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拖去忧愁。许多人用拖拉法，错过了不少应做之事。我们用拖拉法将烦恼拖少、拖无。碰到气愤之事，你就告诫自己：“一小时以后再生这些闲气吧！”遇到烦恼的事，你可以暗示自己：“上午先做其他事情，待下午再找时间烦恼吧！”到了下午，如可能就再往后拖。再遇到你想发脾气，并且明白发脾气不对，当满腔怒气难以克制时，你这样命令自己：“数到15个数之后再发火！”等数完了，如果还能克制住，就等5分钟、30分钟之后再发火。如此一拖，往往会找到比发火更高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9.静心冥想。郁闷烦躁之际，可以双目微闭，目视鼻尖，以鼻对嘴，以嘴问心，气沉丹田，全身放松，大脑安静，能静则万念皆空；不静则冥想开始，用一念压万念。可以想自己曾经去过的印象最深的、依依不舍的风景区。比如桂林的大榕树、月亮山、漓江水……再进一步，身处桂花丛中，桂花的叶、花瓣的色彩、花蕊的形状味道……还可以想象自己骑着黄鹤，悠然自得地在白云蓝天之间畅游，此时再俯看如沙盘一般的江河大地，于是立感宇宙之浩瀚，人生之须臾，不由地便心自安而气自宁了。如此一来，郁闷烦躁便会被抛到九霄云外。但不是每个人第一次用这个方法就能百分之百灵验。第一次也许只管一两分钟，练的次数越多，就越灵验了。
10.善于发现欢乐。生活中不是不存在欢乐，只是由于缺少发现欢乐的能力。一些人发现烦恼的能力很强，常常埋怨生活带给他的欢乐不多，以致常板着面孔过日子。很多革命前辈，仁人志士，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远走他乡，妻离子散。
一些人身陷囹圄，一些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生活对他们太残酷了，可他们在牢中依然积极乐观地同黑暗进行着斗争。在上刑场时，依然高唱着《国际歌》而就义。这种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会永远激励着我们笑对人生，笑对生活。与慷慨捐躯的先烈相比，我们自己的烦恼忧愁微不足道早应该烟消云散。再想想****中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陶铸、彭总、贺总……我们没有理由斤斤计较的。相比于过去****中人们不断斗争自己同胞的时期，现在确实是和谐共荣，让人心情愉快的人和事何其多！
增强笑的能力，其方法不止以上10种。我想，我们应该设一门专门的课程来研究笑，有专门的著作来谈论笑。三国的魏淳便编撰有《笑林》，可惜后来失散了。如今我们应重新编辑一本《笑林》，若能再编辑一本《笑林》，设立快乐专业就锦上添花了。人生短暂，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不容易，一生之中总有很多高兴的事情，若不学会笑对人生，会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
控制怒火，请学生帮忙
在过去种地的时候、在农村教书的时候，基本上我是个乐天派。如今回想，当时社会的纷扰太多，“一打****”、“清理阶级队伍”、“大批判”、“揪斗牛鬼蛇神”
等等。有人总在想着如何整人，总是想出名目繁多的点子，引发国人没完没了地窝里斗。现实社会已有很多忧患，倘人再自寻烦恼，人间就无多少意思。于是想方设法保持自己良好的心态，少发脾气，少折磨自己，多做实事并品尝其中的乐趣，以达到心理平衡。当时家庭成分的影响很大，觉得自己非红五类出身，造反派不向自己发火就是万幸，自己不能向造反派发火。
在工厂，起初两年顺境，曾发过两次火。到了批林批孔，自己也挨批的时候，发火的资本就没有了。
到学校教书，深感自己解放了。****结束，政治解冻，自己又有了满意的工作，心情愉悦，过了半年，升到教导处副主任。教导处有两位主任，一位主抓教学，而我分工负责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当时4个年级，教学班26个，学生1558名。****刚结束，学生纪律差，打架斗殴之事常有。那时学生打架非常凶，刺枪、砍刀、匕首全用上。有一次，为了备战，一个班级竟然拿了20多把铁锹、铁铲。有一次，学生打架，我赶到时，输者已躺在地上，腹部被扎了5个窟窿，浑身是血。还有一次，一个很霸道的学生，无缘由便往人家头上砍了3刀。待我闻讯赶到，砍人者已逃之夭夭，我领着伤者去医院缝合。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我的耐性受到了挑战，并最终失去了控制力，于是怒火难以遏制，脾气变得暴躁。
