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2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即将结束的黎明。涌动的黑潮里，那些几乎就要忍受不住的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丝熹微的亮光。自唐末以来近百年的战乱就要结束了。或者说，已经有人正在考虑并着手实施如何拉上这百年暗夜的帷幕。
907年，显赫一时的大唐王朝终于被它的臣子朱全忠（这个名字对朱本人和大唐帝国都是一种恶毒的讽刺）推翻，此后几十年的历史，太多的乱与太多的篡，就连饱看世事沧桑与千古兴亡的史官们也常常忍不住要呜呼呜呼地感叹一番。所谓“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是也。天下苍生何其沉痛与不幸：这五十年里，一个个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台，山河肢解，生灵涂炭；一个个自封的皇帝杀人做戏，敲骨吸髓。昨天还是圣上，今天就可能是昏君；今天还是无赖，明天就可能成为圣主……所有人文伦理和道德信仰都已在博取生存的实用法则下被践踏、被污辱，人们只能像狗一样屈辱地活着。
但是，古人早有断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到了天下一统，与民休养生息的时候了。公元962年，统一的迹象正如同启明星象征着早晨的到来，在这个将要完成统一大业的重任降临之前，962年，有三个男人都有统一天下的机会。
宋太祖忽然叹起气来
公元962年，岁在壬戌，这一年天下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一年，是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第三个年头，年号建隆。这一年，除了宋太祖的赵宋定都开封外，中国境内还有大大小小六个割据政权，它们分别是南唐、吴越、后蜀、北汉、南汉、荆南。吴越和南汉以及荆南，均不过是当地军阀趁着唐末五代之乱拥兵自重，本身只求自保而无力一统天下；北汉则只能在辽国的全力庇护下苟延残喘。像样一些的是南唐和后蜀，而与赵匡胤分庭抗礼，同样可以成为统一大业领导人的，也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和后蜀后主孟昶。
962年秋夜，中国有三个位极人臣的男人睡不着。一个是赵匡胤，他在硕大的疆域图前徘徊，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前思索。洗过一把冷水脸后，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知道自唐末以来数十年的分裂将在他的手里画上一个句号。一个是孟昶，这位远居西川成都的小国之君，恨日光之短暂，遂与他宠爱的花蕊夫人秉烛夜游，夜夜笙歌。还有一个是大词人李煜，他在金陵城那座收藏着无数古人字画和书籍的皇宫里，和文学侍从以及大小周后一起，吟诗作词，挥毫泼墨，为了一句工整的对仗煞费苦心。而小周后为他献上的一曲早已失传的《舞衣霓裳曲》，更令这位文人皇帝乐不自禁。
962年的秋天寒冷而干燥，三个男人在中国的三个方向，熬着三种完全不同的夜。
宋太祖赵匡胤的江山是从后周手里夺来的，而后周的天下，其实只占整个中国的十之三四——东至大海，西至陕西，南至长江，北邻河北，只有一百一十八个州。何况，这一百多个州中，还有十几个拥兵自重的节度使虎伺其间。此外，中原地区多年战乱，民不聊生，国力甚是薄弱。与此相比，后蜀和南唐承平多年，人民富有，国库丰盈，真正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也。
公元962年，宋太祖和他的弟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以及一代名相赵普和重要将领曹彬等人，确立了统一中国的战略：先取两湖，次平后蜀，再灭南汉和南唐，最后取吴越。宋太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接，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
孟昶的父亲孟知祥，原是五代后唐明宗手下的西川节度使。后唐明宗去世后，他利用四川国富民殷而又地处偏安的优势，建立了后蜀政权。后蜀建都成都，拥有今四川全境及贵州、湖北、陕西、甘肃各一小部分。当中原地区陷入连绵不断的战争硝烟时，远离兵火的后蜀却是一派安宁祥和景象。
孟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登基时蜀地偏安多年，民富国有，与中原连年的战争和饥荒相比，可谓人间天堂。设若孟昶久有大志，完全可能以西蜀之军力与赵匡胤角逐于中原，但孟昶整个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富贵子弟的奢侈与无能。他的奢侈之惊人，可略举一例说明。史书明载，孟昶所用的溺器上也用七宝作装饰。多年后，当这些东西作为战利品送到宋太祖手中时，宋太祖叹息之余命人全部打碎。他说，如此奢侈，不亡国才是怪事！
