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死亡恐惧
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一条载客小船在江中被激流掀翻了，落水旅客拼命游向岸边，一个身上背着钱袋的富商也在水中挣扎着，力气越来越不支。岸上的人向他大声喊：“快扔掉背的东西，游过来！”富人说：“钱是我的命根子”，说着一股激流把他卷走了。这个富商是极其愚蠢的，他就不想一想，他死于江中，他背的金银也就不属于他了。像这样的要钱不要命的蠢人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可以见到。
有正常理智的人在生活中一般不会像那个富商那样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但是人类在生死问题上自古以来长时期地犯着类似那个富商的错误：面对死亡死死地抱着本不永远存在的东西：灵魂，想以此保住他的整个世界。
求生存是人类的本能愿望，但是人类世世代代都得面临死亡恐怖。人人总有一天要同自己的亲人永别，丢下一生中辛辛苦苦挣来的、他极其珍爱的一切，撒手而去，离开这个他已对之产生了深厚感情的世界，沉入无边无际的黑暗深渊，归于虚无。人类在很长时期内不愿接受这一严酷的结局，他们制造了灵魂不死的观念来安慰自己，他们认为死者虽然形体要腐朽，但是他的灵魂继续存在，同这个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六千年前渭河流域的半坡人在为他们自己建造了一座座圆形小屋的同时，也在离他们不远处为死去的人修坟墓，使死者也有安身之所。宗教把灵魂不死的观念发挥到极致，给有道德的人的灵魂设置了天堂，让普通人的灵魂进阴间，而给恶人则准备了让他永受惩罚的地狱。人们为了免受地狱之苦，希冀获得天堂之乐，就念佛诵经、修庙塑佛，不少人放弃享受此生应有之乐和应尽的义务，出家为僧，苦苦修行，为来世而牺牲此生。
儒家思想家很早就从人生观上揭示人们受宗教愚弄的认识根源。二程说：“佛学只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两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一）所谓“以生死恐动人”并不只是说以十八层地狱的阴森恐怖景象来吓唬人，更重要的指佛教加深人们对死亡的恐怖，因为佛教也有一些宗派如禅宗，并不过多地渲染地狱之怖，但是他们的生死轮回之说、涅槃成佛之说仍然是利用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心理来引诱人们出家修行。应该说，二程这一段话击中了佛学的要害，使儒学对佛教的批判大大深化了。不过，说两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言过其实了。至少在隋唐之际，就有一个叫做傅奕的有名的学者曾觉察到佛教在生死观上“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强调指出“生死寿天，由于自然”。当然，只是由于产生了理学，儒家才能给佛教的生死观以致命的打击。
儒家的主流主张无神论，否定灵魂不死说，肯定人的死亡如草木之枯萎灭亡，不可避免，但并不因此陷入悲观主义和宿命论，而是发展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哲学，以破除人类的死亡恐怖。荷兰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曾经说过，一个自由人所思索的正是死亡的问题，同时他的智慧就在于沉思生命而不是死亡。儒家人生哲学正是如此。《论语·先进》说：“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里看起来是孔子不关心死的问题，实际上通过“沉思生命”来解决死的问题。所以程颐说：“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河南程氏遗书》卷五十二）理学家主要从以下四方面破除人的死亡恐怖：第一，指出人的生死是自然现象，极其自然，不必害怕。二程说生死是“常事”，是“本分事”，因此“无可惧，故不论死生”。朱熹说气聚则生，气散则死，“世间无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因此对人的死亡不值得过分的伤感。而佛教以生死事大，“终不脱怖心”。