到1979年3月，自己带实验班并兼负责学校学生管理工作时，没改掉这毛病。一次，学生在教室里打闹。每人拿条绳子，互相抽，互相捆，屋里一片狼藉，我破门而入，怒目而视。学生一看，顿时吓呆了，不知所措。我本应理智冷静地问清事情的缘由，帮助学生分析利弊得失和保证不再重犯的方法，可人在发火时一般都会忽略，基本上都会找释放怒气的方法，释放得越厉害，心中会越痛快。于是学生成为了我释放怒气的对象，我严厉地批评这些同学，并让他们到教室前面站成排，命令他们把打人的绳子举过头，一些同学累得满脸是汗，我仍是不肯原谅。当时我也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会加强学生的逆反心理，但由于身处愤怒之中，亦如同劣迹学生处在激愤状态中一样，不顾一切，坚持对抗。
此后，再见到这几位同学，双方总是尴尬，他们逃避我，我也不自然。
每当发火之后，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都受到了损伤，我也陷入到急躁情绪的陷阱之中，懊悔不已。深深体会到发脾气的痛苦以后，我意识到：人在发怒时，智能比较低下，常会做出愚笨的判断和荒唐的决定。要想搞好工作，为了集体，为了国家，为了学生，更为了自己，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少发或不发脾气。
发脾气的人大都明白发脾气的坏处，都想控制自己的怒火，心平气和地处理棘手的状况，一旦情绪的怒火翻卷，脆弱的意志大坝就会被冲垮。如何使大坝不被冲垮？我向学生吐露自己的心声，请学生们帮助我控制自己的情绪。除此之外，还专请一位同学具体负责，一旦他发现老师的脸色转怒之时，要立即提醒、劝告。我表决心时说：“一旦这位同学提出警告，老师必须听从，马上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王迎同学毛遂自荐，表示愿意负责掌控老师的脾气。他的母亲是我在电机厂时的师傅，我十分熟悉他。在他眼里，我不仅仅是老师，还是熟人、朋友、兄长，即便是我担任了他的班主任之后，他也仍然与过去一样与我开玩笑。王迎为人单纯、爽直、热情、善良，做事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他负责控制我是再合适不过了。
一天，校内两个班级发生了争斗，我把几位淘气的学生找到办公室。批评他们时，双方还不太服气，又争吵起来，强者向弱者又出手了。一时气愤之下，我采取了过分的措施，严厉惩治了霸道的学生。风波平息后，我与被惩治的学生谈了心，他理解了老师，我们变成了朋友。可是因为过分措施而引发的内心不悦却一直缠绕着我，我走出办公室，向教室走去，打算排遣一下不良的情绪。
那时我刚接班不久，学生自制能力差，学生们好似是为老师而守纪律，为老师当长工，为老师而学习。教室朝南的4扇大窗户冲着操场，朝北的一扇窗户冲着长140米的走廊，我一般都从走廊的窗户往里瞧，这扇窗户就成了我与学生互相监视的前线。
还没来到窗边，就听到屋内乱七八糟的声音，刚到窗外，就看见4位同学在室内拿粉笔头互相打，旁边还有十几个人在呐喊助威，扰乱了其他同学自习。我本打算到班上轻松一下，转变烦躁的情绪，未曾想到自己的学生亦是如此，烦躁愈加强烈，怒火中烧，冲进门去，想大发雷霆惩治那几个同学。学生一见我站在面前，顿时惊呆了，正打闹着的看到我满面怒容，一个个不知所措。我刚要大吼，王迎同学站起来笑着看我——在这样气氛中，也只剩他还敢笑了。我一时竟忘了以往的许诺，问：“你站起来做什么？”他还笑着，有些难为情地挠了挠头，说：“老师以前让我帮您控制发怒，不知现在还算不算数？”
以往当着全班同学面请人家控制我发怒，现在又当着大家面提这个问题，我不能说话不算数。我控制了一下情绪，愣是压住了自己即将脱口而出的话语。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我请王迎同学到外面，在走廊里一起商量解决办法，我们在融洽的气氛中把问题解决了，几位违纪同学从内心产生了改变自己，遵守纪律的想法。
王迎同学无数次有效地控制住我不发脾气，慢慢地，我发怒的次数逐渐减少，脾气变好了。每当想起这些，我就充满了对王迎同学深深的感激之情。
注意着装，保持形象
班主任的服装与发型对学生也起着教育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不用大惊小怪、上纲上线。其作用可以忽略，但不忽略会更好一些。
