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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第十三章

每一天都是清明

惊蛰、春分,联翩而至;一入4月,便是清明。

每年清明的扫墓,车水马龙,都会有“途为之塞”的报道。过去有些年月里假“移风易俗”之名,把清明扫墓、纪念先人当做“旧风俗”给反掉了,实际上反不掉,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发生的事情,就是对禁令的反弹。平心而论,“慎终追远”算得上中国的好传统,尤其是已经不限于纪念各家的祖先了。

不过,我想,心里存着对先人、先烈、先贤的感恩和敬爱,那每一天都是清明;要纪念,何必在清明这一天“扎堆儿”呢?

我不是研究民俗的,只根据常识回溯一下清明习俗的来历:

清明,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本来像“谷雨”、“芒种”一样,是切合中原地区农事的节令,在阳历的4月5日前后,前后差不了一两天,此时一般也正在阴历三月初(今年清明是阴历二月廿七)。

而从先秦起就有了三月上旬的三月节,先是说定在“巳日”,魏晋后改为三月初三,千百年间相沿成风,人们到东流的水边嬉游,以清除不祥。孔子带着他的青少年学生“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虽没说是“修禊”,意味相去无几;而当时郑国的人,在三月上巳这一天,到《诗经·郑风》提到过的溱水、洧水上,“执兰招魂续魄”,除了以洗濯去垢防病之外,也还有请出往日的亡灵帮助“祓除不祥”的用意了。但手执兰草不光是请祖先,历来的记载中所谓“采兰水上”,有人说是用香草浸泡的水沐浴,这就比下河洗澡麻烦些。据说早在汉代,修禊已经不再举行祭祀仪式,成了春游活动。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记的就是一次三月三的雅集,文人和官员找到以兰草命名的兰渚兰亭,但不好意思洗野澡,便玩“曲水流觞”的游戏;杜甫笔下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更是皇家和权臣借着风俗节日穷奢极欲,铺张扬厉,平民百姓不与焉。

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三月节和清明节一而二、二而一了。水边的沐浴已免,而从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时代《月令》就有记载的、在黄土地上踏青扫墓,成了民间过清明的主要内容。

直到清末和民国时期,在没有战争的阳春三月,人们借扫墓的机会,去郊外踏青,中小学放春假远足、野餐,还有像民歌小调《放风筝》唱的,这成了乡村年轻男女邂逅的机遇。而今天,交通的条件、社交的条件,大大不同了,人们不必借祭扫的机会来旅游,那么,清明是不是只剩下祭奠亡人这一层意义?

选在清明时节扫墓,过去为的是除宿草,添新土。这对于历史遗留的“土馒头”或还适用,在多数公墓已经不是当务之急。

因此,我以为,有些由政府主导的仪式,如祭黄帝陵,不妨一仍其旧,在清明节举行;其余活动包括青少年谒烈士陵园在内,都不必非赶在清明这一天不可。祭告先人,何必清明?追念逝者,可以在4月5日(或4日、6日),为什么不可在3月4日、5日、6日,5月4日、5日、6日……可以在月之上旬,为什么不可在中旬、下旬?或者,索性把春秋两季每月第一周,第一周的某一天,当做“清明”,有何不可?旧俗中秋节第二天(旧历八月十六)又叫“展中秋”,为了避免大家同在清明这一天扫墓的拥挤,多“展”出几个清明又有何不可?

当然,民间风俗有习惯性,又有自发性,不是谁说改变就能改变的,人大提案也不行,领导批示也不行;我这里不过聊备一说。我自己是这样做的,先父先母葬在八宝山,我从不在清明这一天去,往往是到那里参加故人的告别仪式后,绕道到墓园,谈不上祭拜,这是顺道;如许久没去,有时也专程前往看望一下,看望而已。如果先人地下有灵,已经和我默契,在熙熙攘攘的清明前后,他们不等我来,而在公墓一片沉寂的日子,我在看望他们的同时,也会看望他们的诸多邻居,以慰逝者们在一年一度清明节以外364天的寂寞于万一。

2005年3月7日

妄 言

名人之言,媒体争报,不胫而走。

据说,今年央视春节晚会的一位导演,在向记者谈这台晚会的重要时,强调说:春节晚会对内代表中央,对外代表中国。

又据说,央视一位当红的节目主持人说,央视主持人,要有皇家气派和风范。

前者大概是受“新闻联播”的影响,后者大概是看清宫戏看多了。

记得当年鲁迅说过,名人的话未必是名言。

鲁迅又说,专门家的意见多悖。

今天,这两位“名人”的言论也成为“名言”了,却只是证明:名人的言论多妄。

妄言者何?胡言乱语而已矣。

2005年3月8日

妓女与嫖男

好多年前,因为看到一则对妓女和嫖客一捉一放的消息,我写过《那么,嫖客呢?》一文,质疑有关部门对嫖客的姑息。①时过境迁,可怜依旧吧,这大概是“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

可我发现了与此间完全不同的思路。据3月4日《新民环球》专刊王洁明文报道:

“在很多西方国家把色情业合法化的同时,瑞典却严禁色情业。瑞典对色情业的管理是十分独特的:抓嫖客,不抓妓女。这一原则于1999年被写进了一个专门的‘反买淫’的法律。因为瑞典人认为在色情业中受害者永远是妇女。色情业的根源来自于‘男人对女人的需求’,男女平等事务大臣奥尔巴克解释说:‘买淫就是一种对妇女的暴力!’所以,卖淫者无罪,卖淫者有罪。”

