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你没年轻过吗
每个走出校门、步入社会的青年，大概都经历过苦苦摸索、寻找发展路径的曲折过程，都体验过面对老同志时的不知所措和犹疑彷徨。
不才刚毕业那会儿，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然而空怀一腔豪情，却不知从何入手，整日上下求索，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忽而小说，忽而诗歌，忽而论文，忽而时文，蹉跎经年，一事无成。于是，就有老同志痛心疾首曰：“几年下来，一篇像样的东西也写不出来，这叫做的什么文字工作嘛！”
闻听此言，觉得非常惭愧、非常自责、非常无地自容。老同志那下拉的嘴角、鄙夷的神色、轻慢的口吻，一直让我铭记在心。暗想：要是不干出点儿样来，真对不起他老人家的无情鞭策和当头棒喝。于是，就悬梁刺股、卧薪尝胆，就中午不睡晚上也少睡，写不了大的，写小的！写不了长的，写短的！写不了深的，写浅的！别说一年弄不出一篇不行，就是一个月弄不出一篇也不行。如此苛刻地要求自己，自然有了动力、有了约束，少了脂肪，多了成果。没几年工夫，居然可以发点不成样子的小东西了。有一阵子运气好，前后两个月的投稿，竟然在同一天的同一家报纸发表了。
老同志见状非但不欣慰、不鼓励，反而更加痛心疾首，更加恨铁不成钢了：“每天发一篇，这叫做什么文字工作嘛！我连每天拉一泡屎尚且有困难，文章怎能天天有呢？年轻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每天一篇……唉——”老同志的一声长叹，叹出了我的不堪造就、不可救药、不足与论。
这可真把我搞糊涂了：一年不写（其实只是未发表而已）一篇不行，每天都发（又不是每天写一篇）一篇也不行，进亦忧，退亦忧，那么多长时间来一篇才合他老人家的意呢？你逍遥他不高兴，你努力他也不高兴，这叫年轻人如何是好呢？
既然没有主张，索性看看他老人家自己是怎么做的。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家走过的路比咱走过的桥还多，吃过的盐比咱吃过的饭还多，总有可效法之处吧。然而一看之下才恍然大悟：这位先生搞了一辈子文字工作，冷板凳坐了何止十年，而文章是否句句不空还是个问题。更令人尴尬的是，他阁下似乎永远崇尚“述而不作”的古训，下决心甘当“青年导师”。因为谁也说不清他著作几许，文章几何，从未见过此公在任何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任何文章。每天一篇这种浅薄的勾当当然不屑为之，十年一箭的苦活好像也不打算蛮干。十年的板凳坐到第三年，他想闹个恋爱谈谈；坐到第五年，想弄点碎银花花；坐到第八年，又想混个处长当当。如此这般，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一年又一年，真正到了第N个十年，恐怕只能抓点儿小药吃吃了。
刚到单位时，不才还是个风华正茂的毛头小子，转眼也“四张半”了。虽然不时有新来的年轻人叫我“老师”，但我丝毫找不到做“青年导师”的感觉，也从来不敢恭维那种可笑的感觉。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有年轻人的龙腾虎跃、生机勃发，但我要求自己保持年轻人的心态，为每一丝微风感动，为每一缕浮云畅想，在少女的笑声中感受甜美，在青年的律动中把握青春。最最起码的，是永远不要有九斤老太心理，总是以挑剔的眼光看年轻人，在人家的幼稚和单纯中寻找滑稽的优越感。
曾经看过一幅温馨的法国漫画：斑马线上，两个忘情的年轻人在热吻。斑马线后，一长串汽车等在那里。靠前的司机使劲地按喇叭，后面一位老者从车中探出头来，大声地对那个司机喊：“嘿，你没年轻过吗！”我当然不赞成在马路中间表演接吻，既妨碍交通，自己也不安全。但我非常欣赏那位老者的尊重人、理解人、体谅人。有一天我也会成为步履蹒跚的老者，我希望自己也能像这个老人一样可爱。
（原载《大河报》2006年８月17日）
乒乓启示录
同学某君，是个文武双全的能人，在地方上做着相当级别的官员。此公为人正直忠厚，性格豪爽大方，办事果断干练，一手锦绣文章。紧张工作之余，此公有三好：好读书思考，好搜集奇石，好打乒乓球。来党校学习以后，奇石无处可寻，而读书打球正当其时、正当其地，所以愈发加紧操练，务使身心俱上台阶。
读书依然常有顿悟，所谈观感常能启发同学、触动老师，为众人钦羡，此公欣欣然。而乒乓大战却不尽如人意，几度交手，胜少负多，最终铩羽而归，让此公心生疑窦：曾几何时，兄弟在地方上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打遍方圆几百里，从未遭遇像样对手，何等风光！不想来此区区校园，却屡战屡败，似乎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老太太抹红嘴唇——给点颜色瞧瞧”，这让此公略感挫折。
好在聪明人毕竟是聪明人，冷静之后很快就悟出其中道理：兄弟在地方上贵为一号首长，虽然自己从不把这种身份带到球场，但任何对手都不能不以下级心态和自己交手。结果自然是屡战屡胜、“球技无人能及”。而来到党校以后，对手情形大不相同，不管原来担任什么职务，现在都是平起平坐的同学，打球就是打球，没有任何球场外的负担，真实水平立现！却原来，不是自己在当地球技第一，而是地位第一，所以无人敢胜。久而久之，假象变成现实，真以为自己天下第一了。
同学的顿悟，让我想到培根的名言：“居高位者是三重的仆役：君王或国家的仆役；名声的仆役；事业的仆役。”我想补充一条：其实更是地位的仆役。世人往往羡慕高位带来的种种好处，而我以为，好处之外，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难处”和“苦恼”——
