚26岁的胡厚宣先生一马当先，顶着头上狂轰滥炸的日本飞机，押运着东西往城外转移。中央研究院是一栋三层的小楼，琉璃瓦顶，古色古香。胡厚宣先生清楚地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他和同伴们还在小楼里清理H127坑中的甲骨。此时此刻，日寇的铁蹄打破了往日的宁静。
胡厚宣是24岁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进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的。此前，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保定培德中学，在那里，他得到了缪钺先生的良好的教育。幼承庭训博闻强记的胡厚宣的作文每每作为范文评讲，中学毕业时，他还破格得到一笔奖金，以助他上大学预科本科6年直到毕业。1930年，胡厚宣先生从预科升人史学系，适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广州迁到北京。他有幸师从胡适、傅斯年、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大师，系统地学习了“考古学人类学导论”“甲骨文字研究”等课程。来到史语所考古组，他参加了殷墟的第10、11次发掘。著名的H127坑就是胡厚宣先生带着技工发掘的。他在整理H127坑的时候，提出了许多新的发现。根据此坑出土的著名的“四方风名”卜辞，胡厚宣先生论证了刘体智所藏四方风名甲骨的不伪。此后，他写出了《第十三次发掘所得甲骨文字举例》和《殷墟127坑甲骨的发现和特点》两篇论文。
终于，史语所的大部分东西都装上了火车。只剩下最后一汽车了，这时的胡厚宣先生已是精疲力尽。他又一次带着汽车赶回研究院。飞机好象是故意跟他们作对似的，又在他们的小楼附近扔下了几枚炸弹。胡厚宣先生把最后一批物资装上汽车，又站在院子里高喊了几声，没有回音。大概是没有人了吧，胡厚宣先生一想，好象还没有见到尹达呢！他一把推开尹达的屋子，见他还在收拾东西，拉住他就往外跑。只听“哗”地一声，被日本飞机轰炸的一塌糊涂的天花板从天而降，把尹达轧了个正着。天花板套在尹达的脖子上，真是有惊无险哪！
胡厚宣和尹达相对一笑，撒腿就跑……
尹达原名刘耀，又名刘虚谷，1906年10月17日生于河南滑县牛屯集，年长胡厚宣先生6岁。他16岁上中学，19岁时考进中州大学预科，后升入河南大学，先修哲学，后转国学系。1931年，他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就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长沙的这个冬天，尹达毅然离开书斋，奔赴延安，投身到了革命运动之中。
1953年底，他协助郭沫若筹办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一所，任副所长。
在史语所的6年，尹达系统地学习了近代考古学知识，他参加了1931年梁思永主持的殷墟后冈发掘、1934年到1935年的侯家庄西北冈、南地以及大司空村的殷墟发掘。他对殷墟出土的文物有着一种独特的情感。
火车沉重地喘着粗气，拉着他们抢出来的这批国宝启动了。这个时候，胡厚宣先生才想起来：自己的十几箱书籍和两箱衣服都忘记了！那天是1937年8月19日。
胡厚宣先生随着史语所从南京转移到了长沙，半年之后，又从长沙经衡阳迁到桂林。由于时局不稳，不久，他们再次动身，经由柳州、南宁、龙州绕道越南迁往昆明。1940年，他们又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在这里，研究所租用了一位张姓家族的空房，权作办公场地。
抗日战争一打就是8年。胡厚宣先生身在史语所，他一边惦记着安阳殷墟，一边就手头的资料进行研究。1939年，顾颉刚先生出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他邀请胡厚宣先生到该校做研究员。听到这个消息，胡厚宣感到很振奋。为什么呢？
原来，当初在安阳独得甲骨35000多片的加拿大传教土明义士，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带上他选出来的甲骨精品跑了。
可是，他没有带走的100多箱古物到底到哪儿去了呢？对，到“齐鲁”去，非把那些甲骨和其他古物查他个水落石出不行。
1940年，胡厚宣先生听顾颉刚先生说，明义士所藏甲骨尚在山东齐鲁大学。他毅然辞去了史语所的职务，离开了工作7年的中研院，来到已经内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还是在昆明的时候，胡厚宣已经根据资料写出了不少甲骨文研究的文章。那时侯，史语所在昆明乡下办公，他们住在没有人烟的一个大破庙里。乍一搬进去，看着漫天的蜘蛛网，真的难以相信，这就是他们的办公室。住在这里，点的是菜油灯，他常常在晃动的灯头下，一片片地描摹甲骨。生活更不用说，连海盐也吃不上。晚上还时常有狼。别人都睡了，胡厚宣先生把一根铁棍放到手边，仍然坐在那儿搞研究。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开始写作《甲骨学商史论丛》。在昆明的北京图书馆里，有一部书名为《殷契遗珠》，书中记录了流失到日本的河井、中村等六家手中的甲骨。胡厚宣先生见了，简直如获至宝！他化了六天六夜的工夫，在微弱的烛光下抄录摹写了这1459片甲骨。为此，本来他非常好的视力从此大减。
