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中说：“必须有忍，才能成事。”恕忍两个字，的确是众妙之门。陶觉说：“大凡是英雄豪杰，必然有很大的气度。张良圯上进履，韩信市中钻胯，都是一个忍字，不是平常的人能做到的。”必须能恕人之所不能恕，才能容人所不能容；必须有忍人之所不能忍，才会有为人这之所不能为。只有具有大才大略的人，才有大恕大忍之量。
汉高祖豁达，唐太宗宽宏，都是有大忍之量的人。所以王船山论说楚汉相争中，无人可敌的项王，终究屈服于汉高祖时说：“成而不倾，败而不亡，全在于自己所把持的气量，不是智慧所及的。汉高祖曾一败于彭城，再败于荥阳。只身而逃，但心神不慌乱、不害怕。而项王最终屈服于他的难折之锋。”又说：“成就大事业的人在于度量而不在于智慧。”
曾国藩说：“在盛世建功立业的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乱世扶危救难的英雄，以心劳力苦为第一义。”不豁达难以成就大事，不心力劳苦难以宏大功绩。
吕新吾说：“男儿的事业，经纬天下，见识要高，规模要大，度量要恢宏。”而能完善见识与规模的人，必然有见识。所以英雄豪杰，必须以气度宽宏为第一义。
心中无我而能容人
因胸中总有一个“我”在，因自己的天赋稍异于常人，便觉得自高自大，而“自我成圣”了，这就是有“己”的毛病。薛文清公说：“人所以有千病万病，只因为有‘己’。所以计较万端，只想己富，只想己贵，只想己安，只想己乐，只想己寿。而他人的贫贱危难、辛苦死亡，不去体贴，于是生意不受，天理灭绝。虽有一幅躯壳，而实质上与禽兽没有区别！如果能克去有‘己’的毛病，凛然大公，而富贵贫贱、安乐寿天，都与人和平共处，便生意贯彻，双方各得所愿，天理大盛，有不可得而胜用的感受吧！”能做到无己无我，便自然无意无必无固无执了。
要怎样才能养成一种无法比拟的气度？首先要从学术上培养它。
学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超凡绝世，他的气度也自然是如此。能学成铺天盖地，包纳宇内，怎么会有不能容人、容物、容世的道理呢？所学博大，所积丰厚，所见长远，这样气度必然恢宏，胸怀必然豁达。再就是心中不能只有一个自己的我，一个自己的私。
许多天才人物甚至领袖，本来能成就大事，立起大业，而自败于历史征途上，就是有“意、必、固、执”的毛病。
意必固执的毛病，就是心中有己有我；这样不是以“予智自雄”，便是“愚昧而好自用”。好自用的人必然孤立。人不能孤立，孤立就危险。自己孤立，自己危险；一家孤立，一家危险；一国孤立，一国危险。
真正高明的人，最善于借重他人的智慧。做人，不要自用其智，否则多为愚氓人的智慧。这不是聪明之举。
与之相比较，会陷入自败还不自知。因此孝子说：“不自见就能明白，不自以为是就会显扬。”不自用而用人，不自容而容人，去己而存己，无我而全我，这就是一种方圆处世的艺术。
老子又说：“圣人没有常心，而是把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善人我用善对待他，恶人我也用善对待他，这样就能得到善。守信用的人我信任他，不守信用的人我也信任他，这样就能得到信任。圣人在天下，吸气时忘掉了物与我的差别，百姓都注视着他的耳目，圣人都像孩子一样。”“这是圣经常常以善来拯救人们，所以不抛弃任何一方的人；常常用善来拯救万物，所以不抛弃万物。”这是何等高尚的气度？何等高尚的气象？
有圣人的气象，便能容纳天地；有领袖的气象，便能容纳天下。不管是亲疏好恶敌我，不管是智愚贤能不肖，我都能以大度来容纳他们，使他们就像鱼忘记了自己在江湖之中。人忘记了在天地之间，便不想求得圣贤而自然达到圣贤，为什么还忧虑人们不在我的领导之下呢？吸气时而忘却物与我的差别，忘记了你我的竞争便能肝胆相照。
人如果想成就继往开来的大业，怎么能缺乏恢宏豁达、浩然无比的气象？这是凡人都能做到的。而天下的学问，不是以一人的智慧所能知晓的；天下的事业，不是凭一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海洋之大，不是一川之水所能汇成的；山丘之高，不是一丘之土所能堆积的。这是道理说明：“依靠大众的力量就能生存，独断专横就会灭亡。”