对于班主任的服装与发型，要注意两个方面：①整洁；②基本上符合当时当地的大众服饰习惯。
有的青年教师穿得不整洁，我都建议他去换洗，理由很简单：因为要求学生做到着装整洁。有的教师以藤野先生为例，说：“他的穿着那么邋遢，不依然受到鲁迅的尊敬吗？”我说：“此一时，彼一时也。可能当时日本教师生活艰苦，不太讲卫生的人较多，学生便也习以为常了。如果现在再在日本出现一个身着相同衣服的人，恐怕会被怀疑为精神病人吧！学生也会为有这样不讲卫生的教师而感到羞愧吧！”
第二个要求便不好定了。原先我提出教师服装要俭朴。我的一件蓝平纹衣服，中山装样式，在工厂穿两年，在学校穿了4年，经反复刷洗，蓝色已变成灰色，领、袖、兜盖处都磨成了白色。有同学说：“老师，衣服都这么旧了，您去各市开会，应换一件了。”
“穿这样的衣服有什么不妥吗？不是十分俭朴吗？”
“我们认为不太好，都已八十年代了，过分俭朴，就像是给社会主义丢脸似的。”第一次听见人说给社会主义丢脸（北方话，大意为降低尊严）这个词，思考后觉其有理，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相应提高，仍常穿五六十年代的衣服、下乡劳动时的衣服，很不合时宜，不但给社会主义丢脸，也给教师职业丢脸。
对于这个问题我清楚认识到自己想法过于简单。1982年8月1日，我结婚时穿的“礼服”，上衣是已穿过两年多的白衬衣，裤子是一条花10元钱买的灰裤子。当时饱受“越穷越革命”的思想影响，宁愿花几百元买书送给学生，也不愿花几十元给自己买衣服。
听到学生的批评，我才渐渐改变观念，逐渐认识到，穿得太落伍，也是给自己丢脸。于是开始穿质地良好的衣服。
1987年，到香港考察前我买了一套西服，并且打了领带。已毕业的学生看见后说：“这回老师更新换代，追上形势了。”听了此话，看着这身着装，自我感觉确实良好。
写此稿时，我身着一套1991年5月去广州时买的深蓝色西装套服，花了80元钱。这套衣服跟随我走过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感觉很好。对服装颇有研究的郜老师仔细看了这套衣服，说：“最少要在350元以上。”身着如此服装确实不掉价。
但我仍看不惯教师穿奇特服装。担任校长以来，我始终要求学生身着校服。既然不许学生穿奇装异服，同理教师也不允许。我批评穿衣过分奇特花哨的教师：“勿忘我们从事的职业是教师，而不是演员，不是模特，不是卖服装的售货员。”目前我自感批评得在理，不知十几年后，这个批评如我提倡服装俭朴的想法会不会被否定。
我建议，教师服装能够统一，或者由国家统一制装。希望此项建议能够实现。
我不允许校内的男教师蓄长发、留胡须，也不允许女教师把头搞得稀奇古怪的，理由就是由于我们不允许学生这样做。我自己带头做到及时理发。12年前，我们班理发小组******同学技术很高，几年间，由他为我理发。******毕业后，新一届的学生怕自己技术不佳，不敢给我理。我去了理发店一段时间，认为浪费时间。担任校长后，开始自己理发，每个月对着镜子理一次，十几分钟完成，从此再没去过理发店。很多人不信我自己能给自己理发，有时我就当场表演，以证明事实之存在，不仅节约理发费，最重要的是节省了时间。
发现长处，灵活运用
1990年，盘锦市实验中学召开了辽宁省中学历史教研会，会场内横幅上写道：学习魏书生教改经验，深化历史教学改革。
会议总结的那天，领导跟我说：“魏校长，你给谈一谈吧！”我说：“会议代表中有许多人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前辈，我又是历史教学的外行，怎么有资格讲？”“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历史教学如何学习魏书生经验，你不谈怎么说得过去？”
无法推辞，只好上台。发言中，我只讲解发展长处的问题。
以课堂教学的方式来讲，衷心希望大家自由地去发展自己的长处，千万别模仿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一些老师擅长讲授历史课，不同层次学生都很爱听，兴趣浓，注意力集中，边听边理解并边记忆。老师讲的知识深入人心，在大脑皮层上留下深刻的痕迹，学生考试成绩好，那就证明这位老师讲授是成功的，就应该继续讲下去，还应该在形式上有所突破，讲得更有趣、形象、科学、系统，讲得更生动、更吸引人。他不该看了魏书生上课后，于是也不讲授了，也去组织学生讨论。那样把自己的优势丢失了，再学一种方法，即便成功，也浪费许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