胡厚宣先生第一次见到明义土是在1934年。明义土当时在齐鲁大学，他应邀到南京金陵大学讲演。胡厚宣先生和董作宾先生都去听讲。因为明义士是个传教士，平时与中国的老百姓接触较多，不但会讲中国话，连彰德府（安阳旧称）的土话都能讲几句。甚至还知道安阳的粉浆饭、面条汤等地方饮食。
胡厚宣先生到了齐鲁大学，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完成他的研究课题。7年时间里，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写完了四编九册，收入论文33篇。1942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到成都讲学，把胡厚宣先生的这套著作带了回去，并向教育部推荐。结果大大出乎胡厚宣先生的预料：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获得了全国科学发明奖，发给奖金8000块大洋！
《甲骨学商史论丛》被学界推崇为甲骨文商史研究中“金宇塔式的论文集”“划时代的著作”，从而一举奠定了胡厚宣先生在甲骨学商史研究上的地位，与王国维、董作宾并称为三大甲骨学者之一。《论丛》传到日本以后，著名学者白川静先生评价说：胡厚宣已处于中国这一学科第一人的地位，这本书出版之初，顾颉刚先生为之题写书签，并赠七绝诗一首：
忽地黄昏起异军，凤雏才调信超群，一声裂帛惊天下，燕赵悲歌今又闻。
蜚声海内外的《诗经》专家、出色的《楚辞》学者陈子展先生写下了传世的名句：
堂堂堂堂，郭董罗王，现堂沉渊雪堂化，彦堂入海鼎堂忙，君不见，胡君崛起四君后，丹甲青文弥复光！
胡厚宣先生在齐鲁大学说是7年，实际上是6年半多一点。齐鲁是教会学校，在那里面，洋人至上。虽然胡先生担任了历史系的主任，但是，因为系里有两个洋人，开会就得用英语，其他18个中国人也得用英语讲。外国教师来了就是教授，住一栋洋房，工资发美金；中国教师评教授时又要著作，又要经历什么的。他们住一个平房院，工资也低得多。不过，由于胡厚宣先生杰出的表现，他和谭其骧先生一起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教授证书。谭其骧先生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被推选为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可以说是与胡厚宣先生齐名的享誉海外的国家级学术大师。
五、研究国宝的“国宝”
在1987年9月10日于安阳开幕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开幕式上，并排坐着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胡厚宣教授。他们从1947年起，就一直是学术界的老搭档了。两位学界泰斗高兴地看到，120多位中外学者济济一堂，甲骨学已从当年的“绝学”发展成为一门为世界所关注的显学，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著名学者吴浩坤先生曾经著文说，自甲骨文发现以来，研究的学者已有500人之多，出版专著、论文也有3000多种。
胡厚宣先生从事甲骨文的研究和教学半个世纪以上，成绩卓著，桃李满天下，撰有论著130多种。诚为一代宗师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与敬仰。吴浩坤评价胡厚宣先生说：“甲骨文是国之瑰宝，胡厚宣先生在甲骨学商史研究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因而被誉为研究国宝之‘国宝’，当今‘甲骨学研究之第一人’！”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全国人民一片欢腾。胡厚宣先生心里，最挂念的还是甲骨文的搜求与研究。前些年，胡厚宣先生虽然到了齐鲁大学，但因为明义士当年所藏的甲骨还在济南，所以仍然音讯全无。
离开成都，胡先生先到了北京。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济南不通火车，也不通飞机。整个抗战期间，由于殷墟发掘的中断，私人盗掘一哄而起，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更是抓住这一机会，大肆收罗，偷运回国。作为一位年轻有为的中国甲骨学者，胡厚宣怎么能心安呢？
在北京，胡厚宣先生不顾劳顿，连日奔波在琉璃厂、前门、东四，以及西单、文庙一带的古书古玩铺和旧货摊儿上，凡是见到甲骨，他就尽收无遗。买不到手的，他就摹写或捶拓下来。40多天里，他竟然得到甲骨2000片、拓本6000张、摹写2000幅！
在北京莱薰阁书店，他得知一位李先生收藏有1000片甲骨，胡厚宣先生就上门拜访，终于买到了其中的448片甲骨。
这其中有300来片较大的，甚至还有3片完整的龟甲。
在庆云堂碑帖铺，胡先生仔细鉴定，发现这里的藏品有一半多是假的，而且要价特别的高。不过，胡厚宣先生看中了其中的一片人头刻辞和一片牛肋骨刻辞。还有半块骨版，上面记载着“囱方风名”，与他所写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有关。思考再三，他不忍撒手。几经商量，胡厚宣先生得到其中的500片。回到成都，一经对照，那半块记着“四方风名”的大龟版，和殷墟第13次发掘时所得的半块正相结合，胡厚宣先生是多么的兴奋呀！
