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军队是一两天内就会到的；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必须立刻想法。是一师兵呢，不是玩的。住，还有办法，四乡茧厂和寺庙，都可以借一借；困的稻草，有点勉强了；就是“吃”没有办法。供应一万多人的伙食，就算一天罢，也得几千块钱呀！自从甲子年③以来，镇上商会办这供应过路军队酒饭的差使，少说也有十次了；没一次不是说“相烦垫借”，然而没一次不是吃过了揩揩嘴巴就开拔，没有方法去讨。向来“过路”的军队，少者一连人，至多不过一团，一两天的酒饭，商店公摊，照例四家当铺三家钱庄是每家一百，其余十元二十元乃至一元两元不等，这样就应付过去了。但现在当铺只剩一个，钱庄也少了一家（新近倒闭了一家），出钱的主儿是少了，兵却多，可怎么办呢？听说商会讨论到半夜，结果是议定垫付后在“国难捐”项下照扣。他们这一次不肯再额外报效了！
到第二天正午，“两脚新闻报”跑来对我说道：
“气死人呢！总当作是开出去帮助十九路军打东洋人，哪里知道反是前线开下来的。前线兵多，东洋人有闲话，停战会议要弄僵，所以都退到内地来了。这不是笑话？”
听说不是开出去打东洋人，我并不觉得诧异；我所十分惊佩的是镇上的小商人办差的手腕居然非常敏捷，譬如那足够万把人困觉的稻草在一夜之间就办好了。到他们没有了这种咄嗟立办的能力时，光景镇上的老百姓也已流徙过半罢？——我这么想。
又过了一个下午又一夜，县里的电话又来：说是那一师人临时转调海宁，不到我们镇上来了。于是大家都松一口气：不来顶好！
却是因为有了这一番事，商会里对于“国难捐”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交换条件——不是向县里或省里提出，而是向本镇的区长和公安局长。这条件是：年年照例有的“香市”如果禁止，商界就不缴“国难捐”。
“香市”就是阴历三月初一起，十五日为止的土地庙的“庙会”式的临时市场。乡下人都来烧香，祈神赐福，——蚕好，趁便逛一下。在这“香市”中，有各式卖耍货的摊子，各式打拳头变戏法傀儡戏髦儿戏等等；乡下人在此把口袋里的钱花光，就回去准备那辛苦的蚕事了。年年当这“香市”半个月工夫，镇上铺子里的生意也联带热闹。今年为的地方上不太平，所以早就出示禁止，现在商会里却借“国难捐”的题目要求取消禁令，这意思就是：给我们赚几文，我们才能够付捐。换一句话说：我们可生不出钱来，除非在乡下人身上想法。而用“香市”来引诱乡下人多花几文，当然是文明不过的办法。
“香市”举行了，但镇上的商人们还是失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乡下人再没有闲钱来逛“香市”，他们连日用必需品都只好拼着不用了。
我想：要是今年秋收不好，那么，这镇上的小商人将怎么办哪？他们是时代转变中的不幸者，但他们又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制度拥护者；虽然他们身受军阀的剥削，钱庄老板的压迫，可是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剥削都如数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盼望农民有钱就像他们盼望自己一样。然而时代的轮子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前转，乡镇小商人的破产是不能以年计，只能以月计了！
我觉得他们比之农民更其没有出路。
（原载1932年8月1日《现代》第1卷第4期）
①国联调查团：1932年4月，国际联盟派英国贵族李顿（V Lytton）率调查团来我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件。
②甲子年：这里指1924年。这年9月，曾发生齐卢战争（或称江浙战争）。
③黄警顽：上海市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员。
我所见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那年，我在K府中学读书。校长是革命党，教员中间也有大半是革命党；但这都是直到K府光复以后他们都做了“革命官”，我们学生方才知道。平日上课的时候，他们是一点革命色彩都没有流露过。那时的官府大概也不注意他们。因为那时候革命党的幌子是没有辫子，我们的几位教员虽则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早把辫子剪掉，然而他们都装了假辫子上课堂，有几位则竟把头发留得尺把长，连假辫子都用不到了。
有一位体操教员是台州人，在教员中间有“憨大”之目。“武汉起义”的消息传来了以后，是这位体操教员最忍俊不住，表示了一点兴奋。他是唯一的不装假辫子的教员。可是他平日倒并不像那几位装假辫子教员似的，热心地劝学生剪发。在辛亥那年春天，已经有好几个学生为的说出了话不好下台，赌气似的把头发剪掉了。当时有两位装假辫子的教员到自修室中看见了，曾经拍掌表示高兴。但后来，那几位剪发的同学，到底又把剪下来的辫子钉在瓜皮帽上，就那么常常戴着那瓜皮帽。辫子和革命的关系，光景我们大家都有点默喻。可是我现在不能不说，我的那几位假辫子同学在那时一定更感到革命的需要。因为光着头钻在被窝里睡了一夜何等舒服，第二天起来却不得不戴上那顶拖尾巴的瓜皮帽，还得时时提防顽皮的同学冷不防在背后揪一把，这样的情形，请你试想，还忍受得下么，还能不巴望革命赶快来么？
所以武汉起义的消息来了后，K府中学的人总有一大半是关心的。那时上海有几种很肯登载革命消息的报纸。我们都很想看这些报纸。不幸K城的派报处都不敢贩卖。然而装假辫子的教员那里，偶尔有一份隔日的，据说是朋友从上海带来的，宝贝似的不肯轻易拿给学生们瞧，报上有什么消息，他们也不肯多讲。平日他们常喜欢来自修室闲谈，这时候他们有点像要躲人了。
只有那体操教员是例外。他倒常来自修室中闲谈了。可是他所知道的消息也不多。学生们都觉得不满足。
忽然有一天，一个学生到东门外火车站上闲逛，却带了一张禁品的上海报。这比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还哄动！许多好事的同学攒住了那位“哥伦布”盘问了半天，才知道那稀罕的上海报是从车上茶房手里转买来的。于是以后每天就有些热心的同学义务地到车站上守候上海车来，钻上车去找茶房。不久又知道车上的茶房并非偷贩违禁的报，不过把客人丢下的报纸拾来赚几个“外快”罢了。于是我们校里的“买报队”就直接向车上的客人买。
于是消息灵通了，天天是胜利。然而还照常上课。体操教员也到车站上去“买报”。有一次，我和两三个同学在车站上碰到了他，我们一同回校；在路上，他操着半乡音官话的“普通话”忽然对我们说：
“现在，你们几位的辫子要剪掉了！”
说着，他就哈哈大笑。
过后不多几天，车站上紧起来了，“买报”那样的事，也不行了。但是我们大家好像都得了无线电似的，知道那一定是“著著胜利”。城里米店首先涨价。校内的庶务员说城里的存米只够一月，而且学校的存米只够一礼拜，有钱也没处去买。
接着，学校就宣布了临时放假。大家回家。
我回到家里，才知道家乡的谣言比K城更多。而最使人心汹汹的是大清银行的钞票不通用了。本地的官是一个旗人，现在是没有威风了，有人传说他日夜捧着一箱子大清银行的钞票在衙门上房里哭。
上海光复的消息也当真来了。旗人官儿就此溜走。再过一天，本地的一个富家儿——出名是“傻子”而且是“新派”，——跑进小学校里拿一块白布被单当作旗挂在校门口，于是这小镇也算光复了！
这时也就有若干人勇敢地革去了辫子。
我所见的辛亥革命就这么着处处离不了辫子。
（原载1933年10月1日《中学生》第38期）