孟昶其实也算一个有文才的人，据说正是他第一个在新年用红纸书写了对联贴在门楣上。他所创作的历史上第一幅对联是：“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工整的对仗，良好的创意，都说明这位国君并非愚笨之徒。又据说，正是他下令在成都遍植芙蓉，以后才使我现在居住的这座城市有了芙蓉城的美称。还据说，他统治四川的年代里，四川的蜀绣达到了最为完美的生产水平，那条如同玉带一样环绕成都的河流，到处是濯锦的女子，那条河也被称为锦江。总而言之，我们有理由认定，孟昶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创意的人，一个懂得生活的艺术的人。
但是，生活的艺术并不等于治国的艺术，孟昶的创意更多是享乐的创意，而非为天下人计的创意。在五代那样的乱世，一个君王当然可以享受，可以暴躁，因为那原本就只是过把瘾就死的翻版。但是，这种享受和暴躁肯定得付出血的教训与代价。
如果说后蜀不愿统一天下，那么它保其险阻，偏安四川也未尝不可。可令人惊讶的是，后蜀的君臣们竟然轻率地引火烧身：后蜀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向孟昶最亲信的王昭远献计说，你一直没有大的战功，现在受到国主重用，此时不建立大功，如何让人心服呢？他提出，与北汉相约发兵攻宋。王昭远本是个好大喜功的人，而孟昶除了饮酒作乐外毫无本事，立即批准了这一荒唐的建议。然而，当孟昶派赵彦韬携带密信前往北汉联盟时，赵立即投奔了宋太祖。这为后来宋兵逼境找到了最直接有效的理由。
962年，刚登上帝位三年的宋太祖已显出一代英主的雄才大略。作为一个由军人兵变而上台的帝王，他深深地知道自中唐以来藩镇割据、军人拥兵自重对国家前途的严重威胁。他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手下那些拥有赫赫战功的兄弟们的军权——这种现象和忧虑几乎历朝历代都存在，大多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式的对功臣的屠杀收场。宋太祖决心打破这种历史惯例，另辟蹊径。
就在前一年的秋天，宋太祖召集与他生死与共多年的石守信等人纵情饮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忽然叹起气来。众将问其故。宋太祖说，如果没有你们，我当不上皇帝，但当了皇帝却又睡不好觉。石守信等人听了觉得很奇怪。宋太祖说，皇帝这个位置，有谁不想得到呢？石守信说，现在天下已定，谁还敢有二心？宋太祖说，假设你们的部属中有人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做皇帝也不可能吧。石守信等人听了大惊失色，忙表示并无二心。宋太祖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耳，不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果然，次日石守信等人均提出辞职，获得了宋太祖丰厚的赏赐。
杯酒释兵权之后，宋太祖又将王彦超等外地的节度使召入朝中，同样是在喝酒之时，他非常关心地说：你们都是国家宿旧之将，长期在外担任重要职务，实在太辛苦啊。王彦超等人当然明白宋太祖的意思，随后也交出了手中的军权。像宋太祖这样不费周折、不杀一名功臣而除决了功高震主危机的，在中国历史上并无第二个，以致明代史学家陈邦瞻也说：“宋太祖君臣，惩五代尾大不掉之祸，尽收节帅之兵，然后征伐自天子出，可谓卓识高见。善于断割，实为英主之雄略。”
作为一个在乱世征战多年的过来人，宋太祖同样明白，国家的稳定是统一整个中国的先决条件，为此，他必须实行一种和平政策。这和平政策，首先表现为一种大度的包容。早在即位那年，他就立了一块碑，上书：“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戳，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所谓柴氏子孙，就是被宋太祖夺了皇位的后周柴荣的后裔。众所周知，宋太祖的江山是通过兵变，让后周恭帝禅让给他的，而所谓禅让，原不过是以武力为后盾夺取的一种戏拟和表演。纵观历史，那些不得不禅让天下的亡国之君，大抵逃不脱在新代的横死乃至灭族，因为新皇帝总是担心有人会把先朝的政治僵尸抬出来作反对自己的旗帜。宋太祖的江山虽然也是禅让来的，他却有足够的胸襟不杀柴氏子孙，不仅自己不杀，而且也不准后人杀。
至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那是宋太祖相信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之人，之所以对时政提出批评，并不是他们真的要造反要谋逆（纵然要造反也不足为惧）；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忠于大宋，才会提出批评——对这种善意的批评又如何能用屠刀来对付呢？
有一次，宋太祖在宫中设宴招待群臣，翰林学士王著本是后周臣子，这老先生对宋太祖夺皇位一向不大痛快，竟然借酒发疯，在宫中痛哭不已，左右生拉硬扯才将他弄回家去。第二天，有人上奏说，王著之所以在宫中大哭，是因为他还在思念周世宗，要求宋太祖重重治他的罪。宋太祖不以为然地说，他不过是喝醉了酒。当年在世宗的幕府里，我与他很熟的，何况他一个书生哭哭世宗又有什么了不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