在通古斋、振宇阁、陶古斋、闻古斋、博闻斋、宝古斋、雅文斋、鼎古斋、鉴古斋，胡厚宣先生都有大批的新收获，后来也成为甲骨学大家的于省吾先生得知胡厚宣先生搜求甲骨的目的以后，竟把自己的藏品让胡厚宣借回寓所。他一片片地摹写下来，从中得到重要的研究成果。他发现，一块牛骨上记载着商代一次征战的情况，在这片刻有一百七八十个字的甲骨上，胡厚宣读出了当年的盛况：战场上，疲惫的战士、毁坏的车马、丢失的盾牌、羁押的俘虏……这是殷墟甲骨文中记载最长的一条，所述的正是那时一场重要的战争，真是难得的文献哪！
1940年，安阳小屯曾经出土一大坑甲骨，后来被上海禹贡古玩行叶叔重购去。据说这批甲骨片大而且宇多，胡厚宣先生一直想亲眼看一看，他返回成都的第二年，又赶到上海，终于在昭通路上找到了叶叔重。当时已经是傍晚了，叶叔重带上一箱古物正准备出门，他要去南京参加一个文物展览。胡厚宣先生及时赶到，说明了来意，劝他不要让这些珍贵的甲骨再流失下去。叶叔重为胡厚宣先生的诚心所感动，放下了手中的皮箱。箱子打开了，这正是胡先生在北京打听到的那批甲骨，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东西没有转手，胡厚宣先生执意劝他留下来。叶叔重毕竟是个文物商，他不能让东西“窝”在自己手里，那还有什么钱好挣呢？胡厚宣先生一直与他谈到深夜，最后，他掏完了自己所带的全部款项，把这批东西留下了，总数大约有六七百片。
胡厚宣先生知道战争期间安阳私人盗掘非常严重，梦寐以求想到安阳去一趟，无奈那时交通尚未恢复，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1946年秋，已担任齐鲁大学中国历史社会系主任的胡厚宣先生终于来到了济南齐鲁大学。一进“齐鲁”，他就打听明义士所藏甲骨的下落。听说一位外籍院长知道情况，他立马要去查个究竟。这个老外说，等我与明义士通一封信，有了回音再看也不迟。谁能料到，仅仅安宁了几个星期，济南城外炮声又起……
1947年，胡厚宣先生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已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系主任的周谷城先生。那时候，周谷城先生早巳名震华夏，又年长胡厚宣十多岁，然而，他们之间竟然谈得无拘无束，那样的默契。以致把在场的周谷城的另外两位老朋友都给冷落了。
周谷城确实看中了胡厚宣的才华，三言两语，就决定要留下他。于是，胡厚宣先生由此开始了他在复旦大学长达十年的教学科研生涯，担任了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光阴荏苒，一晃十年过去了。胡厚宣先生先后写出了8本书。他们是：《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殷墟发掘》《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和《甲骨续存》。
共和国刚刚成立之时，饱受战乱之苦的胡厚宣先生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的时代。在旧社会，像他这样爱国的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很难施展开来自己的才华。面对新中国的诞生，胡厚宣先生伸开双臂高呼：“旧的时代死去了，新的中国诞生了。五十年来的甲骨学，给它一个小小的结束吧！从今以后，在这个新时代中，我们应该站在新的立场，应用新的观点方法，对甲骨文字另做一番新的研究。我们应该发奋努力，毅然地担负起这一桩伟大时代的伟大任务来！”从这段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正值极富创造力的青年时期的胡厚宣对自己所从事的甲骨学研究的无限神往。他相信自己能够为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胡厚宣在《五十年甲骨学沦著目》一书的序言中说：“现在要问……甲骨学上的问题是不是就完全解决了呢？我们的回答是，绝对没有。真正科学的甲骨学研究，至多是刚刚开始，也许还尚待起头。”这是多么宏大的气魄！他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50年来中国甲骨学发展的状况，高屋建瓴地把已经过去的50年的甲骨学研究分为五个时期。他说：“五十年来的甲骨学，虽然是近代学术史上最发达的一种学问，虽然甲骨材料有十六七万片，作家近三百人，论著近九百种，但我们所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少了。”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基础，胡厚宣先生看到了甲骨学的前途。他称商代是中国信史的开端，表示要“配合起大时代的需要，缮兵秣马，大展其才了！”
以前，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大多偏于对文字的考释，很少有人涉及对商代历史的研究。研究历史的学者又大都偏于在故纸堆里找根据。中国的确是一个典籍浩繁的大国。正因为如此，浩繁的典籍之中，不少记载相左甚至相互矛盾。每每陷入这一怪圈，一些学人往往数载不能自拔。而胡厚宣先生则不同。他旁征博引，运用考古所得的最新的材料，去验证史书记载，进而深入地去研究商代的社会历史，因而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获得巨大成功。