一方面，因为居高位，自己的一切都变得强势起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文史哲、政经法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讲政治，是出色的政治家；搞经济，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当干部，更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公仆；哪怕是唱歌打球，也是一把好手。张三李四固然不如自己，王五陈六更是望尘莫及。另一方面，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可疑起来：听不到真话，得不到真爱，摸不到真情，找不到真友谊。获胜的时候，很难确定到底是实力的胜出，还是地位的超越；受到赞扬的时候，不知是真心的称颂，还是肉麻的吹捧。因位居高位，要忍受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寂寞，也要忍受门庭若市的虚假热闹；忽而被人吹捧到天上，忽而被人贬损到地下，判断真假的难度大了，做人做事的成本高了，享受生活的代价成几何级数上升了……
初上高位的人，多半还有必要的谦逊和真诚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并不那么全面、那么优秀、那么所向披靡。但架不住天天有奸佞小人围在身边吹捧：你高啊！你高！这样的吹捧听多了，不少人就要昏昏然，以为自己就是出类拔萃，就是非同凡响。三天听不到奉承之辞，还很不习惯了呢。能像我的同学这样冷静反思自己、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的人委实不多。
当然，如果说做下属的人都是势利小人、奸佞之徒，显然是污蔑群众。群众有群众的难处，在人屋檐下，没法不低头。即便再木讷的人，有时也不得不违心说点好话、做点丑态。这是居高位者的威严决定的，不是小人物的道德品质驱使的。史书上记载，太监陪慈禧太后下棋，一时兴起，妄言“老佛爷，我杀您老人家的马”。不想老佛爷那天心情不好，闻言大怒：“你杀我的马？我他妈的杀你全家！”另有解密档案记载，前苏联某高官视察现代艺术馆，对所展作品评头品足。可惜高官对现代艺术并不在行，所论不免驴唇不对马嘴。冬烘的老馆长实在听不下去了，奉劝高官谨言慎行，不要乱发议论、贻笑大方。高官十分不悦，登时发作曰：“过去我也许不懂，现在当了书记难道还不懂吗？”你看，当了书记就什么都懂，谁还敢说他不懂？
虚荣心人人都有，也算是人性中普遍的弱点吧。如果只是普通百姓一个，这点虚荣危害不大；如果贵为一方诸侯，这点虚荣一经膨胀，就可能演化出亲小人、远贤臣、造祸一方的严重后果。明白不是当了高官就什么都懂的道理，能使我的同学更加清醒理智，更好地对待自己、对待下属、对待群众，相信也同样会使理智健全的其他官员有所感悟吧。人这一辈子，遇到真正的对手不易，居高位者尤其需要发现真对手、善待真对手，在真实的对决中尊重对手、壮大自己、发展事业。
（原载《人民论坛》2006年第8期）
“舟”“水”辩证
常常听到“舟水之论”。古往今来，不绝如缕。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唐代陆贽《奉天论延访朝臣表》：“故喻君为舟，喻人为水，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历代“明君”常以此自勉。然而究其实，还是把人民当成工具而已。“载舟”也罢，“覆舟”也罢，无非是自己凌驾其上，人民匍匐其下。“载舟”是福水，“覆舟”是祸水，毕竟是“水”，不是“舟”，是被动工具而已。
在封建社会，不要说皇帝和黎民百姓的关系，就是所谓君臣关系，也是天地两重天的。而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舟水理论比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很不妥了。起码从理论上讲，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公仆，是人民群众授权管理国家事务的人。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充其量是被选出的代表与其委托人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理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成为一体，是与人民群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舟水理论貌似心忧社稷，好像时时心里装着群众。实际上还是在重视群众作用的名义下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希望群众“载舟”，害怕群众“覆舟”，害怕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这种功利之心，算计之意，典型地反映了实用主义的心态，与共产党的宗旨相去甚远。
一言以蔽之，“载舟”为了什么？“覆舟”怕的是什么？这才是根本所在。“载舟”而不为人民服务，整天凌驾于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花天酒地，腐败透顶，这样的“烂舟”就算人民不“覆”，自己不也要完蛋吗？
（原载《四川文学》2006年第10期）
“国奥队” 打架后思录
踢过足球没打过架的，不多；打过架不问青红皂白，要么死不认错，要么胡乱认错的，也不多。而这两不多，在中国足球界可以直接表述成“两多”。前不久在英国访问的中国国奥足球队，就上演了一回“全武行”。在那个叫做英国女王公园巡游者队个别流氓球员的不断挑衅下，我方球员被迫反击，场面煞是混乱。结果是：两名中国球员遭重创，当晚中国队领队在中国足协直接授意下，火速向球迷和媒体道歉，表现出少见的高效率。一时间，国内外媒体议论纷纷，谴责之声不绝于耳。随后不久又传出新说：打架事件责任不在中方，匆忙道歉授人以柄，很是被动。
