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的窦婴，是孝文帝皇后哥哥的儿子。汉武帝建元二年，他被封为魏其侯，他喜欢蓄养宾客，天下的游士都归奔他。
当时，桃侯刘舍被免去宰相的职务，皇上准备任用窦婴，太后多次向皇上提出：“魏其侯喜欢沾沾自喜，行为不定，很难担当得起宰相的责任。”于是最终没任他为相。
唐太宗贞观二年，河南有个叫李好德的人有精神病，常乱讲一些妖言，皇帝下令大理丞相张蕴古去察访此事。张蕴卞察访后上奏折说李好德确实有病，而且有检验结果，不应当抓起来。后来有人上书弹劾张蕴古，说他是相州人，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所以说是张蕴古讨好顺从他，考察之情也不会是实事求是。皇帝很生气，下令把张蕴古杀了。后来才知道张蕴古是冤枉的，皇帝暗地里很后悔。
由于自己一时的怒气，不详细核实，不做认真细致的调查，就草菅人命，唐太宗也过于轻率了。这是不忍怒气的后果，人一发怒，出于一时的激愤，做事就有可能过火，等到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为时已晚。就在同一年里，又有一次，唐太宗又因为瀛洲刺史卢祖尚文武双全，廉直公正，征召他进朝廷，告诉他：“交趾久久没有得到适当的人去管理，现在需你去镇抚。”
卢祖尚行礼感谢后出来，不久就感到后悔，他托病推辞。皇上派杜如晦等人宣读诏书，卢祖尚坚决推辞，皇上非常生气，说：“我派人都派不出去，还怎么处理政务？”下令把他杀了，但很快又感到后悔。魏征对他说：“齐文宣帝要任青州长史姚恺为光州刺史，姚恺不肯去。文宣帝气愤地责备他，他回答说：“我先任大州的官职，只有功绩并没有犯罪，现在却让我担任小州的官职，所以我不愿意去。文宣帝就饶了他的死罪。”唐太宗说：“卢祖尚虽然有失臣子的礼义，我杀了他也太过分，由此看来，我还不如文宣帝呢。”马上命令追复卢祖尚荫庇子孙任官的权利。
唐太宗认识到了自己做事因怒不忍，过于急躁，连杀了两位臣子，悔恨之意溢于言表。尽管他知错能改，但毕竟有些事情是无法补救的。正是出于怒能造成严重的危害，所以古今中外许多人都下功夫去研究制怒的办法。很多人发现制怒的唯一良方是忍。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应该抑制愤怒情绪的发作，以利自身健康，以利团结他人，以利相安和谐，以利国家社会安定，以利事业发展。纵观天下成大事者均是喜怒不形于色之人，若一时气怒，不仅伤身，还会为日后成大事设下重重“关卡”。
喜怒形于色，不仅不利于人，更不利于己。
不管你心里有多大波涛在起伏，你都不要表现出来，都要藏在心里。这样做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你心里的事是你自己的，让别人来一同承受是不公平的。其二，你都表现出来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太浅薄，什么事都藏不住。
在生活中，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是能够成大事的。
自古以来，凡是成功者很少有因外界的事物而亦喜亦忧的。当然，人有时会高兴，有时候不免忧愁，但千万不要被情绪所左右。有高兴的事，表现在脸上无妨，但悲裒的事就不要表现出来。因为将一切都表现在表面上，更会促使情绪强烈化，而不能忍受悲哀。如把忿恨表现在脸上，恨也会加倍。因此，成功立业之人，对这方面都尽量不形于色。
当你有不愉快的事，突然被上司看到，并因你不形于色感到奇怪，你应该高兴。因为上司会觉得：这个人遇到这种情况仍脸色不变，究竟此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而无法透知你的底细。
当你被大家认定是不会随便改变脸色的人，你的上司可能早已在心里对你敬畏三分。无论上司如何骂你、嘲讽你、冷淡你，你都能默默忍受，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这种修养需要有相当的自信才可做到。
当你失意或得意时，都能泰然自若，不表现出不悦之色或骄矜之色，在旁人看来，会觉得你很了不起。
与上司交涉时，要堂堂正正地由正面接触，谈论的道理要有证据，如此上司便不敢不重视你。且于争辩时，你必须说一声：“我不敢跟你强争，否则会伤感情，但请你多多考虑。”
如此一来，上司会觉得你替他保留了一点面子，抗拒心就会减少。如你逼他太甚，一定会激起他的怒火，他势必不肯认输，而跟你争辩到底，一场争斗就免不了了。
所以，我们要为对方留下一条退路。当你的上司向你表示折服，你一定要表示出你的诚意：
“因为我有我的立场，因此不得不向你提出这些违背你的议案。事实上，我并不是要反驳，只是为了整体的利益才这样做，这点请多多包涵……幸亏能得到你的谅解，让我松了一口气，今后还请多多指教……”这样以低姿态来跟他说出你的真意。正面的争论和充满着诚意，这两者都具备，则上司必然无法战胜你，且你也会认输，说：“这个人的头脑真好，这人也真不错，看样子、我原来误解了他。”
不管是沉默还是有必要的争论，都必须就事论事，不带感情色彩，才会达到应有的效果。
糊涂哲学：