1956年8月的一天，复旦大学副校长杨西光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响起了急促的铃声，他立即拿起话筒，打来电话的竟是国家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原来，早在两年以前，就拟调胡厚宣到京担纲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不过，让复旦给挡了驾。
1956年，******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起草科学研究十二年远景规划。胡厚宣先生应邀参加了规划的起草。那时，他提出了出版一部《甲骨文合集》的意见，意见不仅被采纳，还列入了历史科学资料整理重点项目之一，这次杨部长打电话来，可是拿着尚方宝剑的，原来，为凋胡厚宣先生之事，******总理还亲笔写了条子。杨秀峰部长在电话里对复旦的副校长杨西光说：“你不要还价，连我部不能说话，这是周总理亲自决定的！”就这样，1956年秋，胡厚宣先生带着他的装了半车皮的书籍，离开了相伴十年的上海复旦大学，走进了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胡厚宣先生既参加过殷墟发掘，又长期从事甲骨文的收集与研究，自然是主持编辑《甲骨文合集》的最佳人选了。得此消息，中外甲骨学界无不感到欣慰，大家翘首以盼，希望早日看到这部甲骨文字的集大成者。
六、众说纷纭的“齐鲁之谜”
在中国甲骨学史上，总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轶事。无怪乎参加过安阳发掘的著名甲骨学家李济先生在安阳搞发掘时说，工作中总是有些有趣的“野史”，要是记下来，将来给后人看，也是很有意思的。我想，但愿这本小册子能弥补这些缺憾。
在一本名为《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中，就列出了一些与殷商史相关的“谜”，诸如：最早的面具舞源于何时？甲骨文是王懿荣最先发现的吗？《殷墟书契考释》出自谁手？王国维的辫子象征着什么？等等，我们还时常看到一些关于殷商文化的书籍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当年加拿大人明义士在安阳搜求到5万多片甲骨，他后来到山东齐鲁大学教书，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把其中的精品统统带走了，把留下的大批的甲骨和其他古物，埋在齐鲁大学校园的地下，新中国成立后，找到了这批甲骨，遗憾的是，它们全部脔烂掉了！
每每读到这里，真是让人伤心。震惊世界的国之瑰宝，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安然无恙，竟然在出土之后的几十年里，化作了齑粉，怎不令人为之扼腕！
其实，这并不是“齐鲁之谜”的正确“谜底”！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当年依仗他的得天独厚，从安阳搜求到了大批的甲骨。后来，他到齐鲁大学教书，专门讲授中国甲骨史。毕竟，他和那些专事盗买倒卖甲骨的外国传教士还是有所不同的，公允地说，明义士应该算是早期的有作为的甲骨学者了。
明义士是1914年开始搜求甲骨的。十几年间，到1917年他出版《殷墟卜辞》时，已收藏甲骨达5万片之多。抗日战争爆发前，正在齐鲁大学教书的明义士已经感觉到了国际上一触即发的政治气候，他筛选了一部分精品甲骨，连同其他古物，悄悄带回了加拿大。余下的甲骨，有些存放在当时设在南京的加拿大大使馆。另一部分，则藏在了山东齐鲁大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年2月，原设在南京的加拿大大使馆宣布关张。明义士所藏的那批甲骨由大使馆临时代办穰东德交出，后归中国南京博物院收藏了；而在齐鲁大学的那批甲骨，一时间成了不解之谜。这批甲骨据说有8000多片。随着1937年12月27日济南失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这些国宝就一直牵动着中国甲骨学者们的心。
日本投降以前，胡厚宣先生就到了设在成都的战时齐鲁大学里，试图寻找到一些明义士所藏甲骨的蛛丝马迹。在那里，他只是大致听说，明义士的甲骨是埋在齐鲁大学一处地下的。
他埋下的东西，只有外国人知道。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胡厚宣先生随齐鲁大学回到了济南。
他打听到医学院一位外籍院长知道情况，询问院长，院长又说要写信给明义士云云，稍一耽搁，结果国内战事又起，终于未能如愿。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件事还一直为胡老所惦念。
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了齐鲁大学。在清点校产时，于一所住宅的地下室里发现了明义士所藏的140箱古物，但却没有发现甲骨。转眼到了1952年，刚刚获得新生的中国教育工作者政治觉悟十分高涨。他们又想到了明义士当年所藏的那批甲骨。他们已经认识到，这批国宝决不能再流落到外国人之手了。但是，从何找起呢？齐鲁大学原是一所教会学校，解放之初，原来在校的外国教师并没有全部走掉。为了寻找甲骨，爱国师生们开始着手调查。