第二，用一“义”字破死的威力。刘宗周曾经指出，世间最难以接受的事是死亡，人们往往别的事都能对付，唯独遇到生死问题时平常的功夫都用不上。因此，人们的精神修养不到能看破死生，不算到家。但是，他又说，如若只是就事论事，只是在生死问题上做文章，终究不能摆脱死亡恐怖。他说：“如欲从生死上研磨，终如峭壁，非人力攀援所及，唯有一义，能将生死抹去，死之威力，至此而穷，化险阻而为平易”。义字指明了生命的真价值、人生的真意义所在，使人明白什么事能做、应做，什么事不能做。遇到生死问题，只要义字当头，就会义无反顾、无所畏惧，“义当生自生，义当死自死，眼前止见一义，不见有生死”。
第三，以天地万物人我为一体，将一己之小我同宇宙生命合而为一。儒家认为，个人生命不是纯粹个别、孤立的现象，而是宇宙生命的表现。人们如果把自己的生命当作完全个人的事情，眼界只限于同个人利益相关的事物，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那么，在他看来，他的生命的结束就是整个世界的丧失，因此会无比地恐怖。相反，“吾儒之学，直从天地万物一体处，看出大身子。天地万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万物之终，即吾之终。终终始始，无有穷尽，只此是生死之说。原来生死只是寻常事”。
第四，求功业不朽、精神不朽。儒家不取灵魂不灭说，但是仍然相信人们能够做到“死而不亡”，即在死后为后人留下不朽的功业、学术、艺术、思想、精神。明朝中期学者罗伦说：“生而必死，圣贤无异于众人也。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不朽的认识。《左传》最早对不朽的概念做出明确的规定：“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种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士人的共识。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就是教人在有生之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以求生后不朽。《周易》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论语·卫灵公》）指出圣人的品德、思想、精神、功业是永恒的，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并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言表达了千百年来中国士人的共同信念。
儒家以为，对于死亡，人们不应该感到恐惧，但是可以感到哀伤，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哀死而不患死。宇宙是大化日新的过程，对于日新而言，死是生之完成，又是新生的前提条件，因此死亡无足惧，患死是不知新陈推移的常理；然而大化重生，死亡是一生命过程的中断，又是完成者的毁灭，是爱恋者的永逝，确实值得哀伤，所以儒家极其重视丧礼。道家以为死不必患，亦不必哀，儒家则认为死虽不必患，而实当哀。王夫之说：“且天地之生也，则人以为贵。草本任生，而不恤其死，禽兽患死，而不知哀死。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废天地之化。故哀与患，人禽之大别也”。
（《周易外传》二）可见儒家的生死观同道家和宗教相关理论相比较，更合情、更合理。
善听与拒谏
春秋时的晋国，自晋文公继位后，发愤图强，使得国家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春秋时的一大强国，晋文公也成了一代霸主。可接下来，晋襄公、晋灵公却不思振作，只图享乐，晋国的霸主地位不知不觉地就被楚庄王替代了。
晋灵公即位不久，便大兴土木，修建宫室楼台，以供自己和嫔妃们享乐游玩。那一年，他竟挖空心思，想要建造一个9层的楼台。可以想见，如此宏大复杂的工程，要消耗多少人力、物力！可灵公不顾一切，征用了无数的民众，耗费了巨额的公款，持续了几年，也没有能完成。全国上上下下，无不怨声载道，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因为这位晋灵公明令宣布：“有哪个敢提批评意见，劝阻修建9层之台的，处死不赦！”
一天，大夫荀息求见。灵公想他是来劝谏的，便拉开弓，搭上箭，只要荀息开口劝说，他就要射死荀息。谁知荀息来后，像是没看见他这架势一样，非常轻松自然，微笑地对灵公说：“我今天特地来表演一套绝技给你看，让你开开眼界、散散心。大王您有兴趣吗？”
灵公一看有玩的就来神了，问：“什么绝技？别卖关子了，快表演给我看看。”
荀息见灵公上钩了，便说：“我可以把12个棋子重叠起来以后，再在上面加放9个鸡蛋。不信，请看。”说着，便真的玩起来。他一个一个地把12个棋子叠好后，再往上放鸡蛋时，旁边的人都非常紧张地看着他，灵公情不自禁大声说：“这太危险了！这太危险了！”