天地有容纳之量，想成就大事业的人，必然要有大度量。虽然项羽有拔山之力、盖世之气，白手起家破秦朝，而与刘邦争雄逐鹿，终究还是免不了失败。他不但无容人之量，就连范增这样的奇才都容不下。与之相比较，刘邦就能容纳无数个范增式的人才。所以说，大度能盖及天下而后能容纳天下；大量能盖及天下而后能指挥天下；智慧能盖及天下而后能扭转天下；勇气能盖及天下而后能托举天下。一个人怀有这样的气度，就能与天地同大。
人们所说的气度，包括了大量、雅量、容量与气量。而它的修养方法，主要是能戒除忌妒、怨恨，尤其要能宽恕和容忍。这样则自然能包涵宽容，而不计较得失。吕坤说：“学者最大的病痛，就是气度太小。”英雄豪杰贤士也不免如此。因此陶觉说：“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只是为了不肯吃亏，坏了多少事。”
唐书中有“唾面白干”的教训，佛家有“忍辱”的义举，耶稣有“人打了我的左脸，再以右脸相迎于他”的告诫，这都是培养大度的最好例子。
大丈夫应当容人
曾有人说：天下没有全才，也没有废才；天下没有不犯过错的人，也没有一无是处的人。人才要量才而取，并能取长补短，这才是容人、用人的准则。
拿破仑在这一点上深得要领。凡他需要用的人才，都尽力设法招揽，即使在敌方的阵营中，也要想方设法使他跳到自己的阵营来。有几位仇恨他的军官，也是拿破仑最为看重的将领，他想办法轮流调用，如圣西尔、利科布、马克多奈尔。希里恩曾经评论拿破仑的“用人不为私人的愤怒仇怨而牺牲其政策的需要”这句话，可以说是拿破仑深谙事业成功秘诀的要领。
陆宣公在他的《奏议》中说：“史书中叙说项羽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时说：‘对于有功的人无所设立，对于有过的人无所遗漏。’管仲论鲍叔牙之所以不能挑相国的重担，就在于‘听到他人的过错，终身不忘记’。”又说：“驱驾扰驯，仅在于驭手的本领。早上还是称凶逆，晚上就可以称忠纯；开始做贼寇，最终为卿相。知道陈平没有好形迹，也不舍弃，忿怒韩信自封就封王，蒯通以理论获赦免，雍齿以积恨先受赏。这是高祖之所以成就帝业的方面。放弃射钩之罪而任用他的才能，放弃斩首的怨恨以免于难，这是齐桓公之所以称霸立业的方面。然而就当事者而言，虽有罪恶也不得不宽容。根据情况的适宜，虽是大仇敌也不得不任用。”
这段宏论评论的是领导人物应该处世大度的至言。“大丈夫应当容人，不要被人所容。”孙中山先生的气度也是宏大的。常人只知道他人的见解与行为是错误的、偏狭的、幼稚的，而不知道自己也会采取同样的态度，几乎与别人同出一辙。
民国七年，孙中山重游欧洲，兴中会准备在柏林开会，同志王发科受到一个满洲学生的警告、恫吓，说要报告政府，取消他的官费，甚至有生命的危险。王发科窘迫不堪，来到巴黎避风头。在他征得新加盟同志温芗铭的同意下，待孙中山外出后，来到他房间盗取加盟的名单，跑到驻法国大使馆哭着告密，以此作为自首的礼物。王发科哪里知道当时的大使孙宝奇，瞧不起他的行为，又害怕发生驻伦敦大使馆同样的笑话，便呵斥他赶快交回名单，不然先撤销他的官费。王、温惊惶失措，狼狈地奔回旅馆，向孙中山痛哭流涕，说出了盗取名单的事。孙中山没有半点责备之词，反而好好地安慰他。孙中山先生正是以这样的宽宏大量，成就了非常的事业。
宽容者心量大自己很贤能却屈己谦卑地对待别人，没有不得人心的。身居高位者，有作威作福的权柄，正因如此，更要谨慎，切莫滥用职权。当下属触犯了自己的尊严或利益的，如果仅涉及个人的问题或损失的仅是财物，则应该表现大人有大量的宽容态度。
南朝梁人羊侃，字祖忻，泰山梁文人。初任北朝魏国的泰山太守。因他的祖父羊规曾经是高祖的祭酒从事，因此羊侃自愿回到南方。回到的途中，走到涟口，一次宴会时，有个叫张孺才的客人喝醉了，在船上失了火，烧了七十多艘船，烧毁财物不计其数。羊侃听说了，毫不放在心上，和大家继续喝酒。孺才既惭愧又害怕，就逃走了。羊侃派人把他找回来，并安慰他，待他仍如从前。
唐人裴行俭，字守约。唐高宗时任吏部尚书。家中有一匹皇上赐的良马和特别珍贵的鞍子。属下小吏偷骑耍玩，马不慎摔了一跤，摔坏了马鞍子。小吏惶惶不安，抄小径而逃。裴尚书不但不罚他，还遣人接他回来。又有一次，他带兵平乱，得到了价值连城的珍宝。于是就请了一次客，把珍宝抬出来让大家欣赏。有一个玛瑙盘，直径有两尺长，很耀眼。属下一军吏跑过来不慎摔倒了，把盘子弄碎了，惊慌得不得了，连连叩头头出了很多血。裴尚书却笑着说：“你又不是故意的。”脸上一点怨气都没有。