找了好多外教谈话，都说不知道情况。调查陷人了死胡同。一天，有位外国教师找到中国人说，他有一条线索。据他所知，明义士所藏的甲骨很可能就在学校绿荫区内。而且，他听说明义士在临离学校之时，还跟别人做了交代，但这个人是谁，他却不知道。
学校绿荫区？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这里。绿荫区是学校原来的外国教师生活的小区。这里是欧洲式建筑，别墅式的洋房之间留有一条条林荫小道。林荫区里还有两个建筑比较引人注目，一个是高大的哥特式教堂，另一个就是图书馆。难道，明义士会把甲骨藏到教堂里吗？一连几天，学校发动师生在林荫区里搜查，但却一点结果也没有。
于是，学校又安排了两位教师跟那位外籍教师谈心，劝他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跟我们真心合作。中国人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奉公守法的外国人。总有一天，明义士听藏的甲骨会回到中国人民手中的。根据这位外教提供的情况，学校把原任校长、英国籍的林仰山博士列人了重点对象。
工作组跟林仰山一接触，就明明白白地向他谈明了政策。
这时，林仰山还是学校的代理校长。他明确表示，愿意和中方合作，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
林仰山回忆说，明义士离开齐鲁大学之前，有些事给他作了交代。明义士说，他这么多年在中国，收集到了大批的古代文物，他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太热爱了。一位教师就势问他：“你见过明义士的这些藏品吗？”
“当然见过的。明义士先生在齐鲁大学还办过一个展览涫呢！”
那个展览馆以他个人的收藏为主，装了好多大木箱子。中国教师又问：“校长先生，明义士的展览馆都有些什么？”“无非是些坛坛罐罐的，我们并不都是喜欢那玩意儿的。”“有甲骨吗？就是那些刻有文字的骨头？”林仰山迟疑了一下，肯定地说：有的。
好，这下有门了！林仰山说：“可是，这是明义士先生的个人藏品哪。”他又补充道：“再说了，那些东西里，就一定会有甲骨吗？”工作队员们苦口婆心地告诉他，现在是新中国了。新中国欢迎一切帮助中国人民搞建设的外国友人，但是，任何一位外国人，未经中国政府同意，是不允许把中国的文物带出国门的。
林仰山紧张的脸终于松驰下来。
原来，明义士回国前，把140箱古物埋进了他自己住室的地下室里。留下十多箱古物委托给了林仰山。转瞬间，战争打响了。日本鬼子迅速向华北和江南进发。济南迫在眉睫，在齐鲁大学里任教的大部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教师。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由日本偷袭美国重要的军事要地珍珠港挑起的。美、日之间成了交战国。日军一旦占领济南，留在齐鲁的这批宝物岂不落人日本人之手？
就在日军攻破南京的11月中旬，林仰山派人把明义士留下的另外十几箱宝物，其中包括8000多片甲骨，偷偷地埋到了齐鲁大学绿荫区的图书馆附近，当时，负责埋藏的人绘制了两张位置示意图，一张交给了明义士本人，另一张由林仰山保存了下来。又过了几年，林仰山害怕事情变故，就把自己存的那张图转给了教堂的一位牧师。由于当时埋藏时他不在跟前，他只是大致知道是在绿荫区。
顺藤摸瓜，一张早已揉皱的黄纸摆到了齐鲁大学师生们的面前。事不宜迟，热情高涨的师生员工连夜奋战，终于找到了图书馆下面的那个地下室。在明亮的汽灯的照耀下，一块大石板暴露在大家面前。几个年轻人挽起袖子，用铁撬杠挪开了大石板。奇迹发生了！地下室里，十几箱宝物原封不动的躺在那里，等待着它的真正的主人。
一箱箱宝物搬出来了，经历了16年暗无天日生活的宝贝又见到阳光了。此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那些甲骨是否完好无缺。这些曾经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国宝经受住了又一次的磨难，带着它们所蕴涵的上古社会的神秘记录，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
这批8000多片刻字甲骨现在收藏在山东省博物馆，其中有字的3668片。
七、司母戊鼎出土记
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上，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元首江****主席赠送给了联合国一只世纪宝鼎。联合国秘书长接过这个宝鼎的模型，与江****主席共同揭开了覆盖在宝鼎之上的彩绸。这个被命名为“世纪宝鼎”的巨大的青铜器上，精心铸造着中国商周时期的优美纹饰。坐落在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这只宝鼎，使人们想到了伟大中国悠久的历史。同时，稍微有点知识的人，就会联想到中国出土的著名的大鼎——司母戊鼎。
