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将前后二十多次在八尺门的拍摄工作整理成一本摄影集并举行了展览。然而，对这个都市中的阿美人违章村落，我还是有点牵肠挂肚。两年后的圣诞节，我由宜兰山区的四季村下山，回台北时路过基隆，又特地绕道过去看看。
一入村口，便看到这个右腿打着石膏的孩子靠在墙上，朝着空巷的那一头张望。我不禁为他抱屈，圣诞节是阿美人最盼望的节日，大人、小孩无不玩疯了，他却连走去看热闹的能耐都没有。正想跟他聊聊，在远处追逐嬉戏的一群幼儿发现了我，马上围过来，要我帮他们拍照，还纷纷伸出小手：“给我钱买糖果！”我愣住了，才多久没来，这些纯朴的孩子怎么就养成了这样的坏习惯！
自从我及一位朋友先后发表关于八尺门的影像、文字后，这儿一度成了摄影爱好者及社会工作者的热门访视点。一定是有些人为了取得好镜头，曾以糖果或铜板诱使孩子们配合，才会让天真单纯、甚至连话都还说不清楚的三岁娃儿，就知道求人拍照、获取报酬。
我不敢正视他们，觉得自己闯了祸，却不知如何善后。与这个受伤的小孩擦身而过时，我明白，在都市夹缝中奋力维持阿美人尊严的八尺门聚落，因为我们无心却也无知的举动而受了伤。
之后，我很久都不敢再去，直到1992年陪一位很喜欢我的《八尺门》摄影集的法国摄影大师前往。看到盘踞在小山坳的两百多间陋屋已被铲平，只剩残破的木板，才得知政府要建公寓让这群阿美人合法安居。这真是件好事，但我镜头下的八尺门也从地球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