下属侍奉上属时，常常多有触犯：居上位者居高临下，对居下位者，稍不如意，就极易发脾气。为处理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不问是官居上位者还是身居下位者，一定要有道德修养，凡事要能忍耐。
晋代谢万曾和蔡系争坐一个座位，蔡系把谢万从位子上推了下去，把他的帽子和包头巾都差点弄下来了。谢万慢慢站起来，拍拍衣服，坐回座位上，说：“你差点弄伤我的脸。”蔡系说：“本来就没考虑到你的脸。”
后来二人却没把此事放在心里依然如此，当时大家都很赞赏他们。
气度宽宏，品德深厚人的品德会随着气度的宽宏而增进，气度也会随着丰富的人生经验而更加宽宏。因此，要想增长自己深厚的品德，就不能不使自己的气度宽宏；要想宽宏自己的气度，就不能不增长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丰富自己的人生知识。这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含意。
东晋谢安本来做了一个郎的官儿，但没做多久，他不做了，假装有病，躲进了东山，一躲就是好些年。
朝廷哪会不知道？多次去请他出山，他都推辞了。谢安这一招还真灵，他越推辞，朝廷就越认为少不了他，隔三差五地总要派人去请。
这一次，是征西大将军桓温去请，谢安答应出山了。他一出山，果然就不同凡响，官越做越大，高到中书令、司徒这类大官。
谢安还真不是泥捏的，光会糊弄人，他出山后干过许多大事呢！桓温想趁皇帝幼小称主，谢安稳坐钓鱼船，把他给安抚住了。北方的苻坚多次扰乱边土，谢安派他的弟弟谢石等，把苻坚给赶跑了。
不管他是不是嫌原来的官太小，想借隐居提高自己的身份，把官儿的价码加大，反正他后来能居高位，少不了隐居的作用，可见隐居实在不可低估。
唐代的卢藏角也很想做官，别的方法都不大行，就想模仿谢安，躲进京城附近的终南山隐居起来，后来果然做了官。这条做官的好路子，叫做“终南捷径”。
大概唐朝的陈浩然也想走这条路，可是他隐居了那么多年，到头来，朝廷还是没有让他做什么大官，不，连小官都没给他一个。据说，是因为他去京城住了些日子，写了好多诗，很想博得皇上的赏识，谁知其中有一首却冒犯了皇帝。这样，即使他诗写得再好，官都没有捞到。可见，靠隐居得仕并不一定就能成功。
当然，也有真心隐居，而不想出来做官的。这类人大都在官场混过，看透了官场里的污浊、黑暗，忍受不了其中的尔虞我诈、你争我夺，决心与山水为生的。譬如庄周，也做过一任小官的，但终于要自由而隐居了，过起了漫游的生活。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忍受不了权贵的媚骨或骄横，终于也遁入了南山。清朝的王夫之也躲入了船山，大概也是倦于官场的喧嚣吧。
隐居，对于想做官或想做大官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个跳板，“曲线”做官而已。隐居成了抬高身价的良策。当然，要吃点苦，忍受一下“东山”或“终南山”的艰苦生活，为的是以后可以跳出这里。但对于真正不想做官的人来说，隐居却是心性的解放，是鱼归旧渊，鸟返旧林，官场才是他们的牢笼，他们正是因为忍受不了那儿的束缚，才隐居大自然的。
克制邪念，善于正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适宜于随时检查自己，随时对照自己。每当念头萌芽，就要观察它的善恶、是非，是否合乎天理。一觉察到不是正念，立即勇猛地克制它，努力除去这个心中的坏东西，务必使心归正途，念念都纯正，而心中纯粹是一片天理流行。接着便做止念工夫，务必使这个真心清湛寂然。半点邪念不生，才是上策，就达到了无念的地步了。
王阳明说：“除掉山中的贼容易，除去心中的贼困难。”佛家有“心为贼王”的说法，想除去这个作为心中贼念的一切悬念、杂念，这就用曾子的三省功夫。犹恐不起作用，便宜于每天之中，一时一刻也不放松。久而熟练，自然容易辨解。
杨椒山说：“念头一起，就思考这是个好念头还是坏念头。如果是好念头，便扩充它，必然能看到它的行动。如果是坏念头，就马上抑制住不思念它。要去做件事，即要思考这件事是不是合乎天理。要是不合乎天理，便禁止不去做，不可有丝毫违反天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