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稀世珍宝，它就是至今还保留着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桂冠的司母戊鼎。这只大鼎通高1.33米，长1.10米，宽0.78米，重875公斤。大鼎腹内铸有“司母戊”三字。司母戊鼎形制非常雄伟，通身龙纹盘绕。纹饰以雷纹为底，并饰以夔龙纹。走近大鼎，可以看到，大鼎两面的鼎耳如同猛虎吞噬之状；两侧为鱼纹和小夔龙纹。就连大鼎的足部也铸满了兽面纹。整个大鼎给人一种凝重之中又有华丽、神秘之中可见沧桑的独特感悟。每一位游客，不管他是来自地球哪个角落，走到它跟前都会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深深地为它所打动。此时此刻，游客甚至产生出这样的疑问：这真的是30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们用最原始的工具造出来的吗？何等的精美绝伦！
这么精美的青铜巨制，围绕它的出土与保护，还真的有那么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就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发掘之时的1934年10月，领导第10次发掘的梁思永先生就得知，上一年的秋季，在洹河北岸的侯家庄，由私人盗掘而出土了3件体积硕大的青铜器。盗掘者正是侯家庄村上的农民，他们挖到宝物之后，立即倒手，卖给了无缝不钻的古董商，据说古董商又转手卖给了日本人。当时，不少人参与了这次暗中进行的交易。但一个个守口如瓶，不敢言及。就连这几件青铜器是什么样子，似乎也无人知晓。
梁思永他们联想到，自北宋起，安阳就以出青铜器而著名了。1928年10月，安阳殷墟有组织的发掘工作一开始，立即引起国外几家报纸的关注。英国一家名为《伦敦插图新闻报》的报纸更是紧追不舍，连续报道了安阳的发掘情况。这更引起了世界上的“殷墟热”。随之而来的，是非法的盗宝活动又一次活跃起来。这些盗墓贼们，往往趁着考古团发掘的间隙，纠集一拨人大肆盗掘。今天还是平整的土地，一夜之间，一个大洞打下去，留下了一堆黄土。
徜徉在侯家庄村的周围，梁思永发现了一处被称为“西北冈”的地方。根据以往经验，梁思永断定，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商代大墓的集中之地。这次发掘发现了4座大墓和60多座小墓。
同时，他们还发现，在西北冈的东部，有一处被叫做“吴家柏树坟”的地方。这是一片密集的坟地，坟地周围栽种着100多棵柏树。这里离他们发掘的大墓不远，坟地下面，很有可能埋藏有商代王陵。梁思永把想法告诉了队员们，大家也表示赞同，打算进行发掘。但是，跟村里的管事的一商量，立即遭到了严词拒绝。理由很简单：这可是祖祖辈辈的坟地呀，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就挖哪！
就这样，他们心中留下了一点点遗憾，那就以后再发掘吧。谁知道，日本鬼子发动的一场战争，竟然阻隔了蕴藏着更大期望的殷墟发掘！
日本占领安阳以后，这片坟地上的柏树都给砍光了。1939年3月的一天，武官村一位名叫吴培文的农民在农闲的地里“探宝”，这片地就离当年的坟地很近。当他挖到十来米深的时候，发现地下土颜色异常，可能埋有青铜器。他悄悄回到村里，想约请二十来个青壮年棒小伙，大干一场。他们事先约好，任何人也不能走漏风声。如果挖宝有了收获，大家平分。
这时候正值春旱，青黄不接，各自家里都没有东西吃。吴培文一号召，真有不少人响应。当天夜里，他们就开进了那块地里。因为宝物太大，土坑挖得小了上不来，就使劲往大里挖。
3月的天气还不暖和，又是夜里，他们连一盏灯也不敢点，生怕走漏了风声。一直到了第三天夜里，一个前所未见的庞然大物出现了。以前，发现什么古物，总是挖个土坑，在坑口上加上一只绞水用的辘轳。等井下的人把宝物放到箩头里，上面的人用力一绞，就升到地面了。眼下不同了，井口太大，无法支架辘轳，怎么办？
毕竟是二十多条壮汉，他们凭着人多力量大，硬是把这个大家伙用绳子给拖了出来。一看是个巨大的铜鼎，他们个个面面相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实话，这一带的农民们可是见过世面的。从小他们就听父辈们说地下出宝的事，渐渐长大了，又赶上考古团来这里，见得青铜器多了。不过，见这么大的大铜鼎还是第一回。一看大家楞了神，吴培文有点憋不住气了，他压低嗓门说：“乡亲们，眼看着就要天明了，万一走漏了风声，让小鬼子知道了，咱们可是小命难保啊！”他一边说，一边安排一位小伙子回村去赶马车。一会工夫，马车到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大鼎装到车上。吴培文再次让大家伙指天发誓，这才回到村里，把鼎埋到吴培文家院的粪堆下面。由于这只大鼎很像农村里牲口棚里的马槽，大伙儿私下称它为“马槽鼎”，把它当作镇村之宝。
不知怎么地，这事儿还是让小鬼子知道了。没有几天，驻在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突然来到武官村，他提出一定要亲眼看看这件宝贝。吴培文想尽一切办法，终于哄走了日本鬼子。惊魂甫定的吴培文这下可犯了愁：这么大个物件，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这事儿能久了吗？他偷偷找到两三个人，大家一合计，有人说还是赶快出手保险，有人说这东西可是卖不得呀！不卖怎么办？留着它招惹是非？正在此时，有个自称自京而来的古董商也不动声色地找上门来。他摆出一副神秘的样子，跟吴培文讨价还价起来。吴培文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儿！古董商以为吴培文嫌他出的价钱太低，一路翻升，竟然给到了20万银圆。