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人，往往情绪激动，指手画脚，就会把本来可以办成的事办不成。将一切都表现在表面上，便会促使情绪强烈化，而不能忍受悲哀。如把忿恨表现在脸上，恨也会加倍。因此，懂得深藏不露、低调做人的人，对这方面都尽量不形于色。
9.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古语云：猛虎藏于山野之中，伺机而动；俊才隐于众生之中，待机而行。是故真人杰也，不彰，不矜，不显，不明，不扬，不呈，如此则外可保其才，内可养其性，为凡人所不能为之事，成凡人所不能成之大业也！
嫉贤妒才，几乎是人的本性。愿意别人比自己强的人并不多，所以有才能的人会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难，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曾国藩深通文韬武略，也深知功名之靠不住和害处，所以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干人世的事业”，不把功名放在心上的，成为中国近代少有的“内圣外王”的典范。他反复嘱咐儿子曾纪泽要谨慎行事，甚至于大门外不可挂相府、侯府这样炫耀的匾额。很多位居高官的人或者尸位素餐，或者请求致仕，主要就是收敛锋芒，低调做人，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啊！所以古人说：“露才是士君子大病痛，尤莫甚于饰才。露者，不藏其所有也。饰者，虚剽其所无也。”
人的名气一大，流言便会满天飞，若稍有不慎，必将惹下大祸。在名利场中，要防止盛极而衰的奇灾大祸，必须牢记“持盈履满，君子竞竞”的教诫。“欹器以满覆，扑满以空全”，这是世人常用的一句自警语。欹器是古人装水的一种巧器，呈漏斗状，水装了一半它很稳当，但装满了，它就会倾倒。扑满是盛钱的陶罐，它只有空空如也，才能避免为取其钱而被打破的命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居官要时时自惕！时时处处谨慎，切勿不留余地。越是处权势之中，享富贵之极，越是要不显赫赫奕奕的气派，收敛锋芒，以保退路。在官场热闹处要能著一双冷眼，避免无形中的杀机。
秦朝的李斯。他的祖先是楚国上蔡人。他后来归顺秦始皇，被当作客卿。开始当廷尉，后来作了宰相。他上书要烧书，在一起讨论《诗经》、《尚书》的都要杀头。于是他把儒生活埋，焚烧经书、术数书籍。李斯曾和宦官赵高造伪诏而杀了公子扶苏。后来他与赵高发生了矛盾。赵高对二世挑拨说：“李斯大儿子李由是三川守卫，同盗贼陈胜私通，而且丞相身居在你之外，权力却比你还大。”秦二世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把李斯关进牢房，用完五刑，在咸阳把他腰斩了。李斯临刑的时候，回过头对二儿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块出去，到上蔡东门去追野兔，怎么能够做到呢？”于是父子相对痛哭，他被灭了三族。所以胡曾诗说：“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染血衣。”
张居正，明隆庆元年人阁，后为首辅（宰相）。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国十年。当时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危机严重。他以“得盗即斩”的手段加强镇压，并进行一些改革。万历六年，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条项税役合并为一，按亩征银，封建政府的财政情况有所改善。但他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生活腐化堕落，喜爱声色犬马，家中财物珍玩无数，还和妃子勾搭成奸，名声很糟。终于以“夺情”（即他贪婪权势而怕为父奔丧时权力被人剥夺，终于没有奔丧）为清议所不容，等万历皇帝长大后；就没收了他的财产，还扒了他的坟墓，为他所排挤的人逐渐恢复了位置。
明代魏大中在42岁上才走完了科举道路的最后一步，进士及第并被授予宫职，当时是万历四十四年，朝廷一片乌烟瘴气。他官阶八品，在朝廷中尚无发言的地位，却对人对事都看不惯，看不惯还爱说，结果到处遭人白眼。他到哪里，哪里的官员便失却捞到好处的机会，而他自己却一点儿好处也不要，甚至不与人交往，这在官官相护的时代真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他结交的几个人都是东林党人，与当时权势显赫的魏忠贤为敌。结果，他上疏弹劾温体仁、魏忠贤奸党，反遭诬陷时，天启皇帝因为知道他过分廉洁而放过了他，但他终于还是被抓在狱中，被折磨至死。
海瑞，以正直廉洁而著名，到处主持公道，侵害大官僚地主的利益，克扣下属，连纸张都不许多领多用，甚至要求必须写满——不能浪费，结果，一生被人排挤，到处碰壁，郁郁不得志。他仗着一身正气，谁都不放在眼里。结果是既无能力扭转世俗，也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最终还被罢了官，遭贬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