中国和瑞典,分处东亚北欧,“国情”自然不同,不过,从形式上看,在严禁卖淫业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我想,在中国的立法者和执法者看来,卖淫的妓女和“买淫”的嫖客,他们的“性交易”都是违法的,因此没有对妓女网开一面的必要。同时,我又想,卖身的妓女多半是除“身”以外别无可“卖”的无产者,处以罚款的油水不大,理所当然还要接受教育性的收容、惩罚性的拘留;至于嫖客呢,尽管没听说各地消协也有保护他们作为“(性)消费者”这一特殊群体的规定,但他们作为“买方”,手里总是多少有些银两的,交足罚款走人便是。——这是我面对“抓妓女,不抓嫖客”这个现实,想来想去想出的理由,这理有点“歪”,但好像也不是毫无现实根据的吧,姑妄言之,我相信,肯定没人把它误认为有关部门的政策解释。

而且,我还找到一条批驳瑞典那位男女平等大臣的理由:“抓嫖客,不抓妓女”,宣布“卖淫者无罪”,好像是反对加于妇女的性暴力,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了,但是,这岂不是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吗?

这就暴露了某些西方人士动不动侈谈法治的虚伪性:你说是不是?

2005年3月9日

①那篇小文刊于1993年8月18日的《今晚副刊》,论证嫖客是“卖淫嫖娼”现象中的主导方面,批评了“打击卖淫嫖娼行动”中“严于卖淫而宽于嫖娼,严于女而宽于男”的处理。重看旧作,觉得13年前所说比今天所写的似更周详,不过今天此文似也还略有新意也。

有轨电车

说是北京要恢复一条有轨电车的线路,是供怀旧的旅游项目吧?我一下子想到40年前。

整整40年前那个6月,有个星期天一早,我问闹闹:“跟我出去玩,好吧?”他高兴:“上哪儿?”“上天坛。”闹闹5岁了,还没去过天坛。我也好久没去天坛,更好久没带闹闹出去玩了,不知成天忙些什么。当爸爸,真惭愧。为什么上天坛?那儿人少。还可以坐一段有轨电车,闹闹还没坐过。

那时候内城的有轨电车早停开了,只有外城还保留着一段。我带闹闹出崇文门,告诉他:“这儿从前叫哈德门。”“哈德门。”他重复着,似乎并不觉得多么有趣,他不会有什么怀旧之心,又不知道曾有一种香烟叫“哈德门”。我于是改了话题:“咱们坐电车,从前叫diang-diang儿车。”“diang-diang儿车,diang-diang儿车……”他这回感兴趣了,直到上了车,看到司机站着开车,用脚打铃,叮叮当当,似觉新奇,可能悟出了为什么叫diang-diang儿车。

我一路给他数着站名:花市、磁器口、金鱼池……孩子认真听着,我却是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我发现自己神不守舍。原来我并不是一心陪闹闹出来玩,只不过是要转移一下注意,缓解一下心中的焦虑。

一个月前,5月10日跟剧团出发,在车站听到《评“三家村”》的广播,距去年秋天在山西乡下听到评《海瑞罢官》的广播,整半年了,心总是这么悬浮着,预感要出什么事,还是大事,而且这些事总会殃及我。

从山东提前回来,叫回来参加文化革命(当时还不叫文化大革命)。船到天津那天早晨,见港口小船上有人用长竿钩着一具水里的浮尸,不知要拖到哪儿去,心中暗暗感到不祥。待回到单位,一阵子好像“西线无战事”,我懂得这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平静。我被闲置,而别人都在我目不能及的地方忙着。这很像1957年夏季的气氛—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对我点名之前。不过,当年我很麻木,现在想麻木也麻木不下去了。何况,跟那时不同的,如今有了小孩,我已是为人父了啊!

车到天桥,领着闹闹下车,走进天坛。我没有考虑儿童心理,想的是看祈年殿、圜丘坛,没想到进门不远就是儿童游戏场,他一头扎进去就不再旁骛了。

我有意无意地把思维从沉重的事引开,尽量看着游戏场里的孩子。但是不由得想,这些孩子都这么天真而快乐,不知愁苦为何事,他们的家长也都这样吗?人家大概都没有我这样“摘帽右派”的压力,那么闹闹虽然今天跟别的孩子一样玩得自在,明天,我再次陷入重围,他还能有这样的快乐时光和无忧无虑的心情吗?

我一边努力驱散一团乱麻的烦忧,一边又深深陷入了负疚的自责。为什么要有孩子呢?你不能让孩子有好日子过,为什么要让世上增添一个受你连累的人呢——而且是这样一个幼小而且弱小者?

等闹闹把游戏场里各样都玩过一遍,我还是按照我的计划,把他带到祈年殿那边主要景区去了。回音壁多好玩啊,可抱着他喊过几声以后,想放他下地,他不愿意,看来他累了,这时我也觉得有些疲倦,一看表,正午已过,都怪我二心不定,忘记掌握时间,这该是平常闹闹饭后休息的时刻了。我连忙往西门走,通往大门的路好长啊,难为孩子一上午跟着我一路走过来,他体力消耗太大了。抱着他,并不壮硕的孩子在我臂弯里显得越来越沉。闹闹睡着了。

抱着睡着了的闹闹,又从天桥电车站登上电车。一路只听司机不时踩响叮叮当当的铃声,乘客尽皆默默无语。坐在车上,无心看车窗外,我心里一片空白,不去管往事历历,也不管前路茫茫,只端详闹闹睡得实实的,稳稳的,睡态也安详。——看来1957年的事态,不可避免地要重演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跟你一起过星期天,跟你一起出来玩。

那一个星期天,一个无哀无乐、亦哀亦乐的日子,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连着那有轨电车的铃声,以及闹闹5岁时琢磨这个词儿的神情——“diang-diang儿车?”

2006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