作为踢过多年足球的业余足球爱好者，当初看电视新闻时我就十分不解：英方球员动作之大、球风之粗野，已远远超出规则允许的范围。其恶意犯规、肆意挑衅的意图十分明显。我方球员奋起反击前，英方球员还在背后连续踢人，而那个所谓的“职业裁判”却视而不见，这是导致冲突的直接原因。更令我不解的是，据说中国队早就知道那是一支以球风粗野闻名英伦的“垃圾球队”，事先就告诫自己的队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好像我们到英国去就是为了磨炼耐性、忍辱负重，做一个“人家打你左脸，再把右脸送过去”的圣徒，而不是去培养性格刚猛、骁勇善战的足球战士。打架事件发生时，中国足协的衮衮诸公就在现场，对场上局面一目了然，稍有足球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其中的是非曲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莫名其妙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匆忙道歉，不知是习惯性地沿袭了“只要打架就天然不对”的传统观念，还是生怕得罪了“洋大人”，抑或是自觉奉行遇事不问是非、关键是“争取主动”的市侩哲学？总之，我在那低声下气的道歉当中感到一种屈辱、一种困惑、一种无可名状的悲愤。
毫无疑问，没人赞赏球场暴力，没人主张把足球场变成拳击场。国奥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适当的责任，作必要的解释甚至道歉，但那必须建立在事实清楚、是非明确的前提下。不能脱离引发事件的具体原因、违背基本的是非判断作纯抽象的自我批评。“损害国家形象”之类的大帽子，我看就很值得商榷。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君子风度，是顾全大局，自然也是维护国家形象。而据理力争、奋起反抗，却是有损国家形象，这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混账逻辑，难道我们刻意维护的是屈辱卑微、孱弱不堪的国家形象？是奴性十足、逆来顺受的国家形象？
近代以降，中华民族遭受了太多的屈辱。国力的衰败，不能不说与民族精神的孱弱直接相关。我们的“温柔敦厚”，我们的“温、良、恭、俭、让”，原本都是美德，但常常走到极端，使民族性格逐渐趋于弱化。我不敢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教人软弱的文化，但传统文化中的确存在许多叫人不敢恭维的糟粕。这种糟粕的积淀，使我们的性格缺乏勇猛刚强的一面，谦和有余，血性不足。不仅如此，在价值判断上，常常以无限忍让为美德，自欺欺人地以为“退一步天高地厚，忍一层海阔天空”。遗憾的是，这种唾面自干的所谓“美德”，在激烈的竞争中，常常不为国际社会所买账。人家不仅不以为美，反而认为中国人软弱可欺。这次国奥队的匆忙道歉，就非常典型地暴露了这种丑陋的价值观念导致的后果：不仅没能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反而授人以柄、陷自己于被动和屈辱。
或许我扯得有些远了，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生拉硬扯。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力日益强盛，我们的外交更加有能力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感情，每个中华儿女都为祖国的强盛感到骄傲和自豪。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奉行多年的一些所谓“传统观念”，到了需要彻底反思的时候了。
同是青春年少，同样血气方刚，又加激烈碰撞，偶尔情绪失控，甚或老拳相向，这在足球场上其实都很正常。人的成长需要时间，文化修养不高、自控能力不强的球员成熟需要更长的时间。如何对待和处理球员成长中的过失，其实不仅涉及球队的实力，更关乎球员人格的健全。笔者当年踢球时，也经常情绪失控。所幸的是，我们拥有一个很好的教练。在平时的训练中，他反复要求我们不许恶意犯规，养成良好的踢球习惯。同时明确告诉我们：可能会遭遇什么样的恶意犯规、应当怎样应对。他甚至借用毛主席的话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允许主动打架，但事态一旦失控，就一定要善于保护自己、战胜对手，这其实也是球队实力的一部分！”这种超乎常规的教育，不仅没有使我们成为一支野蛮冲动的垃圾球队，反而造就了一群性格刚烈、作风剽悍的男子汉。
世界杯赛齐达内头撞马特拉齐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有趣的是，我们中国舆论的基调是：齐达内由于自己一时的冲动葬送了法国队。而法国媒体和百姓几乎众口一词赞扬齐达内。在他们的观念中，球队的名次、国家的荣誉固然重要，但人的尊严更加重要。当别人喋喋不休地羞辱你的妻子和姐妹时，你还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还叫男人吗？那样的男人组成的球队能够维护祖国的荣誉和尊严吗？
这样的观念差异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原载《联合时报》2007年４月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