20万元！这对于他们来说，可谓是个天文数字了，于是有人动了心。可是古董商又要他们把大鼎截开，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以便装车外运。几个年轻小伙又是锯又是砸的，生生把大鼎的一只耳给锯掉了，真让人伤心！看到干疮百孔的大鼎，村上有位长者出面制止了他们。大铜鼎又一次保全了。事后，村民们把大鼎转移到了吴家东屋草房里，深深地埋到地下了。没过多久，日本鬼子还是得知了消息。这天，一队日本鬼子兵凶神恶煞地开进村里，强迫全村的老百姓都到一个打麦场集合。百姓们到齐了，小鬼子呜里哇啦地开始讲话。汉奸队里一个斜眼睛当翻译，他说今天日本水野太君要给大家训话，都听好了。这个名叫水野的鬼子是个大佐，据说在日本还倒腾了几天甲骨文什么的。水野站到前边说：他是来向中国乡亲们求教的，不是什么训话。日本文明与中国不可分的。他对中国的甲骨文十分地崇拜。说着，他让手下人搬来一张桌子，桌上摆了一只香炉，正而八经地点上了三柱香。老百姓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这家伙今儿是演的哪一出。说着说着，水野跪到桌子前，双手伏地，真地磕起响头来。水野屁股撅得比头还高，前后一拱一拱地，逗得小孩子们嘁嘁直笑。吴培文这时就站在人群中，他可是一点也笑不出来。他心里有数，知道鬼子今天干什么来了。吴培文暗自给几个青年汉子使了眼色，无论如何不能“软”了。
水野头也磕罢了，话也训完了，大家都在等下文呢。这会儿，整个打麦场上安静极了，谁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儿。斜眼睛翻译一看鬼子训完了，他干咳了两声说话了：乡亲们，水野太君今天特意到咱们村，是看得起大家。这么着吧，我把话挑明了说。水野太君天天在据点里也太闷得慌了，他要读读甲骨文、学学中国话。听说咱们村上有人挖了一只大鼎，想献给水野太君作纪念。今天，水野太君上门来“请”大鼎，以表示对中国文化的虔诚。怎么样？大家抬抬手，水野太君不会亏待大家的。
斜眼睛叨叨了半天，嘴干舌燥的，老百姓里没一个吭声的。大家此时都捏着一把汗，日本鬼子可不是好东西呀！水野这会儿往前迈了一步，打住了斜眼睛的话头，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说：我水野，可是要跟大家交朋友的。不过——“不过，我看这真是一场误会呀！”只见吴培文走出人群，上前跟水野咬了咬耳朵。大家正担心他出事呢，不料水野哈哈地狂笑起来：“幺西，幺西！你，朋友的。”他突然一翻脸：“走，你前边去！”
这下可糟了，闹了这么些日子，原来吴培文跟小鬼子有联系！大鼎，看样子是保不住了。村民一下子似乎明白了。
就这样，一对鬼子兵走在吴培文后面，吴培文在前面耀武扬威地直奔武官村而去。吴培文进了村子，一个弯都不拐地径直往自己家去了。就这么顺利？连鬼子水野也没有想到。他怕吴培文跟他耍什么花招，一步不拉地紧跟其后。
哗啦一声，大门打开了。又是哗啦一声，屋门打开了。堂屋正中间的方桌上，摆着一只锈迹斑驳的青铜鼎。哇！这不就是朝思慕想的青铜大鼎吗？水野一下子扑上去，露出了狰狞的笑容。嘴里还连连叫着：幺西幺西……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水野的残暴是出了名的，他到安阳时间虽然不长，却是做尽了坏事。前几天，就有人捎过信来，说是水野看中了武官村的那只大鼎。还加了一句话，要是藏起来不交，水野可没有功夫磨蹭。根据情报，他已经知道吴培文是头目。不仅吴培文难免一死，村上的老百姓也得遭殃。吴培文跟几位知己一商量，就想出这么个点子来：水野根本没见过“马槽鼎”什么样。为了保住全村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只得委曲求全。村上还有一只前几年挖出的铜鼎。后来，经常来的古董商一看，硬说是后世仿造的，贵贱不要。这回，正好把它给派上用场了。
就这样，司母戊鼎安安稳稳地在吴培文家的草房地下睡了7年之久。日本投降以后，一直到1946年，当时的安阳县古物保存会的头头打听出了大鼎的下落，他是威胁加利诱，动员村民把国宝“献给国家”。司母戊鼎终于又见天日了！遗憾的是，当年锯掉的那只“耳”再也没有找到。
古物保管会把司母戊鼎放到了该会的所在地即今天的安阳市县东街4号院内陈列，让安阳百姓一饱眼福。谁知这一张扬，又张扬出点事儿来。1947年秋，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为了给自己打气，勉强振作一下精神，沸沸扬扬地要做什么60大寿。驻在豫北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日夜发愁，给这老头子送什么礼物呢？听说安阳出了“宝贝”，这不正中老蒋的下怀么？一声令下，司母戊鼎运到了新乡的司令部。接着，又由重兵护卫，连夜运到了南京。
司母戊鼎没有挽救了老蒋失败的命运，终于，这只国宝级的礼器留在了南京。据传，老蒋仓皇败走台湾之时，曾打算把这件“神器”一同带走，以便时时得以佑护的。无奈，司母戊鼎运到机场，只顾逃命的达官贵人们，嫌它“白占”飞机上宝贵的位置，不管三七二十一，扔在机场了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它理所当然地摆进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供全世界的游客参观游览。说到这里，还要告诉大家：据专家学者研究，这只世界出土青铜器之最的司母戊鼎，可能是商代国王文丁为了祭祀他的母亲而专门铸造的，专家们还推断：这只大鼎，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工艺水平，至少有130多人连续浇铸才能完成。