荀息一听灵公这样说，便趁机进言，说：“大王，别少见多怪了，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
灵公觉得奇怪，因为对他来说，这样子已经够刺激、够危险的了，还会有什么更惊险的绝招呢？便迫不及待地说：“是吗？快让我看看！”
这时，只听见荀息一字一句、十分沉痛地说：“九层之台，造了三年，还没有完工。三年来，男人不能在田里耕作，女人不能在家里纺织，都在这里搬木头、运石块。国库的金子也快用完了。兵士得不到给养，武器没有钱铸造。邻国正在计划乘机侵犯我们。这样下去，国家很快就会消亡。到那时，大王您将怎么办呢？这难道不比垒鸡蛋更危险吗？”
灵公一听，猛然醒觉，意识到了自己干了多么荒唐的事，犯了多么严重的过失，便立即下令，停止筑台。灵公听取进谏，得以避害。历史上还有不少反面的例子。
韩佗胄在南海县任县尉时，曾招聘了一个贤明的书生，韩佗胄对他非常信任。韩佗胄升迁后，两人就断了联系。宁宗时，韩佗胄以外戚的身份，任平章，秉国政。当他遇到棘手的事情时，常常想念那位书生。
一天，那位书生忽然来到韩府，求见韩佗胄。原来，他已经中了进士，为官一任后，便休闲在家。韩佗胄见到他，非常高兴，要他留下做幕僚，给他丰厚的待遇。这位书生本不想再人宦海，无奈韩佗胄总是不放他走，他只好答应留下一段时日。
韩佗胄视这位书生为心腹，与他几乎无话不说。不久，书生就提出要走，韩佗胄见他去意甚坚，便答应了，并摆宴为他饯行。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回忆在南海共事的情景，言谈甚为投机。到了半夜，韩佗胄遣退左右，把座位移到这位书生的面前，问他：“我现在掌握国政，谋求国家中兴，外面的舆论怎么说？”
这位书生立即皱起了眉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叹息着说：“平章的家族，面临着覆亡的危险，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韩佗胄知道他从不说假话，因此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他苦着脸问：“真有这么严重吗？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位书生用怀疑的眼光看了韩佗胄一下，摇了摇头，似乎为韩佗胄至今毫无觉察感到奇怪，说：“危险昭然若揭，平章为何视而不见？册立皇后，您没有出力，皇后一定在怨恨您；确立皇太子，也不是出于您的力量，皇太子怎能不仇恨您；朱熹、彭龟年、赵汝愚等一批理学家被时人称为‘贤人君子’，而您欲把他们撤职流放，士大夫们必会对您不满；您积极主张北伐，倒没有不妥之处，但战争中，我军伤亡惨重，三军将士的白骨遗弃在各个战场上，全国到处都能听到阵亡将士亲人的哀哭声，军中将士难兔要记恨您；北伐的准备使内地老百姓承受了不堪负荷的军费，贫苦人几乎无法生存，所以普天下的老百姓也会归罪于您。平章，您以一己之身怎能担当起这么多的仇怨愤恨呢？”
韩佗胄听了大惊失色，汗水淋漓，一阵沉默后，又猛灌了几杯酒，才问：“你我名为上下级，实际上我待你情同手足，你能见死不救吗？您一定要教我一个自救的办法！”
这位书生再三推托，韩佗胄仗着几分酒意，固执地追问不已。这位书生最后才说：“有一个办法，但我担心说了也是白说。”
书生诚恳地说：“我亦衷心希望平章您这次能采纳我的建议！当今的皇上倒还洒脱，并不十分迷恋君位，如果您迅速为皇太子设立东宫建制，然后，用昔日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劝说皇上趁早把大位传给皇太子，那么，皇太子就会从仇视您转变为感激您了。太子一旦即位，皇后就被尊为皇太后，那时，就算她还怨恨您，也无力再报复您了。然后，您趁着辅佐新君的机会，刷新国政。您要追封在流放中死去的君子贤人，抚恤他们的家属，并把活着的人召回朝中，委以重用，这样，您和士大夫们就重归于好了。你还要安靖边疆，不要轻举妄动，并重重赏赐全军将士，厚恤死者。这样，您就能消除与军队间的隔阂。您还要削减政府开支，减轻赋税，特别是要罢除以军费为名加在百姓头上的各种苛捐杂税，使老百姓尝到起死回生的快乐。这样，老百姓就会歌颂您。最后，你再选择一位当代的大儒，把平章的职位交给他，自己告老还家。您若做到这些，或许可以转危为安，变祸为福了。”
韩佗胄一来留恋权位，不肯让贤退位；二来他北伐中原，统一天下的雄心没有消失，所以，他明知自己处境危险，仍不肯急流勇退。他只是把这个书生强行留在自己身边，以便临时应变。这位书生见韩佗胄不可救药，怎么肯受池鱼之殃，没过多久就离去了。
后来，韩佗胄发动“开禧北伐”，受到惨败。南宋被迫向北方的金国求和，金国则把追究首谋北伐的“罪责”当作议和的条件之一。开禧三年，在朝野中极为孤立的韩佗胄被南宋政府杀害，他的首级被装在匣子里，送给了金国。那位书生的话灵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