八、新中国的甲骨文发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小屯以及它的周围地区，还不断地发现一些甲骨文，源源不断地为学者们提供新的研究课题。
1950年，建国以后殷墟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中，就首开记录，在小屯村以外的四盘磨村发现了刻字甲骨。此外，不仅在大司空村等地发现了甲骨文，而且在远离安阳的郑州、洛阳出土了甲骨文。著名学者王宇信认为，甲骨文是商代较为经常使用的一种文字，不止在殷墟，也不止在殷王室，而且外地的商贵族也可能在使用甲骨文。他认为，将来会有更多的商王朝方国遗址发现甲骨文。
说到建国以后最大一宗甲骨文的发现，当推1973年的小屯南地甲骨。
1972年冬，小屯村民张五元在村子南边的路边挖土，以便制作煤球使用，谁知，他刚挖了几锨，就发现下面的土颜色有些异样，随即又发现土中夹杂着五六片带字的甲骨，这位老农也许还不知道，他这一锨竟然挖出一坑甲骨来！张老先生世居小屯，不仅亲身参加过殷墟的发掘，而且有着较高的法制观念。他把发现的甲骨文包好，就直接送到了设在村西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由于正值隆冬，他们决定第二年试掘。3个月后的第二年开春儿，社科院安阳考古工作队开始在村南进行钻探。这次发掘分两次，进行了7个多月，出土刻字甲骨5335片，其中，龟版5260片、兽骨75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发掘出土甲骨文字最多的一次。
小屯南地两次发掘共发现殷商时的窖穴一百多个。出土甲骨最多的是一个标号为H24的坑。H24坑近椭圆形，距地表0.8米，直径1.8至2.7米，坑深0.8米。坑内甲骨堆积近半米深。与37年前发掘的著名的H127坑一样，H24坑的清理工作正赶上炎热的夏季。为了便于清理，他们在坑口上搭建了一个临时席棚，冒着酷暑，他们一层层地照相、绘图、编号，最后一片片地取出。就这样，他们工作了将近一个月才算清理完。
学者们认为，这坑甲骨与著名的H127坑一样，也是有意的埋藏。据参加发掘的考古工作者论证，这批甲骨属于武丁时代。它们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祭祀、田猎、旬夕、农业、征战、王室等。
殷墟甲骨文共有三次重大的发现。除了1936年发现的H127坑、1973年发现的小屯南地甲骨外，1991年，还发现了一个著名的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
1991年秋，为配合亩政筑路工程，考古工作者在花园庄一带进行钻探。在花园庄东100多米处，于地下3米深左右，探出了许多无字的碎甲骨。10月18日，刘一曼与郭鹏两位考古工作者接受了发掘任务，开始进行发掘。两天之后的20日上午，当他们发掘到距地面1.2米时，发现了一坑甲骨，随即编号为花东H3.
H3坑是一个十分规整的长方形窖穴，长2米，宽1米。
翌日，当他们发掘到距坑口1.7米的时候，发现了令人振奋的密密麻麻的甲骨片，其中多数是龟版，细小的字体清晰可见。
H3坑里的甲骨极易破碎，一个完整的龟甲往往会断裂为数十片甚至一二百片！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才取出50多片龟版。
刘一曼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恰逢那时常刮大风，修公路的石灰、沙子迎面扑来，运土汽车隆隆的奔跑声不绝于耳，工期十分紧迫。”加之安阳人对殷墟发掘有着一种本能的兴趣，消息传出，单单维护秩序就成了一件大事儿。紧急之中，考古工作者又想起了当年发掘H127坑的办法：搬家！
如此这般，他们又做了一只其大无比的木箱，把这坑甲骨就地套住，上下一封。10月29日下午，起重机吊起了这只4吨重的大木箱，半个多小时，就运进了考古工作站。跟55年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呀！
从10月31日开始，到次年6月1日，除去隆冬时节，两个多月里，甲骨全部清理完毕。此坑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卜骨25片，共有刻辞甲骨579片。尤为珍贵的是，这一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为主，完整的刻辞卜甲就有300多版！刻辞内容涉及祭祀、田猎、天气、疾病等方面。H3坑甲骨文的发现，被评为1991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1980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小屯南地甲骨》一书，书中收甲骨4612片，为这次发掘的所有卜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